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党群关系，宏观上讲，就是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微观上讲，是指政党与组成社会的各个团体、公民、选民以及自治性组织的关系。党群关系是世界上所有政党都必须高度关注的内容，对于在野的选举型政党来说，处理好党群关系是获得政权的唯一通途；对于执政党来说，处理好党群关系是为了巩固执政基础，扩大执政资源，提高执政能力。因此，研究党群关系的本质是研究政党如何扩大并巩固其领导与执政基础的问题。

　　一般说来，群众也可以作“公众”的含义来理解，既包括包含在“公众”之中的各种群众团体（西方社会一般称为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各种公民自治组织），也包括具有选举权的普通公民，还包括存在于国家与政党之外的舆论机构与大众媒体。因此，党群关系的存在基础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主要体现在政党与公共舆论、政党与利益团体、政党与普通公民、政党与各种自治性组织的错综复杂的网络关系中。

　　1、政党与公众舆论

　　总体来讲，公众舆论会影响到政党提出的公共政策甚至政纲的变化。美国政治学家本杰明·佩奇与罗伯特·夏皮罗的研究发现，如果公众支持某种政策变化，下列情形就会发生：在43%的时间里，美国执政党会发生与舆论变化方向一致的政策变化；在22%的时间里，会发生与舆论变化的方向相背的政策变化；在33%的时间里，政策不发生变化。因此，可以说在2/3的时间里，执政党的政府对舆论的变化作出了反应。如果舆论的变动更加激烈，那么执政党的政府随着公众态度的变化而变化的可能性就要高得多。当然，大量的证据也显示，政党并不会被动地跟随在媒体的后面，等待媒体去影响公众舆论，相反，政党会采取各种积极手段去影响媒体，从而影响公众舆论。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选举年，政党的表现特别充分，由政党通过付费倡议广告、各种公益广告或者直接控制媒体，营造有利于本党选情的工作舆论氛围。当然，由于传播媒介的作用，政党已经部分地丧失了其教育民众与影响民众的功能，今天，几乎所有的政党都学会了如何与媒体打交道，从而掌握公众舆论的动向。不仅如此，政党还会自己生产舆论，成立相应的调查研究机构，制造对本党有利的民意调查。

　　2、政党与利益团体

　　利益团体政治在许多西方国家被看成政治生活中的常态。罗伯特·达尔高度评价了美国政治的利益团体政治，认为惟有这样的“多头政治”才能导致民主政体的稳定和发展。戴维·杜鲁门仔细分析了美国19世纪30年代利益团体政治的特征与过程，指出它们的区别在于：利益团体并不直接谋取政权，但是利益团体往往会通过“接近”的方式去影响政党候选人，从而影响执掌政权后执政党的公共政策。因此，在现代西方政党政治中，政党天然与利益集团联系在一起，甚至，利益集团成为政党的后援组织，是争取选票的有利武器。在日本，利益团体对日本政党政治的影响也非常深刻。如日本自民党与日本农业协同组合（简称“农协”）关系密切。自民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出台了众多振兴农业的政策，其势力自然渗透进农村地区，“农协”成为自民党在广大农村的基层后备组织，也是自民党在农村地区获取选票的重要后援力量。在许多国家的政党政治，都存在着利益集团，只不过在有些国家，利益集团的活动得到法律允许，是公开的；有些国家的利益集团是隐性的，没有得到法律允许，是地下的。前者如美国、日本等过，后者如前苏联和一些发展中国家。

　　3、政党与普通公民

　　政党与普通公民的关系是党群关系中的最重要的关系，这是从理论上讲的。但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公民结社的兴起，现代政党在与普通公民发生联系时往往需要通过各种公民组织这个中介，各自联系一部分人民群众。除此之外，政党与普通公民的联系渠道主要依赖于政党的党员与政党的基层组织。党员是政党的细胞，也是政党的旗帜，普通公民往往通过对普通党员的观察来判断一个政党的形象及其生命力。因此，几乎所有的政党或者通过严格的纪律要求普通党员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或者通过激励或道德说教要求普通党员在基层参加党的各项工作，从而影响基层群众。如在美国的地方选举中，基层党员充当基层组织的志愿者，分发各种各样的宣传品，并打探选举的投票结果；日本自民党在后援会的某些基层组织中大量培养基层的义工，起着连接政党与普通群众感情的作用；欧洲的社会民主党除了在党纲上宣扬自己与各阶层的联系，也依赖于大量的基层组织党员去发动基层群众，以支持自己的党纲或具体行动。例如，在世纪之交的法国大选中，具有新纳粹性质的勒庞首轮出人意料地击败社会党，顿时引起了左右派的共同警觉，双方都把阻止新纳粹上台作为底线，在决胜的第二轮投票中，左派的社会党立刻发动群众走向投票站，号召自己的选民把票投给右派主流的保卫共和联盟，终止了具有法西斯倾向并狂热排斥新移民的极右翼党派夺取国家政权。

　　4、政党与各种自治组织

　　自治组织的大量出现是20世纪末期全世界政治发展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所谓自治组织也称为政府以外的治理单位，目前，一场全球性的“社团革命”正在悄悄兴起。从北美、欧亚大陆发达国家到非洲、拉美和前苏联集团的发展中国家，民众正在创建各种社团、基金会和类似的组织，开展人道服务，促进基层社会经济发展，防止环境退化，保障公民权利，追求国家先前未曾实现或者压根忽视不管的种种目标。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塞拉蒙教授认为，“全球社团革命”对20世纪晚期的意义，也许如同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19世纪晚期的意义一样大。”这些自治组织的大量出现，对政党的影响巨大。正是因为这些自治组织的出现，政党的利益表达、社会化与动员、精英形成与录用等功能上受到了挑战，普通民众并不需要在政党中生活也可以通过自治组织谋求利益表达。由此，所谓“政党衰落”成为20世纪末期困扰政党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政党开始学会与各种自治组织打交道，一方面政党必须通过这些自治组织来联系一部分群众，如通过使党员参加到自治组织中去的办法来加强政党对这些组织的领导；另一方面，执政党也通过各种立法手段来规范自治组织的行为，通过设定影响社会重大问题的“各种议程”、通过控制媒体等方式来影响自治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