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益瑶在作画

　　人们总是好奇，尤其是对名人后代的生活、怎样子承父业更为好奇。

　　前几天，傅抱石之女傅益瑶来沪，与上海画界同道恳谈，记者借此机会与她一晤，发现了她的“四不”。

　　一不：儿时不愿学画画

　　记：出身绘画之家的画家常会说，自幼秉承父意开始学画，您呢？

　　傅：在人看来女承父业，似乎顺理成章。然而我正相反：从小听见的、看见的都是画，来的客人也多是画画的，似乎世界上画家最多，真想逃出去。稍懂事后，喜欢上了电影和戏剧，常常清早站在阳台上背诵台词，想象自己将来登上舞台时的情景，父亲也不勉强孩子干这干那。不过我听从父亲的意见，考进南京师范学院古典文学专业，父亲说：“只要你肚子里装着书，将来做什么都行。”

　　其实在父亲过世之前，我就不断地用笔画着玩，多半是为了讨父亲的好。我喜欢站在画桌边看父亲作画时的那个气氛：父亲鼻子呼呼地在喘气，画一会儿就会停下笔，跟我讲一些东西，有时还带我上楼找笔墨什么的，这些成了我心中最温馨的回忆。

　　真正拿起画笔是在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乡下后，夜晚在孤独的油灯下，我常常呆呆地对着父亲画作的印刷品，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也许是乡间辽阔的天地、活泼的自然，给了我从来没有过的感受和热情，我对父亲的画越来越理解，也越来越想学了。在乡下学画时，我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大哥傅小石，还有一个函授老师就是范曾。我照范曾教的方法，临摹任渭长《水浒叶子》里的人物，不到一年便临摹了78幅，还把感受写信告诉他：“作者泼辣大胆而又恰到好处的夸张，赋予了人物以活泼的生命力。依我看来，写实是一种能力、一种本领，而变形却是一种想象力、一种天才。”

　　二不：不愿享受铁饭碗

　　记：国画的根在中国，为何舍近求远到日本去学？

　　傅：“四人帮”粉碎后，我接父亲的班到江苏省国画院从事绘画。待了一段时间，发现自己适应不了国画院的工作作风。偏偏大哥脑溢血病倒了，本来想跟他学画的念头也只能中断。就在这时，我看到报纸上关于自费留学的介绍，于是萌发了去日本留学的念头。记得父亲说过，要学就要去日本，日本对文化以保存为主，文化传承也比较好。去日本就是要把中国文化彻底搞通，而不是把中国文化丢掉；到欧洲去，你要去适应他们的文化，重塑文化灵魂是很困难的。这一年是1978年。

　　记：当时工资一个月才几十元，出国留学的经费是怎样解决的？

　　傅：或许因为我在国画创作上的可塑性和前辈的奖掖，加上父亲生前不止一次说过培养孩子的遗愿，促使母亲鼓励我去日本深造。于是她写信给谷牧副总理和廖承志副委员长，大意是：“抱石早年求学于日本东京都武藏野美术学校，他生前夙愿培养女儿益瑶学习国画，并争取也到武藏野美术学校攻读东方美术史及绘画。可惜抱石去世，培育女儿的事已来不及了。但女儿长期坚持刻苦学画，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益瑶在国画方面取得的小小成绩，仅为今后深造打下基础，还当百倍努力。为此，我向领导提出：送益瑶去日本留学。”

　　这封“申请报告”由我带到北京面呈两位领导。谷牧说，你这个孩子很上进，这样的孩子不帮帮谁呀？批示：“请廖公阅处，如能促成，乃大好事。”廖承志收到签署意见后批示：“如自费去，须经邓小平副总理批核。如同意，由中日友协协助办。”两天后，邓小平副总理用红铅笔在“申请报告”上批示：“如她经济不充裕，公费亦可。”时当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国家选派艺术人才公费出国深造还没有先例。就这样我成了当时留日学生中唯一学习美术的公费女学生，也是傅家孩子中第一个出国深造的。

　　三不：不能重蹈他人路

　　记：初到日本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傅：我还是比较幸运，虽然钱少但没有打过一天工。有人说打工能够接触社会，但我觉得要真正做学问，还是应该静下心来。要说变化大，就是没有了任何依靠，有的只是孤独。在国内干事情，没有条件国家给你条件，家人朋友给你条件；在日本没人管你，也没人要求你，这种自由容易成为荒废的理由。所以我总是自加压力，把自己逼上绝路。在东京艺术大学当平山郁夫先生的研究生时，我在学校里画日本画，到家画水墨画。当时我的胃痉挛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每天要去吊点滴。但一到晚上我就亢奋，要做很多事；早上困极了，还是去听课，就这么折腾着。

　　记：您的绘画之路有过挫折吗？

　　傅：刚到日本，在美术学院学了几年，不过是用西方的方法画日本画，还有用美国人拍的鸟或野兽之类照片来照着画，一点传统教育也没有。那时最痛苦的是“晚上想好千条路，早晨起来还是磨豆腐”，不知该选择哪条绘画之路，这个状态延续了很长时间。我觉得我最衰老的时候就是这段时间，时间没有了，岁月也没有了。记得一个冬日下雨天，又湿又冷，我在上野车站的桥底下，思前想后：38岁还是个留学生，既没有事业又没有前程，最糟糕的是没有本事。我坐在那里号啕大哭，惹得很多日本人跑过来看，以为我失恋了。

　　记：后来是怎样“挣扎”出自己的路？

　　傅：在日本越学日本画，心里就越喜欢中国画，做水墨画家的信念也越发强烈，决心坚持中国绘画本质，不做日本画画家，这也成为我闯荡东瀛的一个转折。

　　不久又遇到一个难题，以前我觉得父亲的画很有个性，学会他的用笔、跟他画得一样好，就成绩卓著了。但越学越发现自己不会画画，只要一离开爸爸的稿子，马上就不行了，这给我的精神带来了极大紊乱，我开始有了恐惧感。

　　偶然间，我读到了两个人斗琴的故事。有个人琴弹得非常好，但高士的琴更好，就想拜高士为师。高士说，你的琴是跟巫师学的，如你要跟我学，就搁琴一年，把手上的巫气去掉。我把父亲当成模仿的对象，虽然“灵气”学像了，但学得有点“巫”了。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教授也对我说，你承继父亲，不能先做鞋再长脚，鞋子先做了，你脚还没长大，怎么行？当时说得我一愣一愣的。但立刻醒悟：临摹别人的画，走别人的路，如同穿他们的鞋，合适他们，但不合适我自己，自己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线条。我有好几年完全不用父亲的笔法，不管是山是水，都是一根线画下来。这些技法用笔成了我的一种画风，在日本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令我感到快慰的是，我在走自己的路子的时候，反而更能融入父亲的特点，似乎和父亲有了新的对话。

　　四不：不与画商打交道

　　问：您成名了，画卖得好，与画商相处得怎样？

　　答：我的人生选择就是不走卖画的路，不追求画价的高低，不受钱的折腾。因为一旦走上这条路，就意味着成为金钱的奴隶而没有学习的机会。我要在社会的大舞台上寻求拓展自己的艺术空间，走自己的艺术之路。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处于泡沫经济时代，钱很多，绘画在日本就像股票、不动产，每天都有价值上亿日元的画展开幕，真是眼花缭乱。我的一个老师，他的画价开始是一百万日元，不到十年涨到一千五百万日元，不久是三千五百万日元，后来干脆就没有价了。日本土地特别少，地价暴涨，绘画就被称为“墙壁上的土地”，到处充满了诱惑。有很多画商来找过我，因为我的画跟父亲很像，他们让我把题款写得边上一点，好冒充父亲的画。有人直截了当地说，买画是为了送礼的，谁会管真假。我回答：与其画父亲的假画，不如画我自己的真画。

　　父亲生前不止一次说过，卖画和画画绝不是一条路。他说，你要卖画的话就不能画能够留存下来的画了，所以我不与画商来往。与画商来往是自取其辱，卖得掉是千金宝贝，卖不掉马上就变成青菜萝卜。一张画卖得好了，他会老让你画这张画，其他的就不要。我的生活来源主要是做文化事业，为寺庙画画，画民间祭。虽然没有许多钱，但想做什么事情就有人来帮忙，让我感受到一种真正的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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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益瑶：傅抱石之女，1979年留学日本，取得硕士学位，在中国、日本、美国、瑞士、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及联合国举办个展40余次；曾获日本最高美术评论奖“伦雅美术赏”和“神道神社文化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