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东亚研究所教授叶文心（Yeh, Wenhsin）认为，1945年以后西方尤其是北美的中国学在近现代部分往往受冷战思维的影响。今天的中国已远远超出1900年的欧洲或1945年的美国所能想像的范围，所以无论是研究范式还是基本假设都需要进一步反思。这里只能就新近接触的有关中国近代史著作谈一些想法。这些著作实际上正在挑战已有的命题和叙述。按照一般的认识，中国近代化的主要意义是追求科学知识，科技救国。可最近出现了一批以宗教内容为主题的叙述，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化进程并没有完全放弃对宗教和形而上的追求。这个观点与科技救国不同。此其一。其二，过去的叙述往往把重点放在纵向的历史性叙述上。近来很多著作把重点转移到对空间性质的分析上，比如像《城市与乡村》这样的作品，分析各种不同的空间配置背后所代表的权力或是文化架构的意义，叙述走向多元。很多学者往往以多元、多宗教、多语言、跨国界的角度对中国进行区域性分析。这是一个趋势。

　　另外一个研究趋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研究似乎逐渐趋于边缘化，而以城市网络或是以经济、人口网络作为主体的研究逐渐兴起。对欧亚大陆的兴趣尤其对中亚的认识强调得比以往更多了。这跟以往把中国发展的动力放在海洋帝国的兴起形成对比。也就是说研究者开始把中国看作与亚洲邻国有更多内在结合的国家，而不单纯想象成一个追求西化的国家。如果真的如学者分析的那样，西式现代化不再是中国近代史的主题需要，那么分析的对象就有可能集中在多元多样权力建构的运作之下，如何达到更高的文明水准等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