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桥

　　董桥，福建晋江人，1942年生。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毕业，曾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研究多年。历任《今日世界》丛书部编辑、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制作人及时事评论、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读者文摘》总编辑等职，现任香港一日报社长。

　　董桥历年在台湾出版的文集包括《另外一种心情》（远景）、《这一代的事》、《跟中国的梦赛跑》（均为圆神）、《辩证法的黄昏》（当代）等以及翻译书籍多种。另外在香港、北京、杭州、广州、天津、成都、上海及沈阳出版文集十多种。

　　到香港中环著名的中银大厦，叫一辆出租车，不过十分钟即到达香港作家董桥所在的香港半山区。

　　最初读董桥的书，有惊喜，《文字是肉做的》、《这一代的事》、《书城黄昏即事》等，与当时内地多数写作者单调直白的随笔相比，自有一种意境与巧思，恰如董桥自己所说的“追摹博杂，然后学雅”，其中一些文字得自传统处极多，然而读多了，问题也就来了，董桥的文章长处在雅，短处似乎也在雅，因为作者过于渲染那样的雅，过于渲染“旧时月色”，偏爱“飞案桃花只浮砚水”的意境，乃至于沉迷其中不能自拔，就像一直住在人工的假山园林中，总觉得少了些天然之气。况且，董桥总喜欢在文中夹杂太多的英文，于是渐渐也就放下了。

　　后来读到一位朋友私下讨论董桥的文字，才有些吃惊，顿时反思起自己的武断：“一位周先生评论董桥称其满足于‘将自己伟大的天赋用于渺小的目的’，这只是因为周先生没有读到董桥为‘伟大的目的’而写的文章。明白这一点，对董的‘非议’，如董桥有‘肤浅的文字优越感’，‘丧志到底的小文人’等，就不是对董桥说的话，而是对董桥的残缺不全的影子说的话了。这不怪周先生，也很难怪那些董文选本的编者，我们干脆就谁也不怪了吧。董桥在香港报纸开有‘时事小景’，在这个专栏里他写的当然不是有腔有调又吼又叫的文学，但也不只是‘肉做的文字’，不只是‘风格迷人，春色正好，触眼均是香车美女’，更不是论者断定的缺乏‘使命感’的文学。几年间两岸三地多少大事其实都在董桥笔底，不过他不写我们熟悉的社论，他只以自己的方式说该说的话。”

　　言外之意，其实是有着另一个董桥的。

　　到香港时，在湾仔淘书，终于淘得几本港版董桥文集，灯下捧读———这个董桥果然与印象里的董桥不尽相同，他可以建议当时的政府负责人“该读几本闲书了”，他可以从鲁迅旧居的枣树感叹“一国两制”，可以对金庸在杭州的访谈觉得不是味道而在文中反嘲“查先生前进得很”，真是意气风发，几乎让人怀疑这是不是那个躲进小楼赏古砚的董桥。

　　或许，这些是需要董桥自己当面解疑的———那天和董桥在电话里约访谈，他说：“到我家里来吧，这样随意些。”约定的时间是下午4点，自己提前了一些，下午3点50分，到半山区24楼的他家，揿响门铃，门开时，只见长长的客厅那头，瘦瘦高高的董桥正忙着穿一件黑色衣服，看到我，意料之中，然而似又有些意外，微笑着点头，匆匆把自己让进客厅沙发上，才说：“哎呀，和你约好的4点啊。”端来一杯茶，让自己稍等，又到里面不知收拾什么去了。

　　客厅四周全是字画，齐白石的、张大千的、傅抱石的，案头上陈设着紫檀木的小古董，阳台上似乎放着几盆蝴蝶花，面对中银大厦开得粉艳艳的———想象中董桥的家居就应当是这样的。作家出版社新出的董桥新书《故事》所写正是他在字画古董收藏中的经历与情感，从沈从文、张伯驹、张充和、袁寒云等字画的收藏经历中，透露出的“无一不是文化历史的侧影”，他自称那样的故事“仿佛民国初年微微褪了色的绢本团扇，我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还沾得到淡淡一缕幽香，惘然中不无几分忭然。”

　　董桥终于来了，有些歉意地笑着，面对自己坐下，一团和气，言下之意似乎是“刚才的时间不属于你，剩下的时间就是你的了”，自然是从墙上的字画聊起，说起董桥的文字若与这些字画比，和齐白石当然是不同的，有些像张大千，或者说是溥儒，温润居多。董桥似乎并不否定自己这样的观点，说起收藏，顿时眉飞色舞，像个孩子，说：“我刚收了一件竹刻，真是精妙，给你看看吧。”捧出不知是明代还是清代的竹刻笔筒来，紫红得发亮，他的脸色也是红红的，小心翼翼地摩挲给自己看，那种满心的喜悦与沉迷让人觉得这到底是个性情中人。

　　看过了一件，再看一件，又领着自己品赏悬挂在书房里沈从文的条幅、弘一法师的字、张大千的淡墨荷花……几乎所有的字画都是自己喜爱的，他收藏的沈从文章草条幅《赣州八境台》为古风体长诗，笔墨豪劲而古秀，神完气足，几近神品，文字后面那个平淡如水然而又倔强的“乡下人”几乎触手可及。

　　又说起《故事》，说起《从前》，论及中国文化，董桥不时提起胡适之、余英时，语气中满是敬意。他说1960年代在台湾时，参加胡适之的一个演讲会，演讲开始前，外面呼呼地刮着风，他看见窗子没关好，而窗子下坐的都是一些女孩子，有些瑟缩的样子，胡适便走下讲台，问那些女孩子说冷不冷，随后很自然地为她们关上了窗子，“这个细节一直留在我的心里，也一直让我感动，其实我想做的，就是做中国文化的‘关窗人’。”他说。

　　董桥语录精选

　　谈“爱书”

　　人对书真的会有感情，跟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有点像。字典之类的参考书是妻子，常在身边为宜，但翻了一辈子未必可以烂熟。诗词小说只当是可以迷死人的艳遇，事后追忆起来总是甜的。又长又深的学术著作是半老的女人，非打点十二分精神不足以深解；有的当然还有点风韵，最要命是后头还有一大串注文，不肯罢休！至于政治评论、时事杂文等集子，都是现买现卖，不外是青楼上的姑娘，亲热一下也就完了，明天再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藏书家的心事》（《这一代的事》）

　　谈写作

　　写作如练琴，非日日苦练数小时不足以言“基本功夫”；无基本功夫者，虽情感如水龙头一扭而泻，究无水桶盛水，徒然湿洒洒一地水渍耳。一日，有客问中台港三地文风之区别，笑而答曰：大陆文章一概受阉割，枯干无生机乐趣；台湾文章底子甚厚，奈何不知自制，喜服春药，抵死缠绵，不知东方之既白；香港文章则如洋场恶少之拈花惹草，黑发金发左拥右抱，自命风流，却时刻不离保险套，终致香火不传。香火能传最是要紧。———《书窗即事》（《这一代的事》）

　　访谈

　　真正写出一种风格是很难的事

　　东方早报：内地读者对你的印象似乎有些片面，包括这次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专谈收藏的《故事》，或许让不少读者都加深对你固有的印象———那就是认为董桥遗老气太重。你的另一面，比如那些时评的文字，其实并未被内地读者了解。

　　董桥（以下简称董）：我比较倾向传统一面———传统当然有西方的传统，我的教育一半是英文一半是中文，英文教育受得久了，对人生、政治、国家的看法，自然会倾向于西方个人主义，这免不了，我也不想改。

　　我从小在殖民地长大，小时候在南洋，说荷兰话，后来到台湾读书，再后来到香港，这里有个好处———放任，但还是有一个框框在那里，比如《香港基本法》。英国人定下来后，文本不会动，一些东西你可以稍微松动一些，当然英国人也没有给香港人真正的民主。我觉得内地对回归后的香港是比较宽松的。有些东西过去写时评时说得很多了，现在再讲也没什么意思，像我这样的读书人能做什么呢？我已经老了，我就等明年退休以后，收藏、写写字画，写写小说，做自己想做的事，有很多东西我看不顺眼，但时代在变，比如现在到处用电脑，但其实看一本书与看电脑是两回事，书会让人守得住，书有书香，所以我看到黄裳先生、杨绛先生，这些都是我很尊敬的，这样的老人现在很少了。

　　我以前想不通沈从文文章那么好，为什么要放弃写作研究古代服装？现在似乎有些想通了。

　　东方早报：其实沈从文放弃写作内心也是无可奈何的。

　　董：对，现在香港的情况也是这样。朋友太多，讲得多了也不好。

　　东方早报：现在还写时评吗？

　　董：不写了，报纸读者群越来越中产，媒体变了，要让年轻人去做，我和他们说：“你们去闯吧，我只定大的方向。”从人生到工作，再到写作，自己的心态其实是一贯的。东方早报：换句话说，就是你不太在意大陆读者对你的评价？

　　董：是的，文章写出来作者就“死”掉了，写出来人家评那是人家的权利，但自己不用太认真，除了做学问、写文章要认真。我想做的就是遵从自己的内心，你的内心世界可以不受任何人干扰，内心需要培养得越来越好。

　　东方早报：这些观点的形成与现在年龄有没有关系？

　　董：应当有的，年轻时不一定有平和，现在平和多了。你说旧书，上海还可以买到，施蛰存留下很多，我收的是西方的古书，黄裳先生收藏的中国古籍多，他那时的机遇好。

　　东方早报：我觉得你的文字与张大千相品，温润。与齐白石的路子不同，整个风格与大千的风格可能较为相契些。

　　董：是啊，与大千小品，个性决定一切，溥儒你留意过吗？也很好。

　　东方早报：是的，溥儒在宋元画方面下的工夫太深了。对于书画收藏的喜爱，与你练习书法有没有关系？

　　董：应当有关系，我从小就开始练书法，那时写何绍基的字，不过书法太难。上海书画界中，我最好的朋友是刘旦宅，他画的红楼人物真是一绝，书法也好，刘旦宅和大多画家不一样的地方是他用功读书，像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大陆每天出那么多新书，我真正看得下去的很少了。

　　东方早报：是啊，现在出版界急功近利的还是居多。

　　董：余秋雨你觉得怎么样？

　　东方早报：早期挺好的，但后来似乎沉静气少了一些，我觉得他现在减少在各种媒体亮相的机会可能会更好一些。

　　董：余先生与我很好，也许是有一些误解的东西在里面，他名气大了以后，对各种活动其实可以稍微选择一下，比如跑到电视公司写游记，你说欧洲要有太多东西要挖，我在英国那么多年，都不敢说自己懂多少的。

　　东方早报：还是再说说你的收藏吧，什么时候开始收藏的？

　　董：我在台湾念完书就结婚了，1966年来香港，当时大陆的文物大多涌向香港，比我老的收藏家那时收藏了很多东西。1973年我离开这里，全家去英国，生了一儿一女，住到1980年才回来，当时做《明报月刊》，我这种经历与在大陆、或是从南洋回大陆读书的知识分子完全不同，他们的遭际与我完全不同，在英国那么长时间我发奋读书，在英国八年时间，那时真是很用功，从头想自己该读什么写什么。

　　要写好英文太难，要写好中文也很难，真正写出一种风格是很难的事。

　　东方早报：刚到香港时主要写闲情类还是时政类的文章？

　　董：1960年代来香港很苦的，那时报屁股文章要写，每天看外国杂志把文章译成中文，需要两三份工作才可以养家，不过当时也是一种力量———那个时候的香港很可爱，单纯，像小渔村一样，吃一碗面都开心，想想现在，太富裕了，但还是有很多不开心的东西。你看大陆经济发展后百姓的心态可能也差不多。

　　东方早报：说说内地刚出版的专门写收藏的《故事》吧，以前看你写过藏书票，不过这本书里更多的却是和文化名人相关的收藏。

　　董：我在英国收藏旧书、藏书票，那时在英国的中国古董很多，但我个人真正在英国买东西很少，直到1980年代到香港才买了不少。1960年代陪老先生看到很多东西，他们劝我们买。看中的时候，古董商收起来说：“小董，我先帮你收起来，等你有了钱再买。”慢慢就这样收，有一阵子古玉也收，还有砚台、竹刻，还有木的，黄花梨，都是文人喜欢的东西。前年开始，我开始收雕漆，是剔红的，这个最早是英国人欧洲人收，中国的古董市场新一代收藏家还没有充分发现，我看以后会热起来，这个东西艺术性很高，是还没有被发掘的艺术门类。1970年代我在英国看到很多八大山人、董其昌的字画，那时可能都是真的，但当时没有闲钱买———现在到哪里找？现在市面上的八大山人的画、董其昌的字画都是假的。有一阵子收上海画家的东西，主要是从民国初年到解放时的画作，但也难。真的好东西贵，应酬之作你也不想要。

　　张大千也是那时收的，张大千（好的作品）要到台湾去找，我专收张大千在1950年代的东西，1960年代都不太好了，1950年代字也好画也好。

　　东方早报：看你收藏这么多名人字画，想到那句话，写文章和书法绘画一样，其实只是写出自己。

　　董：我觉得自己的风格还没有形成，因为“我还可以写得更好”，写风景其实最难写，你看沈从文那些写山水的文字，多好。

　　东方早报：想想有意思，你在英国呆那么久，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那么大，怎么会那么迷恋中国传统呢？

　　董：在外国住久了，就会发现你到底是一个陌生人，就想到自己的文化身份，加上从小家中就有传统文化的环境，我的父亲、舅舅啊，都喜欢书画古董，所以我自己喜爱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

　　东方早报：那么对中国文化的定位与发展你怎么看？

　　董：中华文化的走向，最需要的是外来的营养，我觉得要重视余英时先生，余英时用西方的观念学术重新阐释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形象，让人启发很大，如果没有余英时先生的角度，中国知识分子的视角可能还是有些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