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作了《香港：十个未打开的抽屉》的演讲

　　在台北做了三年三个月又三天的“文化局”局长后，龙应台从“官”位退下，应香港大学之邀担任港大客座教授，住在盘旋于香港半山的沙湾径25号——港大为其准备的宿舍里。在香港的这四年，龙应台说：“每一天都在想，明天就要回去了。”但四年下来，她依然住在这个面向大海，可以写作和思考的地方。
　　
　　2007年7月18日，在香港书展开幕的当日，龙应台面对着800余名读者和听众，以一个寄居在香港的人的身份，讲她对香港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存在的问题的质疑。龙应台作了《香港：十个未打开的抽屉》的演讲，并在演讲之后，接受了媒体和观众的共同提问。
　　
　　龙应台小传
　　
　　龙应台，祖籍湖南衡山，1952年生于台湾高雄，1974年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深造，攻读英美文学，1982年获得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后，一度在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1983年回台湾，先在中央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后去淡江大学外国文学所任研究员。1984年出版的《龙应台评小说》一上市即告售罄，多次再版，余光中称之为“龙卷风”。1985年以来，她在台湾《中国时报》等报刊发表大量杂文、小说评论，掀起轩然大波，成为知名度极高的报纸专栏作家，以专栏文章结集的《野火集》，印行100版，销售20万册，风靡台湾，是上世纪80年代对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影响的一本书。
　　
　　1986年至1988年龙应台因家庭原因旅居瑞士，专心育儿。1988年迁居德国。1999年，龙应台出任台北“文化局”“局长”一职。2003年，龙应台辞台北之官不做，受香港大学之邀，担任港大客座教授，一任4年，并将其对香港的观察，写成了《龙应台香港笔记》，该书自2006年11月出版后，在香港及新加坡畅销书榜上长达半年之久。
　　
　　“对香港很无知是不可以原谅的”
　　
　　记者：您为什么选择了香港？
　　
　　龙应台：选择香港的原因，是因为始终对华人城市有兴趣。香港与台北地理、历史轨迹接近，可是作为一个华人知识分子，自己对香港很无知，是不可以原谅的。所以我一开始答应港大做客座教授，其实只是一年，但后来就这么一年一年地签了下来。我一直没在宿舍里种任何花草，因为总在想，明年就要走了，我一走，它们就没人照顾了，但今天终于决定，要在墙上挂点画，要在家里种点花草。作客香港的第一年，我是很守作客“本分”的，如今，当了4年纳税人，也了解了香港这个国际城市的包容性，我才敢于讲出来。如果拿台北和香港作个比喻，那么台北是头脑大而手脚萎缩，香港则是没有头脑但手脚特别发达，都算不得“健全人”。
　　
　　“单一的商业逻辑造成文化价值的严重缺位”
　　
　　记者：这次演讲所提到香港十个未打开的抽屉，可不可以看作你对香港的一个总结式发言？
　　
　　龙应台：其实我实在克制不住想要世界变得更好的冲动，是在2003年11月“发作”的，这一年香港政府推出了西九龙计划进行商业招标，计划在维多利亚港湾畔、40公顷的璀璨海景地、投资250亿港元，建设一个由开发商投资并运营的西九龙文娱区。观察这件事，我的感觉是香港的政府怎么这么大，香港民间的声音怎么这么弱？此后，一系列的公共议题被提出来，从西九龙文娱艺术区发展计划，湾仔利东街的拆除，中区警署和维港的保护，到添马舰政府总部新建政策，再到如今即将要拆除的嘉咸街，每一个火药味十足的公共议题中都无一例外充满着地产发展与文化保育的角力。长久以来，象征着“经济”、“致富”、“效率”、“全球化”的“中环价值”成为香港的主流价值，而这单一的商业逻辑淹没了深水埗、元朗、老街、屋村居民的声音，淹没了本地艺术家的创新，造成本因被殖民而丧失文化身份的香港，出现了文化价值的严重缺位。香港其实何止只有十个没打开的抽屉？
　　
　　这个号称国际化的大都市，非华人占了5%，但对这5%的人口我们究竟又有多少了解？香港现代化的进程中，要拆掉那么多的老街，换成商场、酒店和大厦，其实是对文化和历史的破坏，我还记得10多年前去欧洲，第一次被一个老牧人和他的500多只羊堵住了路口，那时候我就在想，原来这就是欧洲。其实高科技和现代化并不是指要用高科技将我们的一切历史和古老都替换掉，而是用高科技，将我们的历史保存得更好。现在香港据说每年都吸引1000万内地游客到香港来，如果香港全部变成了“又一城”，我相信，这个吸引力是会消失的。
　　
　　记者：你对香港的态度让我想起20年前的《野火集》对台湾当时的批判，作为一个文化人，你的呼吁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起效？而到底是什么原因，一直支撑着你做一个一直在呐喊的“斗士”？尽管这个斗士如今可能已经不那么犀利。
　　
　　龙应台：《野火集》在内地的读者读来，就会觉得是为自己写的，因为大家都会问，为什么会容许这样的现象发生？但一个社会是可以进步的，20年前在台湾地区你甚至不能组织一个妇女联合会这样的保护妇女权益的民间团体。但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在做着呼吁的努力。我写《野火集》也有人问我，你其实根本没有写到最核心的问题，而只边边角角地说别的，这是我的一种写作策略。我清楚我要留在主流中做最大的“颠覆”。事实上也的确做到了。台湾、香港和广州很像，其实努力的空间是很大的，努力的方式也很多，并不只是只有政治一条路。至于说到我个人，我已经没有什么力气了，只是写文章而已，政治的文章也越写越少，还是让一些更厉害的人，30出头的人来做吧。（笑）在台湾，有人说我们这些“四年级的学生”（指1949年以后出生的人）老不下来，以至后面的人升不上去，所以我要下去了（笑）。
　　
　　“学习开敞篷车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记者：台湾的所谓民主演变成一个闹剧，你会不会觉得比较心痛？
　　
　　龙应台：台湾的民众生活，是已经有了改变的，你看到现在的台湾的乱其实都是电视上的，但真正的台湾的民众生活，其实是很平静、很安宁的。当然，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对今天台湾民主的现象强烈不满，于是就会有人出来说，你看，民主是不好的。可是你不能因为今天开敞篷车的是陈水扁，他不会开车，开得到处乱撞墙，就说不要敞篷车，要学习开敞篷车是需要一点时间的。现在我们至少可以期望，这个人不会开，我们把他换下去，换一个会开的人。有自由但又有纪律的公民社会是很漫长的，20年的时间，台湾也算走得不错了。
　　
　　“判断一个地区文化是否强势，关键在草根”
　　
　　记者：随着内地与香港的文化互动增强，有些香港人已经感受到内地文化对香港的辐射越来越明显，比如简体字的大量出现，您认为在将来是否会出现一个内地影响港台的文化“回流”？
　　
　　龙应台：就不同地区的文化相互影响而言，一般强势文化影响弱势文化，就像水的流动一样，很难阻挡的，即使人为制定某种政策去堵塞这种影响，它也会从别的地方冒出来。过去我们说港台文化是强势，流行歌曲、电视剧流入内地，而现在内地强大起来，有没有可能从经济强势演变为文化上的强势呢？这种“回流”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判断一个地区文化是否属于强势，关键在于社区、草根阶层的文化力量。香港的地理、历史、经济、文化结构都有独特个性，比如香港有很多地方你都看得到广州的文化影子，但它也有很多文化因子保护得比广州好，在香港你还可以到处看到“访友扬声、严拿白撞、严禁铁辘、车仔驶入”那种近乎文言的词汇。我觉得香港人应该珍视香港的本土文化，同时要放弃过去那种“自外于中国”的想法，不妨积极加入到大陆和台湾的文化议题中去，就共同面临的苦恼展开辩论和探讨，这样可以为各自的发展汲取营养。

    龙应台的香港笔记

    阅读香港·现场
　　
　　以“阅读香港”为主题的第十八届香港书展，7月18日开幕。香港市民又迎来了一年一度，为期一周的全民读书周。书展气氛十足。在通往会展中心的地铁A出口，海报宣传林立。书展主办方香港贸易发展局管理人员告诉记者，开幕头天上午9时到10时，已经有12000人的客流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0％。开幕头天，一直到晚上7时，还不断有市民拖着空行李箱入场，准备购书扫货回家。有些甚至全家出动，逛累了就在展厅门口吃面包。
　　
　　书展吸引的不仅仅是香港本地读者，还吸引了来自台湾、大陆的大批读者。18日凌晨，已经有大陆的热心“书痴”在湾仔会议展览中心会场外排队等候。
　　
　　根据主办方提供的参展商方面的数据，香港书展展出来自20个国家及地区，合共475家公司的出版物，较去年增加9.4%。东南亚国家是今年国际部分主推的主题。文莱、印尼、老挝是今年首次参展的国家。
　　
　　此次书展共设五大展厅，香港本地比较大的书商集中在最为热闹的一号展厅。有大众书局、天地图书、明报企业、博益、PAGE ONE以及联合出版集团下属的香港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万里机构等出版社，还有香港各大学出版社等等。中国内地的图书集中在七号展馆。
　　
　　今届香港书展各展商推出的新书总共有6000多种。名作家讲座系列是其中最为吸引大众眼球的部分之一。贸发局今年第三度与亚洲周刊合作，邀请了龙应台、易中天、于丹、莫言、倪匡、郑丰、春树、张悦然、梁靖芬、胡淑雯、董启章、骆以军、谢晓虹、英培安及孙隆基等华文名作家在书展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