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文联副主席廖奔
　　
　　国家艺术科学类“九五”重大课题——《中华艺术通史》近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套由国内30多位各艺术门类的专家学者参与编撰的艺术史著作，从策划、编写到出版历时十年。全书共分14卷，计600余万字，采辑文物图片3000余幅，是一部填补我国艺术科学研究空白的“大部头”著作。本报对该书的编委、宋代卷主编、中国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廖奔进行了采访。
　　
　　周报:从艺术整体的视角撰写发展史，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为什么要从宏观的角度来审视中华艺术的走向？
　　
　　廖奔:我国以往编写的艺术史都是门类艺术史。学科分支是西方概念，尤其是西方近代以来在自然和人文科学理念支配下形成的结果。但是古代中国的情形不同，受到思维融通混一观念的影响，古代中国人对艺术的感觉是融通混一的，许多今天的学科分支在古人那里常常是难以明确区分的，例如乐舞一体、书画同源，特别突出的是戏曲，它是一种包含了诗、歌、乐、舞、表演、念诵、对白、技能、武术以及美术等众多艺术特质的综合艺术形式，在西方艺术里缺乏对应物。因此，适应于中华艺术的这种特质，我们需要取得综合融通的视野。另外，在相同的历史时期和环境背景下，不同艺术门类的作品会形成趋于一致的审美风尚，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显现为明显的发展波，体现出共同的律动。当我们对对象进行单个审视的时候，它们的共性不容易体现。这些，要求我们从整体的角度来审视中国艺术史。
　　
　　周报:这种视角最大的特色是什么，研究中是不是相应要增加很多困难？
　　
　　廖奔:每一位撰述者都只是门类专门家，而不是艺术史通才，要从容驾驭对象我们深感功力不足。我们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尝试，取得的效果是明显的，但也应该承认，最终并未实现全面突破。
　　
　　周报:我国的民族文化艺术在发展过程中受了不少外来影响，您认为这种影响带来的是局部还是根本的改变？
　　
　　廖奔:前面讲到华夏文化强大的历史传统，这种传统一直到今天仍然支配着我们的思维习惯，它构成我们的“根文化”。这个传统因而形成活的磁场，几千年中不断把周边各种外来文化因素摄入，很快就把它们加工转化为氨基酸和营养液，使之成为自身成分。但19世纪末期以后西方强势文化的到来情形则不同，这是人类文明另外一种获得极大发展而具备强大现代性的文化，它与中华古老文化冲撞的结果是引起后者的蜕变，而后者则必须在蜕变中更生，否则就会遭致淘汰。百年来众多中华仁人志士和全体国民的勉力奋斗皆为此。奋斗的结果令人欣慰，引起世人的瞩目，这就是现代化中国在东方的昂首挺立。
　　
　　周报:读《中华艺术通史》我有一种自豪感，因为我看到中华艺术以一种鲜明的民族特色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有人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您认同这种观点吗？
　　
　　廖奔:中华艺术是人类古老艺术中生生不息繁衍至今的强大一支，它已经而且必将继续对世界文化产生重大影响，这是值得我们中华子孙骄傲的。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强调的是葆有文化个性，而文化个性是艺术的生命力和价值所在。但它正在被全球化的浪潮所侵蚀，被趋于一体化的消费观和文化时尚所蚕食。消费文化和时尚文化也追逐个性，它发掘个性来满足商业上的同化需求，从而淹没个性。在这种环境背景下，坚持“民族的”似乎成了一种坚守的奢望，这是我们时代的悲剧，但更是有良心艺术家的使命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