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疲倦的文化人梁文道，其实是个34岁的青年

　　梁文道现在常常北京、香港两地跑，每天只睡5个小时———《锵锵三人行》每天都有，每月在北京录制10集，网络提供下载服务之后，该节目在观众中迅速传播，梁文道也越来越被大家喜欢。在凤凰卫视成名之前，梁文道是个单纯的文化人，任何时间都看书，每天看六小时。“香港不是一片文化人容易生存的土地。”他说。
　　
　　河西
　　
　　新年里，梁文道在凤凰卫视开出了新栏目《文道非常道》，片头，他站在汽车飞驰的香港街头，冲着观众张开双臂讲“文化大视野”，一脸严肃的热情。这位不知疲倦的文化人，其实是个34岁的青年。
　　
　　在凤凰卫视成名之前，梁文道是个单纯的文化人，任何时间都看书，每天看六小时。他17岁起开始投稿，首篇剧评见于《信报》文化版，至今其文章仍可见于《信报》及《明报》的专栏版，自从进军内地媒体后，他的文章又在《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上成了读者的新宠。早报的采访一结束，他赶紧往住处跑———还有一篇专栏没写！
　　
　　他曾在多个文化艺术机构及非政府组织担任董事、主席或顾问之职，曾任理工大学及香港大学客席讲师，担任绿色和平董事、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顾问，还曾做过香港电台台长。现在他办了一份很薄的读书杂志《读书好》，双月刊，他说今年1月会改成单月刊，每期印6万份，免费赠送，一个月分三次发。香港看书人不多，要适合香港人的口味，去“诱惑”读者。比如遇到农历年，就专做一期历法，借着人们对迷信的好奇来介绍历法的历史。
　　
　　1998年起，他开始参与各类文化艺术活动，如实验剧场的编、导、演、行为艺术创作及视艺展览策划等，和香港文化团体“进念———四十面体”的荣念曾、胡恩威等人都是死党。2000年他和“进念”同仁办了一个民间讲座，地点在香港原来的一处名叫牛棚的宰牛场，他们取名牛棚书院。牛棚书院找不同的人来讲课，每季度有十门左右的课程。但因为交通很不方便，再加上自负盈亏，学费就变得很贵，成了富人才能够享受的奢侈。香港经济萧条的时候，牛棚书院学费就减半，失业人士不收钱，结果自然是亏损严重。他们自己掏腰包付钱给讲课人。牛棚书院停了两年，没钱，赔本赔光了。现在梁文道正筹款，筹到一定的基金会重办牛棚书院。
　　
　　“香港不是一片文化人容易生存的土地。”在接受早报采访时他说，“香港商人太实际，没有长远眼光。”
　　
　　早报：在香港很少书店，文化类的期刊也很少，说它是文化沙漠也有点道理。
　　
　　梁文道：应该这样理解，说香港是文化沙漠并不是说它没有文化，不只有，而且很厉害。荣念曾是实验艺术的祖师爷。香港有中国最早的实验剧场、独立录像、新媒体、行为艺术。装置艺术这个词是香港人翻译的，“同志”这个名词是林奕华翻译的。在香港，有很多人做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不被大众认同。饶宗颐也在香港，但他们很孤独。
　　
　　文化沙漠是这样一种状态：一片沙子，但其中有宝石，拿起来看，很漂亮，但是沙形成不了土壤，不会长出树来。
　　
　　香港是个典型的大众社会。700万人，跟一个北欧国家差不多，说这个地方是弹丸之地所以搞不了文化是错误的。之所以艺术在香港成不了气候，主要还是因为香港都是一类人，他们的生活习惯、趣味都相差无几。香港是个主流社会，主流的港剧、港片、香港流行音乐，打进主流一定很红，打不进主流一定完蛋。
　　
　　从广义上来说，流行文化当然也是文化。文化雅俗的区分在后现代时期已经被颠覆。我们今天面对的情况是，大家都很同情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特别是在文化研究兴起之后，大家都认为雅俗的区分是一种霸权的产物，我们不应该瞧不起流行文化。但现在有这样一种倾向，反过来流行文化成为一种霸权了。任何人一搞小众的高雅艺术就被人批评你是精英，你是古代的恐龙，会被人骂脱离社会脱离大众。我认为你可以不歧视大众文化，但不能反过来就可以说精英文化是毫无价值的。大众文化我感兴趣的不是它的审美价值，而是工业运作。真正良性的运作，大众文化是会促进非主流文化的生存的。比如好莱坞的电影工业，大学毕业生一开始只能做独立电影，搞这样的电影是赚不到钱的，那么怎么办？你会发现有一些基金会愿意投资，他们这样做是希望有一天你不会那么另类，你会变成大导演，他觉得这个投资是值得的。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好莱坞有这样一个隐形的楼梯，从独立电影起步，然后去圣丹斯这样的电影节参展，电影界的大亨就在那儿看片，看到有潜质的导演，就会给他机会。但香港不是这样，它没有阶梯。
　　
　　早报：但黄耀明他们的香港流行音乐还是能被大众所接受。
　　
　　梁文道：黄耀明他们是因为出道早，香港刚刚有流行文化，他们实验的空间很多，没有人知道电视该怎么做，电影该怎么拍，怎么样的流行音乐会得到人们的喜爱，于是你怎么搞都行。但后来人们知道什么样的可以畅销之后，他们就把所有非主流的都给挤走了。所以你看港剧港片千篇一律在重复，为什么？他赢过一次就不断拷贝，就导致香港被自己搞垮。
　　
　　偶尔有几个特立独行的导演，但那是例外。还有几个很懂商业片，又能保持独立风格的，比如杜琪峰。
　　
　　早报：香港娱乐工业的衰退特别明显，您觉得主要原因在何处？
　　
　　梁文道：双重的时代变化。第一是回归，但这个变化还不太大。另一个问题是上世纪90年代末全球化的产业结构调整，香港面对金融风暴的袭击。金融风暴后，香港富豪的闲钱就不敢乱放，电影热是很多人抱着玩一玩的心态去投资，这也是香港没有工业化的一个原因。香港电影赚了钱，钱不会用在电影基本工业的建设，而是给了明星和老板。
　　
　　另外，1990年代末，全球媒体工业大整合，几家财团垄断和跨媒体已经成为风气，比如时代华纳这样的大财团，香港没办法和它竞争。现在娱乐工业的成本很高，成本这么高，风险这么大时，就必须要分散风险，就要跨媒体合作。美国已经不讲大片，他讲的是一个综合性的跨媒体项目，不仅有电影，图书、漫画、游戏、玩具，全面发展。电影到了后来会成为促销周边产品的工具。
　　
　　中国经济在1997年后正处在腾飞的阶段，整个香港正在被吸进去。你要进内地市场你要做很多东西。比如《色丨戒》要剪，很多导演在拍片的时候一开始他就在想内地市场，对他的创作是很大的限制。内地规定，合作拍片要有内地人员，这也是限制。1990年代港星是很威风的，但现在开始不行了，因为内地已经知道怎么来生产明星。
　　
　　香港人要跑到大陆来，里面良莠不齐。很多人的心态是香港过气了，就到内地来混。内地市场大，做得烂也会有人买，这是香港商人的根本问题所在，他们很短视，只要我能生存下来，我就无意去改变自己，就像珠三角的港商，制造业做了三十年都是这么做。
　　
　　香港人太短视，他们看到什么能赚钱就去做，所以香港最有钱的就是地产商，但地产商对人类贡献了什么？比尔·盖茨能改变全世界，地产商能改变什么？
　　
　　早报：这是一方面，但像郑裕玲这样的“郑八组”在香港也很多，香港人是个特别勤奋的人群。
　　
　　梁文道：没错。我常说香港人是难民，难民是什么？就是海上飘浮，看到一块木板赶紧抓住，恨不得有八只手抓八个，捞到什么是什么，没办法让你闲下来。但这个状态在于几个原因。第一，总是担心这件事情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你必须在有机会的时候尽量掌握。难民是你不知道未来会是怎么样，为什么拍戏要拍八组？她想的是我今天有这么多人请我，我应该尽量争取，未来或许没人要我，对不对？
　　
　　另外像我这样做文化的，做一份工是养不活自己的。香港这种地方，靠写作维持不了生活，你必须要做很多份工作，香港生活成本太高了，钱都给地产商赚了，整个城市的楼价物价都很高，我写文章怎么赚钱？到了现在我有了一份稳定收入的工作（指凤凰卫视），我倒是可以为了理想尽一切努力去达成目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