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社会学教授吉尔德·德兰逊（Delanty, Gerard）指出，现代化模式在世界上的实现其实是具有多样性的。现代化的过程是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三个主体的互动过程，正是这三种互动，才使社会具有自我转型的能力。美国与欧洲的模式不一样，中国与欧美之间的模式也不一样。在欧洲，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对于资本主义或者说资本的力量构成了一定程度的抑制；而在美国，在促进公民社会发展的同时，市场的力量也是大行其道。在中国，则是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国家的力量紧密结合。进入新世纪后，各种现代化模式都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欧洲需要更加紧密地形成各国之间的有效关系，而在中国，如何让市场的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使得中国进一步和世界接轨；如何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团结稳定，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Zhang, Wei-wei）认为，中国经过三十年巨变，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伴随着不少问题和非议。中国模式有很多问题，但却是最不坏的发展模式。中国经济的大规模增长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经济模式成功避免了亚洲“金融危机”和“休克疗法”的困扰。当然，在经济发展中，中国一直因为贫富差距、环境污染以及腐败问题备受指责。然而问题在于：发展中国家是否有权利把消除贫困放在首位？发展中国家是否可以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寻找合适的发展模式？发展中国家是否可以在发展中形成自身的价值观？西方式的政治话语无法解决当前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中国崛起的过程也是软实力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国应和西方一道，成为新制度的共同设计者、建造者，而不是作为西方主导国际体系下的跟随者。当前的很多全球性问题的研究与解决需要中国参与。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Zheng, Yongnian）认为，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有很多共同之处。中国模式并非不接受西方的民主、人权。中国模式是开放的，如果把中国模式放入东亚，就会发现东亚国家都是发展在先，分配在后，这是符合东亚历史逻辑的。这种模式在非洲也很受欢迎，因为西方模式在非洲的推行并不成功。

　　韩国首尔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李根（Lee, Keun）通过中韩比较分析中国模式，认为中国在改革早期的情况比韩国好，经济发展稳定，国际贸易呈现规模效应。但目前韩国的收入平等性、农村劳动力问题以及民主政治改革方面要更胜一筹。中国要躲过“昙花一现”的发展劫数，可以借鉴一些韩国的经验，加大R&D投入，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培育大的本土公司以保证国内经济持续增长；加强教育，促进城市服务行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