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夏公送行在谢晋电影生涯中，对他影响至深、帮助最大的前辈首推夏衍先生。谢晋在国立剧专求学时，夏衍已是领导着左翼文化运动的海上文坛名家。新中国成立后，夏衍先后担任上海市委、华东局领导和文化部副部长，但他笔耕不辍，著作甚丰，由他改编创作的电影《祝福》《林家铺子》和《憩园》，都是影坛佳作。夏衍能体会创作的甘苦，欣赏有才华的艺术家，从不对他们摆架子。谢晋早年拍片时，就得过夏衍亲笔来信指导。《红色娘子军》片头用木刻风格字幕，夏公觉得不好看，建议他们改一改，但谢晋坚持自己的想法，未作改动。影片送审时，夏衍幽默地笑着说：“我的意见你不接受啊。不同意算了，就照你们的做好了。”

　　谢晋好多次感慨地说：“我再也没有碰到比夏公更懂行、也更民主的领导了。”

　　拍《舞台姐妹》时，谢晋把剧本送呈夏公求教。夏衍是浙江人氏，熟悉影片表现的生活，他在《舞台姐妹》剧本上做了不少修改。像以往那样，无论写下多少意见，到最后总会加一句“仅供参考”，再寄还给谢晋。不久，工宣队进驻了上影厂，谢晋被叫去审问：“夏衍亲笔改过，写过批示的那个《舞台姐妹》剧本呢？”

　　此人穿着纺绸衫，看上去并不粗野。谢晋老老实实地回答说：“在家里。”“明天交过来。”谢晋说：“我只有这一本，你看完还给我。”“纺绸衫”说了一句“放心吧”。第二天，谢晋就从家里把那剧本带到厂里上交了。可是“纺绸衫”并没有遵守诺言。直到“文革”结束，谢晋到中央专案组寻查被抄走的资料，一直追到西安档案馆的片库，才发现了这本有夏衍亲笔修改和批示的剧本。

　　夏公给创作人员的关爱，成为他在“文革”中惨遭磨难的“罪状”。1966年底的一个深夜，时年66岁的夏衍被关进了秦城监狱，身心受到极大摧残，还被踢断了一条腿。1973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和周恩来总理的共同努力下，陆续释放了300多名被关押的高级干部，1975年，夏衍拄着双拐，回到被抄了不下30次的家中。他闭门读书，与家中两只黄猫一起晒晒太阳。1977年后他到对外文委工作，不久又回电影界主持工作，为新时期中国电影呕心沥血，直到1995年春逝世。

　　谢晋记不清有多少次走进北京南竹胡同的夏家，与夏公一起抽烟、聊天。夏公话语不多，但他记忆力很好，思路健旺，对问题的看法非常精确。他说的“情理分寸”，被谢晋引为最经典、简洁的创作原理。夏衍复出主持工作后，顶住风言风语，对谢晋的“反思三部曲”做了鲜明的表态，几度转危为安。在夏公病重谢绝探望时，谢晋还被准许进入病房去看他。老人家接着氧气，嘱咐谢晋说：“找一些朋友写剧本，再拍些好电影……”

　　夏衍一生经历过许多风雨，感受过太多世态炎凉，当他离开这个世界时，他为自己选择的安置方式是安静地把骨灰撒在家乡的江河里。1995年10月31日，夏公家人将他的骨灰带到了杭州，遵照夏公的嘱咐，不惊动电影界任何人。这时，浙江省委一位领导说，大家都知道谢晋与夏公关系很好，又是同乡，还是通知一下谢晋吧。夏衍的女儿沈宁知道父亲与谢晋的深厚友情，于是同意了。那天谢晋正在上海郊区拍戏，接到浙江省委宣传部的电话，立即驱车前往。临行时，他郑重其事地系上一根黑色领带，带了中华烟和一瓶黄酒。一路上，他再三催促驾驶员，“快点快点！为夏公送行，无论如何要赶到！”

　　终于赶在开船前到了杭州，匆匆忙忙上船。回想夏公伟大而动荡的一生，面对这清净离去的场面，谢晋感慨万千。当另一条船上拍摄新闻纪录片的同志举起机器的时候，他恢复了自己的职业感觉，对摄影师说：“这里镜头不好，背景上是码头，太乱了。再开出去一点，到了能看到钱塘江大桥和六和塔的地方再拍。”

　　摄制组采纳了谢晋的意见。当夏公的儿女们为老爷子撒骨灰时，谢晋拿出带来的黄酒，打开瓶盖，将酒洒入钱塘江。而后，再拆开中华烟，一支一支轻轻放入江水，喃喃地说：“夏公，抽支烟吧，是你喜欢的中华牌。”

　　沈宁流着眼泪，说：“谢导，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