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乃珊的少女时代，就向往着长大以后当一位作家。

　　程乃珊中学毕业时，原本一心想去考大学文学系，可是事与愿违，偏偏被录取在上海教育学院英语系。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的“下只角”——棚户区的一所中学教初中英语。虽然与写作无缘，但长期在平民区教书的经历和体验，又使她能够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家庭所在的那个社会圈子，这一切都为她今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乃珊家有个邻居，是位德高望重的老学者，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一个幸福的家庭，被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仅存下一个小女儿与老学者相依为命……。
　　“四人帮”被粉碎后，程乃珊便决心用手中的笔，把这一家庭悲剧，这个老知识分子惨痛的历史遭遇写出来。于是，她用业余时间写呀写呀，心情激动，一发而不可收，将两个练习本写得密密麻麻。写好后，她先给要好的小姐妹阅读。哪知人们读后爱不释手，感动得流泪。你传我，我传她，不断被辗转流传，练习本被传得已经破烂不堪了。以后被传读得连个影迹也没有了。好在她还留了个草稿，听了几个姐妹的劝说，又整理誊抄了一遍，虽然她对投稿信心不足，可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把稿子卷着投进了邮筒。

　　一个星期后，程乃珊收到《上海文学》编辑部一封热情洋溢的来信，这封信也是决定了她以后走向文学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信上说，来稿收到，我们阅后感到这个小说有新意，也有一定的文学基础，情节很感人……但还需要作些修改，希望抽空来编辑部面谈修改意见。

　　难道小说就是这样写的？读罢这封来信，她激动得一夜没有睡好觉。第二天，她向学校请了假，气喘吁吁地来到编辑部，想不到接待她的编辑竟是著名作家费礼文和李楚城！就在他们的鼓励和指导下，程乃珊把小说反复作了一次、二次、三次，直到第七次的修改，终于发表在1979年7月号《上海文学》上。就是这篇处女作《妈妈教唱的歌》，奠定了程乃珊走上文学之路；就是这第一篇小说，为她铺开了一条并不轻松但使她愉快，并不平坦但使她幸福的人生之旅！

　　
　　程乃珊走上文学道路看起来是偶然的。但她从小爱读文艺小说，是受到父母亲的影响所致。她的父母亲都是四十年代的大学生，他们有很好的文学、音乐和外语造诣，使她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化和艺术熏陶。怪不得有人说她身上有艺术细胞，血液里有许多文学的遗传因子呢！尤其是她的妈妈，虽然身为大家闺秀，却不是饱食终日的贵妇人，而是十分喜爱文学、音乐的知识型妇女。

　　当年，乃珊的母亲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没有工作，就在家里读书，也写过小说。母亲把第一篇小说投寄给当年上海的一家文学刊物，编辑认为小说基础较好，作些修改后可以发表。母亲曾把稿子修改过一次，后因抗战爆发，刊物禁办，小说稿杳无音讯。在旧社会，一个酷爱文学的女子，没有机缘奔向文学之路，却走进了“蓝屋”，当起了少奶奶。生长在旧社会里的妈妈，没有今天女儿这样的机遇，能够跨进文学殿堂，但母亲有一定的文学素养，无论是在女儿的文学创作事业上，还是在女儿平时的服装打扮修饰上，妈妈都是女儿乃珊信得过的参谋，乃珊为此而自豪。她常常当着妈妈的面对朋友们说：“母亲既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的朋友，我们母女间没有代沟！”

　　“我永不放弃我的笔，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只因为非得这样不可。否则，我就——完了！”程乃珊这样自信地对我说。确实，她借助于手中那支笔，终于从不见风雨的“蓝屋”那狭窄的天地里走出来了，让目光越过鸿沟，寻觅着外部世界的绿色和阳光。

　　程乃珊步入文坛，她是十分感谢《上海文学》编辑部的，她十分感谢老作家、编辑李楚城和费礼文的鼓励和帮助，以及他们辛勤而崇高的“为他人作嫁衣”的劳动。假如乃珊的第一篇小说寄出后，一月、二月、三月……没有音讯，含辛茹苦写成的作品，犹如石沉大海，试想作者的心情怎么样呢？假如当年杂志社的编辑把这位年轻作者还显得稚嫩的来稿扔到纸篓中，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登上文坛的程乃珊！是的，比较有质量的第一篇作品的发表与否，往往决定着一个人的道路、命运和未来。

　　自从程乃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之后，就有一些文学杂志的编辑联系上门来约稿了。同时，有不少读者写信给她，和她商讨创作问题，和她谈读后感。一篇小说，把乃珊引向了社会，引进了千百个读者中。从此，她感觉到自己肩上责任之重大，写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了。于是，乃珊就写出了第二篇、第三篇，就有了后来的《蓝屋》、《穷街》、《女儿经》、《金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