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 贾平凹著 作家出版社2007年9月
第13部长篇小说出版、高票当选陕西省作协主席、慈母溘然长逝。2007年9月中旬后平常的十几天，对著名作家贾平凹来说，却是他一生都无法全部忘却的苦辣甜酸。他说，“因刻苦写作而受伤手指的疼痛以及失去母亲的伤悲，令我刻骨铭心。”
虽早在9月初记者就联系好了对他的专访，可因母亲过世等原因，著名作家贾平凹在新书《高兴》出版后的第二天才抽出时间接受本报的专访。此时，时间已经到了9月底。历经大喜大悲的他告诉记者，“我这一生，事儿太多，不管是好事坏事，是悲是喜，该干的事还得干，往前一个劲儿地走，平淡地去面对人生悲喜……”
“我把15万字的初稿改得面目全非，感觉不到位就推倒重来。结果把手写伤了。这是我多年来修改次数最多、最折腾的一部小说。”现在贾平凹的右手中指已经严重变形，不仅磨出了一个大坑，皮下也有淤血。
与拾荒者同吃体验生活
《高兴》的素材早在2004年就已经酝酿成熟了，早于《秦腔》。为了更好地写作这群都市边缘人的生存状态，贾平凹不断地到西安一个“拾荒村”去调查采访。这个村子全是来自农村、在城市里拾荒的农民。贾平凹和他们一起体验拾荒生活，还跟他们同吃同喝。
“因为怕被淘汰”而“来现代化的都市看看”的贾平凹，心中始终坚守着他的乡村情结。30年间海内外出版的贾氏作品约有160多种版本，长篇小说13部，大多都触及“三农”问题。这次他的《高兴》依然将目光锁定在农民身上。《高兴》与2005年出版的《秦腔》大不相同——《秦腔》采用“密实的流年式的书写方式”，评论家孙见喜说：《高兴》是贾平凹创作中的根本性转型，它彻底抛弃了传统的审美方式，采用纯北方语言的“口述体”，不仅让汉语重新焕发出活力，也使作家自己重获新生！
主人公为作者同学
贾平凹透露，小说主角“刘高兴”在现实中真有其人，此人和贾平凹是小学到中学的同学。刘高兴原名刘书祯，幼时在商洛农村跟贾平凹住一个院子，两家关系很好，还沾点亲戚关系。
后来贾平凹大学毕业留在西安当文学期刊编辑，而“刘高兴”复员后回到家乡，成为一个拾荒者，过着艰难的生活，但他自己却对痛苦浑然不知，“作为一个作家，我没有更大的能力帮助他，也想不出解决办法，我只能写作，把我看到的、想到的、迷茫的东西写出来。”
而促使他用两年多的时间完成这部作品的原因在于，“在大都市里，我们看多了到处张扬的繁荣，或许从这些破烂王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里，能摸出这个年代的另一面、城市不轻易能触摸到的脉搏，刘高兴使我萌生了写作的欲望。”
经常会写得激愤
贾平凹《高兴》是在浓重的悲凉下写一个幽默、常乐的农民，但与北京作家刘恒《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不同。他自爆在写作中遇到“二难”：一是身为农民的儿子并一直自视是农民的他，为小说中人抱打不平，以至于创作中常常控制不住情绪，把自己写得激愤起来。而一个成熟的作家要力戒这种心态，以悲悯情怀关注社会、关注每一个人，所以他得不断调整自己的写作心态；二是现在写农民工的作品大多概念化、程式化，不太真实。而贾平凹还是要求自己写熟悉的生活，做到“不走眼”。
《高兴》：
农民进城后
的人生与爱情
《高兴》讲述了一个进城拾荒的农民刘高兴在都市里的生存故事。小说里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即与刘高兴发生恋情的妓女孟荑纯。妓女与刘高兴虽产生了爱情，但他们注定不可能走到一块。
小说中的这两个人物都在生活中确有其人。刘高兴是贾平凹老家丹凤县棣花镇同村的伙伴，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刘高兴”当兵复员后回到农村，做过泥瓦匠、吊过挂面、磨过豆腐、摆过油条摊子，什么都没干出名堂，年过半百只好进城打工，拾破烂、给人送煤。孟荑纯则是贾平凹在西安“拾荒村”调查时了解的一个故事。这个女孩子的哥哥被人杀害，她只能卖淫挣钱自己积攒追凶经费。
记者对话贾平凹：
“让更多人关注他们，我就满足了”
关于创作：
关注进城农民工
广州日报：《高兴》一出版，就引起了全国读者的关注，创作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贾平凹：虽然我在城市里已经生活了好几十年，但我始终有一种农民情结。一个作家的良心迫使我必须以自己的笔去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大家都知道，在《高兴》之前，我已经写了一本反映农民生活的《秦腔》。早在去年3月“两会”期间，我就曾表示过，下一部长篇小说将关注进城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矛盾困惑。其实，在写《秦腔》之前，我就已经在开始酝酿创作《高兴》了。
现在每年全国都有千部长篇小说出版，我也在不断思考自己的写作意义是什么。在作家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学作品不可能经典的当下，作家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社会记录留给历史。讲讲刘高兴这样的乡下进城务工人员如何在城市安身立命，让更多的人关注他们的命运和生活，我就满足了。
广州日报：《高兴》已经是您的第13部长篇小说了，您对这些年艰苦创作所取得的收获满意吗？今后您有何长远计划？
贾平凹：实际上一个作家的创作是没有办法计划的，当年我说还要拼十年这句话，有当时的状态，50岁时吧，劲头比较足，人一过五六十岁，好像慢慢就精力不济了。回顾自己过去这5年吧，看咋说哩，反正一直在朝前走着，也没有荒废时间。你看也写了《秦腔》、《高兴》，但你要真的说达到了啥目标、到了啥高度，好像也没有，因为一旦达到了，人也就不想再动弹了。
广州日报：接下来有什么特别想写的题材吗？
贾平凹：写作就是要不断突破自我。我一直有股冲动，想写一部有关“文革”的小说，我当过红小兵，家庭也受过冲击，这方面的材料比较丰富，记忆也都特别深刻。但这个比较难写，一直没动笔。关键是怎么写的问题。这需要好好思考。年轻时见什么都想写，50岁以后，好多东西反复思量它的价值才动手。
关于当选：
担任主席感到惶恐
广州日报：您这次当选陕西省作协主席，是否觉得意外？
贾平凹：我做事一向比较低调，从不和人去争。这一次被选举为主席，我也的确没有想到。陕西作为全国的文学重镇，我担任这个职务，是很有压力的，感到很惶恐。
广州日报：您现在担任多个社会职务，每年光开会可能就要占据四分之一时间吧，您是否觉得这占据了写作的精力？
贾平凹：现在既然被选成作协主席了，就要参与一些活动，肯定要分散一大部分精力。关于开会，我的原则是“能不开就不开，能少开就少开”，为此背了不少责难和骂名。我当西安市文联主席15年一直是这种状态，争取到了自己创作上的自由。作为一个作家，最关键还在作品，只有作品才是作家最值得关注的东西。
广州日报：能否谈谈前任主席陈忠实？
贾平凹：在作家中，其实我与老陈的接触最多，老陈是一个在文学界非常有声望和成就的作家。个人交往嘛，我们是朋友，我们是十多年前一块儿起来的，一块儿在报纸和刊物上发作品，作品也是一块儿由稚嫩一步步走向成熟。我觉得朋友嘛，并不是说，谁和你好都是天天在一起打牌、吃饭，我们不是那种关系。
关于生活：
平淡面对人生悲喜
广州日报：你最近新著问世、职务变迁，但也遭遇了人生悲痛，你如何看待生活中的悲喜？
贾平凹：有个朋友曾打电话说，你这一星期之内，真的是经历了大悲大喜，天上一下，地上一下的。
母亲去世，对任何一个人来说，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代替、无法弥补的。我总觉得吧，人生到了这个年纪，有些事情可以看透了，50岁之后也就知天命了，人生就是那样，这些东西与我母亲（的去世）相比，还是小事情，当然从工作角度来讲，这些都是大事情。反正该干的事还得干，往前一个劲儿地走，平淡地去面对人生悲喜。
广州日报：写小说和写字画画，在您看来，那个更重要？
贾平凹：那当然是写作最重要，写字画画都是余事。我写小说时，就不写字画画，谁拿多少银子来我都不弄那事。我的欢乐都在文学创作里，写字画画是为了生存、休息和修养，随时可以终止。
贾平凹
《高兴》主人公原型刘高兴：想不通城里人咋还有烦恼？
刘高兴原名刘书祯，幼时在商洛农村跟贾平凹住一个院子，两家关系很好，还沾点亲戚关系。三年前，刘高兴来西安打工，先是收破烂，现在和儿子一起给一家煤厂卖煤，并且把老伴也接了过来，一家人在西安落了脚。
刘高兴有四个孩子，年轻时靠种地为生，负担重，日子过得不如人。现在孩子们都大了，三个女儿都在商州市，过自己的日子，这让刘高兴卸下了很重的包袱，下决心进城打工。“三年前我来西安找活干，现在常住这里，只是农忙时候回去务务庄稼。我现在给沙井村的一家煤厂卖煤，头天晚上把煤装好，第二天蹬着三轮车四处叫卖，车上有蜂窝煤，也有煤炭，卖一车煤能挣20元钱，天气好时，一天顶多卖两车，除过吃喝，能剩30元。早上6时30分出门，中午11点多回来，做饭一吃，睡上一觉，到下午3点又出去，七八点回来，晚上回来还要讨账，联系明天的买主。”“你觉得这样苦不苦？”“咱农民苦惯了，也不觉得啥。”“儿子跟你一起卖煤吗？”“不是，他开机动三轮，跟我是独立核算。”
刘高兴和儿子平时就住在煤厂提供的一间十平方米的小屋内，屋子不通风，很简陋，除床铺和电视机外没什么东西。“我老伴在电子一路给人当保姆，就住在人家屋里。以前她侍候一个老太太，主家嫌她饭量大，就把她辞退了，这是新找的人家。”
刘高兴平时卖煤时不忘拾破烂的老本行，瞅见人家的酒瓶子、废报纸就留心收上，或者拿煤换，多挣一个是一个。刘高兴说自己在城里有吃有喝，又开了眼界，整天乐呵呵的，他想不通城里人住那么好的房子，吃穿又讲究，咋还有烦恼？
刘高兴粗通文墨，平时爱好写作，过年时他给家中大门上写的对联是“张开口除了吃喝还要笑，一闭眼都在黑黑就睡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