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大师祖宾·梅塔

　　指挥大师祖宾·梅塔三度来沪。

　　明晚，在上海大剧院登台的大师将完成一个夙愿———首次在这座他熟悉的城市的一流音乐殿堂里，率领久经考验的以色列爱乐乐团，亮出金子般的音色。

　　梅塔心中深藏了13年的心愿，随着2008年的到来，成为现实。

　　就在大师踏上申城之前，我们与他展开对话。除了音乐人生、治团经验等，大师最钟情的话题仍然是上海。

　　曾经执棒今年初维也纳金色大厅新年音乐会的梅塔说，年底邀约众多，但他坚决表示，其他站可以不去，上海站的新年音乐会一定要去！

　　一定要来大剧院

　　问：1994年您在上海的首次演出让全城轰动，至今还为很多乐迷津津乐道。

　　梅：是吗？那是一场令人回想起来难忘和激动的演出。

　　问：您在演出后对上海的一番“留言”，现在还是不断被重新提起。

　　梅：其实，当时我对中国音乐没有多少了解，也完全无法预料观众的反应。结果，那次演出座无虚席，我在率领乐团演奏时，观众没有一点杂音，他们只在恰当的时候献上掌声，而且听得出是发自内心的。这里的观众对古典音乐表现出的热情和欣赏素质，让我和担任小提琴独奏的帕尔曼非常意外。我们惊喜地发现，“上海有最好的观众”。

　　不过，当时上海的演出设施还很落后，这同样让我印象深刻。我记得在原来的上海市府礼堂，后台只有两个大房间分别给乐团男女成员使用，主办方临时借用了一间办公室，办公桌被挪到一边，中间用屏风隔开，屏风里就算是我的休息室。

　　问：2004年您第二次来上海演出，其实已经有了大剧院和东方艺术中心了，但还是遗憾地擦肩而过了。

　　梅：是的。由于档期关系，我们的演出是在12月29日，但那天上海大剧院已有安排，东方艺术中心还没有正式启用，而上海音乐厅的舞台又小了一点，难以让110名演奏员以合适的阵形坐上去。后来，我们在上海展览中心临时做了个“音罩”，这同样是一场反响很好的音乐会，但终究不是专业的音乐演出场所。我为上海感到高兴，现在有了那么多好的剧院，还有那么多好的演出，我们都“挤”不进去了。所以我说，我一定要到上海大剧院演出。

　　谈到上海就亲切

　　问：世界著名指挥家中，您对上海可以说是最熟悉的一个。

　　梅：说到上海，我知道得太多了。我叔叔在上海住过20年，还有一个哥哥出生在上海，直到4、5岁才回印度，当时他只会说上海话。

　　上海的文化有着和西方共通的一面，对了解世界文化有着强烈的渴望。我记得我的祖母曾在我住在上海的叔叔家住了六个月，回来后总是跟我说上海的这个，上海的那个。从她那里，我知道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海菲兹、玛戈·芳廷、克莱斯勒等大艺术家到上海演出过。

　　问：上海是否与您当初来的时候有很大不同？

　　梅：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十几年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上次我来上海的时候对记者说过，当我一脚踏上上海，光是穿过庞大的浦东机场，就已经感受到了上海的变化。“几年一个变化”，这句中国人喜欢说的话好像在上海不管用，因为上海天天都在变。

　　问：这次，您终于如愿登上上海大剧院了，有什么感想呢？

　　梅：上海演出剧场的硬件水平已经完全和国际接轨了。在这里演出，和我在美国、在欧洲的许多城市、在以色列，几乎没有区别。我相信可以带给观众一台完美的音乐会。

　　宽严并重管乐团

　　问：您父亲是从事音乐工作的，还组建了孟买交响乐团。他在音乐上给您影响了吗？

　　梅：父亲希望我去做医生，我也读过两年医学预科，但我清楚自己做不了这一行。后来我征询父亲意见，我还有机会回过头来做一个音乐家吗？是他把我送到维也纳学音乐，这样才有我后来在音乐上的发展。

　　问：您在印度生印度长，不过也许因为您指挥以色列爱乐太富盛名，很多中国观众把您误认为是以色列人。

　　梅：我为自己是印度人而自豪，到今天我仍然使用印度护照。我很爱我的祖国。我也与以色列有着非常愉快的长期合作关系，我担任以色列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已经近40年了，我认为这是一支非常好的乐团。我们一起合作的将近两千场演出中，我敢说，其中95%以上是高水准的演出。

　　问：执棒将近半个世纪以来，您记得一共演出过多少场吗？

　　梅：数不清了。我只记得我最早受到认可，是通过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那时我大概25岁。我在洛杉矶交响乐团待过17年，之后在纽约爱乐乐团待了13个年头。

　　问：您觉得一个指挥在乐队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梅：每个指挥家都有不同的想法。我觉得需要给乐队的演奏员以充分的自由去表达自我。但是在一支交响乐队中，我还是认为必须有一种内在的纪律，或者说约束。我想我是属于“民主的独裁者”吧。乐队必须要有一个人来决定事情，那个人必须有足够强的艺术能力，他就是指挥。

　　枪林弹雨也登场

　　问：您认为以色列爱乐乐团的特点在哪里？您认为音乐对于人生能起什么样的作用？

　　梅：以色列爱乐乐团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在激情，以及畅快淋漓的外在表现。说到音乐的作用，我觉得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人类灵魂的净化剂。我还相信，音乐能给苦难中的人们带来慰藉。

　　问：在以色列演出，是不是经常遭遇非和平的环境？

　　梅：我和我的乐团已经习惯在枪林弹雨中登场了。我们希望能为那些在战争中遭受不幸的人们抚平心灵的创伤，给他们以温暖。当年，波斯湾战争让全世界震惊。我和乐团还是不顾危险赶赴以色列举行音乐会，剧场附近的餐厅不久前还遭遇过炸弹袭击，但是没有人露出恐惧的神情。我不知道我们每一次演出是否都能侥幸渡过险关。我们的一些演出甚至找不到一家保险公司愿意承保团员的人身安全。

　　“全民学琴”并没错

　　问：如今中国很多家长都逼自己的孩子学琴，您觉得这种“全民学琴”有没有必要呢？

　　梅：学习西方古典音乐，对孩子的艺术熏陶是有帮助的，我觉得很有必要。西方音乐在中国，特别是在很早就发展了古典音乐的上海，是能够生根的。因为这里对西方音乐的吸收很快，把握也很灵活。我父亲在洛杉矶组建的青年交响乐团里，一半的团员都是中国人，他们的音乐水准和悟性让人惊讶。

　　从长远来看，中国家长让孩子学音乐是有益处的。就算孩子将来不往演奏家的方向发展，他们在学琴过程中也会有很多机会受到不同文化的滋养。当他们长大以后，会发现这段经历是非常宝贵的。

　　要给观众新惊喜

　　问：此次上海的新年音乐会有何特殊之处？

　　梅：这次的演出叫做新年音乐会，演奏一些适合新年的曲目，比如约翰·施特劳斯家族的作品，给大家带去新年问候是必要的。同时，我也希望能增加整个音乐会的分量，演奏一些具有深度的作品。我在上半场安排了韦伯《奥伯龙序曲》和理查·斯特劳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作品。在结束时，我们没有安排一贯放在新年演出的《拉德斯基进行曲》，而是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这是俄国的欢庆曲目，有深度，也有力量。为了增加铜管乐的分量，我们还特别请了14位中方铜管演奏员加盟，以增加效果。这会是一个辉煌的结束。

　　问：乐队的返场曲目能透露一下吗？

　　梅：我们还没有决定。不过，会给观众一个惊喜的，我保证。

　　问：今年初，您指挥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现在又在中国巡演新年音乐会，会不会让观众对新年音乐会这种形式产生疲倦感？

　　梅：我认为音乐是最适合迎接新年的媒介。年末，人们一般会回首一年间发生的各种事件，而那些经历了灾难的人们，更需要音乐的安抚。我希望能用音乐来帮助他们淡忘不堪回首的记忆。如果通过我们的音乐能向世界传达一种“向上”的信息，我就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