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学者弗拉基米尔.米亚斯尼克夫（Myasnikov, Vlsdimir）认为，中国学实际上是东方学的一部分。东方学可以分成几个阶段，开始于14世纪到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寻找东方，开辟海上通道，着手研究东方的政治、经济、地理、风俗，这些构成东方学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17到18世纪，这个阶段欧洲和东方贸易来往增多，欧洲国家客观上需要专家了解东方的语言、风俗和文化。而翻译中国的著作成为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比如当时的俄国就是借助翻译的《满洲通志》来了解中国的政治、军事和生活。这个阶段一直延续到19世纪，翻译的重点也转移到汉语著作。当然，欧洲的东方学研究实际上包含了许多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19世纪后期，欧洲中心主义才逐步淡化。东方学专家们开始能够从中国的角度来了解中国，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俄罗斯横跨亚洲和欧洲，汉学家斯尔洛夫斯帝能克服欧洲中心主义的弊病，专门研究中国的历史，同时关注中国古典文学。

　　米亚斯尼克夫认为，实际上欧洲和俄国的东方学并不能满足当时时代的需要。而且当时的东方学还不是一个确定的学科(1889)，因为这个学科没有特别的目标，也没有特别的技巧或方法，更多的是直接从中国或欧洲的语言中转述过来，研究深度有限。可以想见，这个意义上的东方学并不景气。进入20世纪以后，才逐渐发展出跨学科的中国学研究。这是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汉学和中国学实际上已经出现分化，包括哲学、考古学、文化研究、东方历史、东方区域研究、货币学等等。之后的东方学也更加细化，包括了对社会的研究和文化的研究等等。文化实际上成了一个大的框架，它帮助我们对不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专业化研究进行必要的综合，增进我们对于有关研究对象的了解。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整个学术界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不断深入。大文化的视野更加看重对中国进行整体性观照。到21世纪，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跨文化研究倾注了更多的热情和努力，而中国学正是这种趋势的具体体现。我们很有必要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及其精神品格，否则无法理解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创造的成绩。文化和哲学方面的综合性研究对整个中国学的作用是指导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