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文化上的多元，体现在各个方面，书展上现身的作家，既有重量级人物，也有年轻作家的身影，此次出现在香港书展上的内地作家中，就有80后的张悦然和春树，她们在“名人讲座”上分享自己的写作经验，也跟香港年轻作家谢晓虹、马来西亚作家梁靖芬等一起与文学青年对话。
　　
　　出现在香港书展的张悦然被冠以新生代领军人物的称号，因为忘了带嘉宾证，她被保安挡在书展外，急得大叫：“我是作家！”但保安不认得，只好由工作人员将其带进去。从窘境中摆脱出来的张悦然在一个小房间接受本报记者的独家采访，她身着碎花连衣裙、戴着耳环项链，声音平和，显示出与年龄不一致的成熟和冷静，而她对爱情的看法，甚至有一点世故在其中。但一个写作者的内心在其作品中永远无法掩藏，透过她的作品，你会发现，在那些孩子气的小说逻辑中，看到了她作为80后作家的天真，这种天真与任性，尽管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幼稚，却也反射出他们与70年代、与老一辈作家的最大不同――非凡想象力。
　　
　　对话80后美女作家　　

    永恒的爱情不存在
　　
　　记者：看过一篇书评，说你描述的爱情，其实是一种爱而不能，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是你的长篇《水仙已乘鲤鱼去》。
　　
　　张悦然：确实如此，爱情是一种炽热或极端的情感，很难达到平安、静谧的状态。宁静也许在爱的最初出现过，但很快就会被打破，就会朝着毁灭和消亡的方向去。爱情本身就是不稳定的，我们通常所说爱的永恒，说的是很多的人，爱情在不断地产生，人爱的能力是永恒的，但说的不是一份爱情可以永恒。
　　
　　记者：这是你在写作中对爱情的定义还是在生活中你也如此看待爱情？你这么年轻，应该是相信爱情的年龄。
　　
　　张悦然：这就是我本人对爱情的态度。我一向都觉得，外表看起来越完整的东西就越可疑，完满更像是人制造的一种状态，而自然本身总是残缺的。所以我对爱情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我不太相信完满，不相信爱可以达到平静，不过我在写作中，更强调爱情发生那一刻的强烈。
　　
　　意识到从前作品的缺陷
　　
　　记者：你小说里的主人公，可以伤害自己的身体，但却始终守护着自己的内心，《誓鸟》里的春迟，《竖琴白骨精》里的小白骨精都是这样。
　　
　　张悦然：对，很多人说我小说里的人物性格简单，一根筋地走。我其实写的是一种理想状态，那就是让内心呈现出一种气质。这其实是我理想中的人生，我对内心是有保护的，我觉得人要清醒地避开一些不必要的伤害，要做到这一点就是尽量杜绝一种复杂的人生。我现在北京，暂时没有工作，唯一的事情就是写作以及和朋友相处。有的评论家也提到，我的交往狭窄，这也会影响到我写作的题材。但只要有一天跟朋友们在一起，我就一天在守护自己的内心。
　　
　　记者：你的小说给我的感觉就是你描述的是一个虚拟的世界，而这个世界的逻辑也是你的虚拟逻辑。这和很多前辈的作家不一样，尽管创作都是虚构的，但他们的逻辑却是生活自身的逻辑。对此你怎么看？
　　
　　张悦然：写作是用自己的想象力去描绘现实的一种呈现方式，呈现出来的就是想象力。老一辈的人更多地用现实的态度去看待小说，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和背景，使他们的表达受到了限制，但其实很多作家，包括常以农村题材为写作对象的莫言先生在内，写作的感觉并不在农村那片土地上，更重要的是他的想象力，是从土地的表面飞向天空的能力，这才是他作品中最动人的地方。我以前说过，我们这代人所处的时代决定了我们阅历的局限，但想象力却更丰沛。随着年龄的增加，经验的堆积会使你不敢像年轻时那样大胆地使用你的想象力。我已经意识到了我之前作品中的缺陷，但现在看以前的作品我不会嫌弃它们，因为，当你往后走的时候，你不会再有当年的勇气按你的逻辑前进。你会平和，但会失去了以前的霸道和强制力。
　　
　　定居北京，正在写一些短篇
　　
　　记者：看你的小说我有一种感觉，你对前方是否总是感到迷惘，而这种迷惘实际上给你带来快意？
　　
　　张悦然：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和另一个问题是相对应的，就是你想过什么样的人生，或者说什么样的生活是快乐的、满意的？对我来说，生活应该有更多的不确定性，也就是你说的迷惘。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不确定又代表了无限的可能。我喜欢充满无限可能性的生活。我常常说，兴之所至，欣然前往。为此我对写作一直抱有感恩之心，写作给我的保障使我得以保持着这样一种自由的状态。有人会问我，我会不会考虑读者？考虑市场？为金钱或者为利益而写？我不会，因为我对这种自由特别感恩，这样的自由在我心里比利益，比金钱更重要，能过上一天这样的自由生活，我就要把这样的自由写作回馈给文学。
　　
　　记者：定居北京后，与在新加坡有什么不同？有新的作品吗？有人说，张悦然最近好像没出什么作品了。
　　
　　张悦然：在写一些短篇。我在北京买了房子，但目前还不知道北京是不是适合写作。在新加坡，跟环境有一种对峙的感觉，现在跟环境特别地和睦、安逸、这对写作的态度会有一些变化。安逸却会使人有些懒惰，我在尽力适应这种安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