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台中文台执行台长刘春

　　现任凤凰卫视中文台执行台长的刘春，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期是个中学老师，办着一份思想、文艺类评论杂志。中学讲坛难以容纳他广博的文史哲兴趣，他决定考研究生。

　　在北京广播学院上研究生时，刘春也还是个文学青年。他曾创下纪录，一个月发表１２篇学术文章，在各类学报评点西方现代思潮，从海德格尔到里尔克，从萨义德到符号学，少年意气，但没人笑话，这是刘春理解中的“广院”之好。“少年不轻狂，这辈子夹尾巴也夹得太憋屈了”。他在广院有数不清的朋友，大家在一起，要么疯狂讨论文学、哲学，要么吃喝玩乐，革命生产两不误。他说自己境界不高，做不了苦行僧，但也绝对过不了蝇营狗苟的生活，而不大不小、不高不低的“广院”感觉正合适。

　　他总结广院人的特点是，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虽看上去一点正经没有，但内心热烈、执著。这种性格也有毛病，就是“上不了台面装丫挺”，所以在凤凰做管理，最头痛的便是社交。

　　研究生毕业，分配至央视青少部，是当时部里惟一的硕士生。一年后，来到《新闻调查》。

　　其时，央视新闻评论部是电视媒体的延安。他在那里快意恩仇，完成了业务训练这是他的黄金岁月。体制内５年多的训练，他学会了该不该说，还学会了怎么说。官至制片人时已满脸倦容，既是身体，也是心灵。之后，去了凤凰卫视，现在是凤凰中文台执行台长，大展身手，淡定从容，拿捏有道。

　　当凤凰卫视领导不久，布置选题，做《早春》的纪录片，要大家有理想和启蒙热情，还要有宏大叙事的野心。在凤凰卫视，对“刘台”有诸多评价。有说他夸起美女主播来特别狠，“刘台”夸王菁瑛，“妹子，哥见过漂亮女孩不少，但确实没见过你这么漂亮的”；也有说他是中文台的“幕后大脑”，诗人伏身，当起管理人员，足见隐忍功力；有同事说此人特别生猛，猎豹虽伏身，但随时见血。据说，常有美女被其隐忍的才情折服，叫他“春哥”。美女主播曾子墨的评价较为贴切，“刘台”来香港数年，爱上了名牌，住上了洋房，但不管肩上的皮包怎么ＬＶ，看上去，都还是个忧国忧民的乡下人。

　　这个“乡下人”拾掇的凤凰中文台已蜚声海内外。香港７年多，今年４０岁的乡下人还学会了享受生活，并口口声声说，坚决把个人快乐置于家国之前。

　　人物周刊：中学老师、一线记者、媒体管理人员，从事过的职业，最吸引你的特质是什么？理想的职业状态是什么？

　　刘春：最想做的是大学老师。我理解的大学不是行政单位，是精神氛围。每一次辞职最主要的动机，是想回大学教书。以前有个世俗担心，大学教师工资太低，养不活自己；现在不想回去的原因是大学太复杂，比你们杂志社，比我们电视台都复杂。

　　３０岁时，在央视做记者，当时新闻评论部是中国媒体改革的中心，像延安，吸引各路豪杰，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很有点水泊梁山，有优越感。优越感往往使人单纯、正直。新闻评论部的成就感，就是两句话，一是铁肩担道义，这是媒体理想，二是妙手著文章，这是业务理想，同时达到这两个标准的人是幸福的，我为自己不能达到而痛苦，但这一痛苦也是快乐。我绝大部分的职业训练是这段时间完成的。现在这种管理者的角色，没什么快乐。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你的不安和担忧是什么？

　　刘春：隐约不满意，但又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一个熟练工人正常的心理失落，熟练同时意味着缺少创新。这是中国人和外国人对待职业的不同态度。外国人，还有香港人，多数满意于一辈子熟练工人的生活，但中国有内地人不是。可能是中国正处于变革时期，大家适应了动荡和变化，特别是媒体从业人员，一旦过上三五年的安定生活，便有说不清的失落。也可能只是自己身上还没有清除干净的文艺毛毛虫作祟。

　　另一方面，是新媒体的冲击。我们的思维还是文字思维、传统媒体思维。我尊重的一位老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我们将化作炮灰》，这是即将到来的现实，我不知道怎么去努力。

　　最可悲的不是纸媒体，而是电视媒体，行政垄断、百病丛生。电视媒体的变革远未开始，而新媒体是伴随新体制、新运营模式成长的。电视人仍以为自己站在媒体中心、时代前沿，夜郎自大的幻觉在电视界是普遍的。我对中国电视人整体出路、中国电视整体格局非常悲观，但愿事实不是如此。刘老板评价我是个危机感比别人重的人。呵呵。

　　人物周刊：有何成功心得？在你的成长经历中，哪些细节、心态或品质起决定作用？

　　刘春：完全不算成功。既没有拍出好片子，也没有写出好文章，立德、立言、立功都没有，只不过是个操盘者。

　　如果非得说是个成功的操盘者，心得也无非这些：上世纪８０年代培养的文史哲兴趣，曾经被认为无用，进入电视界后，恰好用上了；体制内的训练，以及年龄的增长，使自己成为坚定的方法论者。有些话，同事想说，我说最好不要说；有些话，同事不敢说，我说说吧没事。我的建议无非这些。

　　人物周刊：７年香港生活对一个媒体从业人员的可能影响是什么？

　　刘春：我是个懒人，但一直对换环境有极大热情。换环境让人愉悦。刚到香港有失重感，那也是写文章最多的时候。

　　香港数年主要变化，是不再用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和二元对立的方式看待问题。一要生存，二要发展，这是邓小平说的。同时也在中国历史里学到一些东西。我对所谓的清谈之士、激愤之士、理学之士，不是特别欣赏，我欣赏隐忍、妥协，但意志坚定的人。低头耕耘比抬头吆喝更配得起敬意。振臂高呼，是容易的，庸俗地说，如何可操作地步步推行，更难。很大一部分智慧就在这些大量的、琐碎的日常新闻的把握中，在刻苦、脚踏实地和清醒的自我意识里。

　　人物周刊：和上一代、下一代人相比，什么是你这一代人的可贵和可悲之处？

　　刘春：比父辈多了自我，不随随便便把自我交给别人，所以幸福。也比下代幸福。经历过上世纪８０年代早期的浪漫、中、后期的挫折、９０年代早期的迷茫和寻找、９０年代中期开始的巨大转折。经历波折，当然幸福。

　　可悲在于知识和技能。从传媒角度，感受至深的是，下一代是新媒体天生的拥抱者。时常看到２０多岁年轻人在指挥、运作新媒体时的从容，也时常看到４０多岁同行的艰难转身，实话说，身影笨拙。

　　人物周刊：凤凰卫视在黄金时段播放历史专题片，是否与你对历史的爱好有关？如何看待时下兴旺的历史类电视节目？

　　刘春：晚上８点档，全中国都在看电视剧，凤凰播历史专题片，实际有覆盖、落地和受众等诸多原因，不得已而为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个惊奇的发现，即使黄金８点档，受众对历史专题片的需求同样也是个莫大的市场，就是说，与其看一个口水加泪水的电视剧，不如看一个他（她）感兴趣的历史专题片。

　　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的好奇，是一个在大陆长大的４０多岁男人的正常爱好。我感兴趣的，是历史的讲法。我反感所谓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和东方智慧热。《百家讲坛》不错，但是缺少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批判。你总是可以找到一种讲述方式，使得历史听上去润滑、愉悦人心，《世纪大讲堂》也有过类似倾向，我强调提防。我非常警惕在我们的历史节目中出现甜甜酸酸的润滑剂和软绵绵的麻痹。从现实出发，从学术的发展出发，强调思想的启示，这是《世纪大讲堂》的目标。这样的讲述总是有那么一丝让人不舒服，但我认为太舒服不一定是好事。我们不缺少不求甚解，不缺少阿Ｑ精神，但缺少坦诚的勇气、信仰精神和史诗般写作的伟大学者。

　　人物周刊：你的专长领域之外，对这个时代，你有哪些话不吐不快？

　　刘春：年龄越大，整体性的思考越少，只有一点感触。现在正是明史热、清史热，在我看来，这两段绞尽脑汁竭尽权术的历史，简直登峰造极、炉火纯青。如果这就叫东方智慧，这也有美学快感的话，那这种智慧、快感不要也罢。

　　过去常讲盛世修谱，就是说你发达了，总要修修祖谱，在久远的历史里，给当下的光荣找一个源头。我们现在也有类似的心理需求。我们这个时代，既无法从宗教中找到基本力量，又无法从传统里找到力量。各种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因素很容易整合成国学热，整合成风水和算命先生。我们对自己的历史，还缺少清醒的认识。

　　人物周刊：你现在还是单身。如何看待家庭和责任？

　　刘春：家庭是我非常非常困惑的问题，因为看过太多太多的不幸福。实话说，我也对４０岁以后的人生、事业充满困惑。人生、事业、家庭，一个都没有解决好，一个迷茫的４０岁男人，随波逐流。

　　人物周刊：早期的诗歌写作对你的人生的影响是怎样的？写诗的遗产是什么？

　　刘春：上世纪８０年代，每个人都是诗人，这是那个年代的可爱之处。对诗歌感兴趣的人，往往对语言、对作品的抒情意识更能感悟。我写过一篇文章，《诗歌一般的纪录片》，纪录片纪实，诗歌抒情，表面上没关系。但后来我发现，纪录片不过是现实材料构成的抒情性作品，和诗歌非常默契。

　　诗歌也是人生状态。不管是什么位置，显得多么老成，也不管衣着如何，是不是名牌，内心总有一部分是柔软的。韩东写过一首诗，里面两句我印象深刻――我有过短暂的乡村生活，它构成我性格中最温柔的部分。

　　多数４０岁左右的中国人的相似之处是，都生于贫寒的村庄，都成长于浪漫的８０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