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华

　　上海书展期间，95岁高龄的老一辈革命家、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前国务院副总理、前外交部长黄华的回忆录出版了。8月15日，黄华同志的夫人、老一辈的外交家，曾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的何理良将代表黄华来上海，为新书《亲历与见闻》签售。在何理良同志的协助下，本报记者独家采访了黄华同志。

　　记者:这本书由世界知识出版社正式出版，您心情如何？

　　黄华:看到新书，非常高兴，我是“生逢其时”，有这样一个机会，把自己70年来的革命工作经历向人民作一个汇报，以回忆录的形式宣传党的外交政策，感到非常欣慰。

　　记者:您今年95岁了，这次不能亲自来上海参加书展，有什么话想对上海读者说的？

　　黄华:这次我因身体原因不能来上海，很是遗憾，我的夫人何理良将代我来上海书展为新书签售。我跟她讲:“这次来上海与读者见面，要鼓励年轻人，学习周恩来、邓小平那种忠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同时又有开拓精神的优点，做一个把中国变成更加文明、民主、富强、和谐的有为青年。这是我作为一个老革命，对年青一代的期望。”

　　记者:上海书展经过多年精心打造，已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成为打造文化大都市的一张亮丽名片。2007上海书展以“我爱读书，我爱生活”为主题。能谈谈您对上海书展的看法吗？

　　黄华:我年轻时在上海工作过，对上海的读者印象很好。上海人重视知识，求知欲强，办事麻利，勤奋，文化水平高。这次我很高兴新书能借上海2007书展的机会，与读者见面。这么多爱书人、出书人云集上海，是一次读书人的盛会。有知识才能有力量，非常希望人们能从书展的众多好书中得到丰富的收获，在知识文化上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以便更好地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

　　黄华夫人何理良告诉记者说，黄老从小爱读书，一生都保持这个爱好，从不间断在阅读中学习。年轻时喜欢读鲁迅的书。“即便不能说是书虫，也能说是个书生。”前几年他们搬家时，搬运公司运出了2吨书，装了几十个麻袋。

　　说到这本回忆录的成书过程，黄老说:“大约在3年多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同志积极倡导个人撰写外交史料，抢救外交史。他找到我，要我写一写回忆录。最起初，我不想写这样‘自己表扬自己’的书。后来又想不能这样，我应该把自己70多年的革命工作经历，写成一份东西向党和人民作个汇报。在各方的一再催促下，我就写了，没想到，一写就写了45万字。”

　　黄华说:“这本回忆录我写了一些，何理良写了一些，外交部的几位同志根据我的口述写了一些，总之，这本书是很多同志一起完成的。”

　　何理良补充说:这本回忆录其实应该写100万字，但实在精力有限，最后黄华选了一些重要的事，写了45万字。黄老记忆还很不错，对那些年轻时的经历，比如参加一二九运动被捕两次，在狱中写作，出小报《牢狱之花》等经历、1949年南京快解放时，他在北京开会，周总理让他到南京与司徒雷登见面，了解美国对华政策等事情，都记得很清楚。

　　何理良告诉记者，按照不成文的惯例，外交官一般都不写日记，如今亲历过1936年甘南会宁会师的老同志已经不多了，书中关于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半官方的外交史，几乎全靠黄华的个人记忆。有关中共当时半官方的外交史，现在也有一些书出版，如那本《延安使命》，但错误之处太多了，很不对头。黄华同志的这些记忆，是非常珍贵的史料。黄华当年跟随斯诺采访毛泽东和红军干部，斯诺访问回来创作了震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其中有不少黄华的功劳，正是黄华把斯诺的英文初稿翻译成中文，请信使带回保安请毛泽东过目，才保证了记录的准确。

　　何理良自称自己是联络员，策划人，“这本书，别的人写可能要花10年，我们花了4年写完，算是非常不错了。黄华会随时讲一些趣闻，我听见就及时把这些口述内容记录下来。”书写完后，外交部委托10个大使帮助查档案，保证历史事实准确无误。“书写得很真实。这本书虽然不是我国外交史的教科书，但可以说是我国外交史的一部重要著作。期待这本书能对读者了解我国外交史、外交政策方面，提供相关的知识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