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台湾人几乎将哲学和讲解《论语》、《庄子》的傅佩荣画上等号。在前不久的上海书展上，记者是第二次见到傅佩荣教授———去年9月在上海社科院，傅佩荣曾经在学术讲座中当场用筷子算卦；而日前在上海图书馆，这个还能讲上几句上海话的浦东人则向上海市民讲解自己的《论语》、《庄子》心得，500人的报告厅座无虚席，2个小时的讲座无人离席。

　　傅佩荣说他的生活严格遵循儒道之理：与别人相处用儒家，真诚和别人互动交流，个人生活比较喜欢道家，自得其乐。“人生的目的就是快乐嘛，何必在乎别人怎么说呢？”他说。

　　去年9月的首次大陆行，傅佩荣———这个台湾红人几乎无人知晓；随着讲《论语》的于丹的走红，这个在台湾同样讲《论语》、《庄子》的科班学者在内地声誉日隆。有人说，傅佩荣在大陆的名声是沾了于丹的光，但在傅佩荣看来，这样说还不如是沾了孔子、老子、庄子的光。早在10年前，台湾市民每天开车听着傅佩荣讲《论语》去上班，而每年百场的国学讲座更让他在哲学教授名号之外被赠予“演讲家”的美誉。

　　东方早报（以下简称早报）：您出生在台湾桃园，但您的祖籍在上海，父母的上海人身份对您个人的影响大吗？

　　傅佩荣（以下简称傅）：虽然我父母都是上海浦东人，但以前的老家在浦东什么地方，我现在也不太清楚，上海人的身份在我身上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

　　我父亲高中毕业之后就考进了海关，后来负责管灯塔，算是比较低级的公务员。之后父亲带着家人迁到台湾，但工作还是继续管理灯塔。他工作非常尽职，这对我影响很大，而母亲是普通的主妇。因为灯塔都是在海边，所以我们全家也就住在农村，离台湾的上海人圈子比较远。我从小的同学朋友以客家人居多。现在上海话可以听，但讲出来不像。

　　早报：您的口才是天赋，还是后天培养？

　　傅：口才是我30年教书训练出来的，一定要让学生听懂。

　　我小时候口吃，8岁到17岁在公共场合没有说过一句话，经常被嘲笑。后来我恢复正常可以讲话了，我就特别注意别人能听得懂吗，他听得懂到什么程度？我对这方面很敏感。我做任何演讲都注意观众的反应，以调整自己的演讲，让听众有兴趣，不然他们都睡着了怎么办？研究传统才能做一流学问

　　早报：后来是怎么开始对传统国学感兴趣的？

　　傅：我父母亲都信天主教，所以我从小就对西方文化非常熟悉，相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很熟悉。中学时，上课要教《四书》，我对国学的认识仅局限于课堂教学。在台湾大学我念的也是西方哲学。直到（读）研究生的时候，听到大哲学家方东美的课，我才发现中国哲学和文化是那么伟大，然后我才开始对中国哲学产生兴趣，并去认识和尊重它。

　　在美国读博士时，我念的是西方的宗教哲学，完成学业回台湾后，我开始想，我这一生在学术界如果要有一点点贡献的话，非研究自己国家的儒家、道家不可。如果我继续研究西方哲学的话，我永远是二流以下，我只能跟着别人跑，但根本跑不过人家。

　　我的生活遵循儒道之理

　　早报：您说过40岁之前学儒家，40岁之后学道家，50岁之后学点《易经》，刚才您也建议一位母亲，让他的孩子从《论语》和儒家典籍开始读起，您为什么这么看？

　　傅：儒家就是主张入世，报答社会，在社会中追求个人的成就，把个人的生命和社会联系起来，所以年轻的时候要学儒家。但是“儒家”到了40岁之后就会发现，个人的责任那么重，社会的改善却很慢很慢，所以要去学点道家，这样可以活得悠然自在。而《易经》可以让您知道到底这一生可以成就哪些理想，《易经》可以培养智慧、修养、德行。

　　早报：那您是否严格按照儒道来生活的？

　　傅：我的生活严格遵循儒道之理。只要跟别人相处我就用儒家，真诚和别人互动交流，别人对我的期许我要调节，社会规范要遵守，但要是个性冲突、人际关系不和，也不要相怨，对自己绝不能打马虎眼。

　　个人生活比较喜欢道家，学道家就是学会不受到外在影响。能够自得其乐，人生的目的就是快乐嘛，何必在乎别人怎么说呢？比如我现在这把年纪，学校放假了，别人叫我出来旅游观光我毫无兴趣。让我参观长城，在我眼中和几块砖没什么区别，看到长城我就想到有多少人筑长城死在那里。我只喜欢坐在房间里听听音乐看看书，我就已经很满足了。快乐是自己设定的，绝对不要附和外在目标。

　　百年后哲学史会记住我

　　早报：您最近出了本新书《傅佩荣<论语>心得》，从书名上看是否有跟风于丹的嫌疑？

　　傅：“心得”是出版社的主意，我一开始真不知道“心得”和于丹有关。但我尊重出版社，这样可以让书好销，让更多读者看到，我只负责书写得好不好。

　　早报：国学这几年一直很热，但您似乎一直没有直接介入到争论中来，为什么？

　　傅：我不太愿意介入国学各个派别的争论，现在是吵架的多、讨论的少。讨论也不是很难啊，开个研讨会，您把您的观点拿出来，我把我的意见说出来，指出大家相同和相异的地方在哪里。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心得嘛，吵架没有必要。我一直强调现在应该做深入的工作，大家要认真把原典弄清楚，认真去研究它到底在说什么。

　　早报：有的学者称，儒学中可以产生出民主来，您怎么看？

　　傅：儒家属于理念层次，民主属于制度层面，他们两者不矛盾。但说从儒学可以产生出民主来，那是脑袋昏了才这么讲。儒家要是能产生民主，为什么不早产生，为什么要等西方有了，您再来学？还说儒家要生出科学，拿什么产生？儒家可贵，不在于制度，不在于器物，而在于理念，所以也不要对儒家要求过度———这对儒家没有好处，最后还招人厌。

　　早报：您是国学的普及者，也是位著名学者，您个人认为自己的研究会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吗？

　　傅：普及化和学院化，我二者兼而有之。我认为，我讲儒家“人性向善”会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2000多年来大家都没有讲清楚，我认为我讲清楚了，百年之后哲学史还会记住我。

　　国学不能离开现实生活

　　早报：您似乎特别重视传统国学和当代现实生活的关系。

　　傅：作为一位哲学家就应该和整个社会、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所有的古代智慧都是为活着的人所用，如果这些智慧不和今天有关，我干嘛讲？而在社会上讲国学传统的东西，一定要让普通人听得懂，这也是尊重他们。那些和当下无关的学问，可以在研究所讨论。

　　国学的价值基本上要落实在生活上。中国这个大国不能没有文化，没有文化太丢人了。既然我们有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文化，您为什么不去弘扬，否则又凭什么去当大国？但传统中也有很多坏东西，根本就要丢掉它，不是说传统的就是国学，比如法、墨、阴阳等。

　　所有的哲学都不能离开人生，把哲学学院化是笛卡儿以后的事。离开人生的哲学是空洞的，离开哲学的人生是盲目的。对我而言，学习研究是很快乐的事情，能和那么多有智慧的人在一起，当然很快乐。

　　早报：但不是所有研究国学和哲学的人都能像您一样，用自己的口才和思维方式吸引那么多普通人。

　　傅：在台湾大学教书，我的课类似大陆这边的公共课，每次300多人的课都是坐满的，学生把我的课评选为最受欢迎的公共课。许多学生都说，这4年大学，最好的课就是我的课，唯一没有逃过的课就是我的课，无论是理工科还是农医都喜欢。有的老师学问很好，但说不清楚，这就很可惜了，而我刚巧能讲清楚。

　　早报：那为何是您，恰恰能说得那么清楚？

　　傅：我受西学训练很彻底，特别是西学中重视逻辑推理对我的国学研究帮助很大。我讲出的任何一句话都要经过检验，我绝不讲我自己都不相信的话。西学背景绝不让我讲任何一句空洞的话，每一个概念都要定义。儒道都是可以讲清楚的，即使是“道”，您把它不能讲清楚的地方讲清楚，其他地方也都清楚了，绝对不能在国学上打迷糊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