2008年9月9日上午，世界中国学论坛第八分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就“社会政策与共同服务”问题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

　　中国某知名学者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社会政策变化。与普遍强调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论点不同，该学者认为从社会意义上来讲，中国改革起点实际上是阶级阶层政策的调整，中国在改革过程中于20世纪80年代形成“社会发展”的理念，在90年代形成以增进效率为取向的社会政策体系，这一体系包括在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社会福利、劳动就业、人口生育、教育医疗、社会流动、城乡管理等方面的一系列社会政策。进入新世纪以后，面对社会发展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就业困难、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新挑战，逐步形成以社会公正和社会和谐为取向的社会政策新体系。其他五位与会专家学者则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我国社会政策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1、中国政府自本世纪初就致力于建立起一套以收入为考量的社会救助体系，目前有2200万城镇居民受惠于社会援助，是全世界最庞大的低保人群规模。社会救助体制已成为城镇贫困人口的“安全网”和“负面情绪吸纳器”。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建立了特有的街道社区层面的低保发放操作原则，其优点是节约成本而且灵活，但缺点在于国家难以实现统一管理和控制，且低保资格认定过程中的人情因素和领导个人偏好因素难以避免，容易导致“街道官僚”。要提高低保的效能，关键在于能否结合其他扶贫的援助措施，包括医疗、教育、住房等。

　　2、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总人口达到13.1448亿人，出生率降低到12.09‰，死亡率降低到6.81‰，自然增长率降低到5.28‰。根据预测，到2015-1016年，15～64岁劳动力人口的供给将出现负增长，人口红利的局面最多维持十年左右，我国面临“未富先老”的压力。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和社会养老制度的不完善致使我们养老压力重重，与之相伴随的是低成本劳动力时代的终结，人口素质问题迫在眉睫。与之相应，人口政策必须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在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变。

　　3、据估计截止2007年，我国有1200万农民工，他们的社会管理问题日趋严峻。相对剥夺感决定了农民工利益抗争行动的程度，农民工二代因为无从事农业的经历和农村生活经验，缺乏与农村生活相比较而获得的满意感，因而可能产生更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另外，教育程度越高、打工朋友越多、年龄越小、集体居住和没有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更趋向于采取体制外投诉行为。因此，劳动关系的制度化非常重要，制度化才能使农民工在法律和制度框架内寻求解决劳资纷争和进行理性抗争成为可能，减少社会成本。同时，将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援助制度覆盖到农民工也是社会政策的发展方向之一。

　　4、2006年，中国的粗离婚率（每1000人中的离婚对数）为1.46，比1949年增长了4.4倍。离婚将严重影响儿童的福利，使孩子产生行为偏差，学习成绩下降，与父母亲感情疏离，情感和人际关系更容易出问题。同时，离婚家庭长大的孩子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及收入都更低，且更容易有离婚倾向。在美国，每年离婚将造成社会112亿美元（7650亿人民币）的经济损失。因而，在社会政策层面制定家庭政策、儿童政策，让每个人生活在和谐的家庭中可以极大地减少社会治理成本，也是提升个体福利的最直接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