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石之瑜认为，二战以后的中国学的历史一直是以英语为母语的研究。一直到最近的10到15年间大家才开始反省以英语为母语发展起来的中国学是不是适合？这样的中国学在理论和方法指导上究竟有没有问题？很多学者试图分析概括英语世界中的中国学特色。中国学研究中其实一直存在争论，其中之一是：中国学研究只是分析中国实在的状态还是为人类普遍法则发掘具体案例？无论如何，他们认为研究成果反映了某种客观事实，与他们本身作为中国研究的学者及其立场没有关系。也就是说研究中国的学者和中国学两者之间是相互独立的，这基本上是从西方而来的学术传统。对这样一种传统的反省，目前基本上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研究对象上的调整，即把中国看作跨区域、跨部门、复杂而重叠的多元现象，不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把中国放进亚洲而削减民族的身份是未来十年中国学研究的趋势。另一方面是研究视角的转换，即由西方学者提出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令人回味的是：关于中国中心的研究观念不是以中国为母语的学者提出来的。

　　因为很多的华裔学者所做的中国学研究需要跟欧美学术界对话，因此他也就以欧美学术研究所理解的为基础而展开。但是我们如果仔细阅读这些华裔尤其是以英语写作的华裔学者，不难发现：表面上他们是在与西方的理论对话，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如此。比如以国情为基础的中国学研究，认为中国经过了49年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一系列成绩和现象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因此不可能借用西方的理论简单地加以解释，而需要从这个改革的过程本身出发加以具体研究，研究结果往往对西方的理论有所修正。所以我们考虑当代中国学的时候需要注意中国、中国学、中国学者这三者相互构成的关系。没有一个中国学可以摆脱中国学者，没有一个中国可以摆脱中国学，没有一个中国学者摆脱中国学。所以真正要反省的不仅是中国学研究方法，还要对中国学研究者进行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