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一顶黑色帽子，穿着灰色的休闲上衣、深色长裤、浅色帆布鞋，著名导演侯孝贤冷不盯地走进临时被辟为采访室的咖啡厅，进入了记者们的视线。
　　
　　此次应第三极书局邀请，到北京为其好友朱天文的新书《最好的时光—侯孝贤电影记录》做签售，看的出侯孝贤导演心情不错，刚一落座，就开始迅速地回答记者们的提问。习惯了他电影中长镜头的冷静叙述和略带压抑的光影基调，完全没有想到他在回答问题时是那样的敏捷和热情。
　　
　　当导演之前，我是编剧
　　
　　记忆与电影，是侯孝贤导演频繁触及的话题，他对过去的记忆如同荧幕上呈现的电影一般，一个又一个的场景，有特写也有细节，错落有致、节奏分明。“当导演之前，我是编剧，同时也当副导演。”对于写作，他显然有很坚定的见解：“写小说不是想写就可以写的，写小说是要闭关的，要有积累才有办法写。”
　　
　　他对自己过去的编剧经历多少有些“自得”，“当时我写了很多剧本，都很火，票房都不错。”对他熟悉的影迷自然知道，最初他被台湾观众接受并且喜欢，正是因为《早安台北》（1975年）、《秋莲》（1979年）、《天凉好个秋》（1980年）、《童年往事》（1985年）等一系列由他编剧的电影。
　　
　　对于密集频繁的“写”，他自我解密是因为喜爱读书：“我从小就喜欢看小说，小学开始看，后来开始看言情小说，言情小说看线装本，一直在看。这种方式其实没有人告诉我要怎么做，也没有父母告诉我对我是有害的，所以很自然。”
　　
　　喜爱读书的背后，还潜藏着更深层的原因，“我记得小时候，父亲身体不好，经常一个人坐在桌子前头读书。”对父亲读书的印象一直影响着侯孝贤，“这跟你从小的成长环境非常有关系，家庭，我的电影大概跟我的家庭关系很相似，父亲很早就去世，母亲又有病。其实我们的世界观在小时候已经确立了，只是慢慢的在拍电影中间会呈现出来。”
　　
　　最好的时光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
　　
　　咖啡厅的外面、第三极书局的大厅里正在放映电影《最好的时光》，淡淡的背景音乐隐约传来，电影画面上或许是张震踩着脚踏车，或许是舒淇的一个转身侧影……他们的表演将“最好的时光”凝结成了具体的影象符号，对于侯孝贤而言，这些是不是他记忆中“最好的时光”？
　　
　　“我认为最好的时光，应该是在我自觉与不自觉之间的那段时间。对应到具体的时间，是在拍《风柜来的人》和《悲情城市》之间，我３０几岁到４０几岁的那些时候。”“自觉”与“不自觉”相互交错是侯孝贤对自己“最好的时光”最简练的注解，“年轻的时候，你不自觉的就能拍出很好的东西，很有力量。”“后来，有很多理论进来了，开始有点乱。现在，我已经能够预测事情的结果，能量没有原来那样强大。”
　　
　　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侯孝贤有过许多努力和“挣扎”，据他介绍，最终让他结束思想“挣扎”是因为看了沈从文的自传，“他的文章视角特别好，像是从上面俯视一样，他叙述自己的经历与生平；讲那些人抓阄杀头，抓阄之前还要交代家里人记得喂牛……”从沈从文的自传里，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电影视角，也是在这个阶段，他的叙事风格和电影基调愈加清晰明确。
　　
　　悲伤在自觉之外
　　
　　无论《恋恋风尘》、《童年往事》，还是《悲情城市》、《最好的时光》，侯孝贤的电影里总有种悲伤的情绪，他自己也承认电影的悲伤来自于成长的经历，这种悲伤是不自觉的。“你描述出来的东西有你不自觉的东西，那是你的眼界。”他对记者回忆，“母亲的肩上有疤，小时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才知道，母亲有抑郁症，曾经还自杀过。”同时他也坦言，“小时候的经历基本决定了一个人的性格气质。”
　　
　　在他的电影中能窥见许多属于他个人的成长痕迹，“比如《冬冬的假期》里有一个疯女人，那来自我很小的时候偷芒果的经历。”“假设这些东西我没有经历过，根据真实生活里面的规范、价值观、常规这些基础，你脱离这个，人是不一样的，产生矛盾产生冲突，这是一个细致的企图。”
　　
　　正因为这些自觉之外的悲伤感，侯孝贤的电影在带有距离感的同时也会透露出一些温暖气息，这种温暖来源于生命本身的温度和凝练于记忆之中的漫长时光。侯孝贤说，“其实每个导演只会一套，王家卫拍老上海的声音和情趣，没有人拍的过他，他出生在上海；杨德昌在台湾长大，然后去了美国，从美国回来后，他看到了台湾很多的变化，他就拍这些；我是台湾南部乡下长大的，我看的是古典的书，我和沈从文、张爱玲、《红楼梦》是一块的，我就只有这么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