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恩，中国交响乐团艺术总监，澳门乐团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

　　1 9 8 9年，在第六届匈牙利电视国际指挥大赛中获首奖。

　　1 9 0年担任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的副指挥。

　　1 9 2 - 1 9 5年，担任北爱尔兰阿尔斯特乐团的首席指挥和艺术顾问，并担任西班牙E u s k a d i管弦乐团首席客座指挥。

　　1 9 6 - 2 0 2年，邵恩任英国纪福特管弦乐团首席指挥。

　　邵恩在北京的书房不大，书架里的书，很多是他出国前，与搞表演艺术的太太相虹结婚时各自带过来的。过去看和买的书，大部分都运去英国了。

　　邵恩谈自己的书，十句话里有八九句不离“我爸”。“我爸藏书比我这多一倍，有一万册。”“我爸是真正的书迷，现在每天捧着一本书。”“我爸跟字典一样，什么不会我都问他去。”邵恩说，打从认字开始，他读书完全受父亲的影响。他父亲的古典音乐知识很丰富，邵恩说自己交响乐的知识还好，但歌剧等其他领域就很不够。至今指挥乐团，有时候歌剧唱段方面有不懂的，就会去问爸爸。

　　 20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时代汉英大词典》，邵恩和他6岁半的儿子都非常爱惜。

    邵恩很喜欢书法。朋友知道他喜欢，都送他书法。

　　已故电影导演谢添曾赠送邵恩太太两幅亲笔字画。一幅闲着，一幅裱着挂在书房的墙上。

　　1读

　　严肃和通俗的中外名著

　　有三种类型的书，邵恩必看。“搞文艺工作的人不能太没文化”，所以第一类他读中外名著，包括“别人认为是通俗小说”的《聊斋志异》、《金瓶梅》和金庸的武侠小说。邵恩认为《聊斋志异》只是以通俗小说的形式出现，其实当中哲理很深，人性、人类最基本的思想感情很深，而且少了封建礼教的东西。

　　学西方音乐的邵恩，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看到比起欧洲早上很多的“浪漫主义”。

　　“孟姜女哭倒长城、窦娥冤六月飞雪，都是极其‘浪漫’的”。金庸的武侠小说他看过几本，感到“武侠小说”也只是外壳，“金庸的审美观与对于爱憎是非、道德底线的论述非常充分。他里面对于练武者‘德’的标准，是人类普遍对道德标准的认可”。邵恩将其与十八世纪的西方浪漫主义小说对比：后者贯穿着“自由平等博爱”、对爱的极致描写、对他人的同情心和人的尊严之维护，跟金庸发展成现代语言的“七侠五义”其实都一样。

　　而且绍恩看到这些书已经或多或少参与了“政论”，即使没有像雨果的书“天天谈论政治，论政比故事情节更重要”。因此邵恩认为，把文学作品简单归纳为“严肃”或“通俗”作品，而后者一概被视为文学含义不高、单供娱乐的书，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私底下”，邵恩也看布郎的《天使与魔鬼》等，但“有些东西渲染得厉害”。不过里面仍然有邵恩觉得佩服的地方：“西方人虽然在胡编，比如冰河时期的来临，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

　　2读

　　“工作要用的书”

　　邵恩第二类要读的是工具书，即“工作要用的书”。现在他的工作比以前更密集，没有以前那么多时间阅读，但他依然保持更新知识。很多书，因为工作需要去阅读，他便挤时间去图书馆，走马观花赶着读。小时候邵恩的爸爸就对他说，在对一样事物产生观点以前，要先去彻底了解这样事物的本质。这便养成了邵恩广泛阅读的习惯。

　　比如，他要指挥一部作品，于是他便要翻遍该作曲家的传记、书信集、别人对其的评论等一切能找到的资料。“要把这个人的审美观、心态和思维尽可能了解透彻，因为作曲家的审美观直接影响到其创作”，邵恩举例：比如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常被视为充满仇恨和非常悲惨，但写悲惨音乐的人很多，“到底他的悲惨是不是跟柴可夫斯基的多愁善感形式一样？又比如勃拉姆斯是感情不外露的，他认为要把一句话说完就太乏味了；但柴可夫斯基要把话说尽，一句话说完了，还要加上一堆话。”因此做指挥的指导乐队时，很受这些文字资料的影响。至于有争议的传记细节，邵恩的解决办法是去读多个作者写的同一个人的传记，以及去读跟个体无关的、有关该时期的历史。这些只是工具书的一部分。邵恩再举例：比如要指挥比才的作品，仅仅知道他“反对巴黎公社”并不够，还要知道“巴黎公社”怎么回事，要去找可靠的历史资料看。

　　3读

　　科普方面的杂书

　　第三类是杂书。他认为：真正的“家”，而不是“匠”，绝对不是仅精通自己的专业领域，而一概不问天下事的。“局限于自己专业领域的，眼界不开阔，只能把眼前的事情做得很好，但难以往前走，走不出去。”邵恩挺佩服杨振宁，他看过后者的文章，“写得很漂亮”。许多物理学家只以实际理论为重，但在一次研讨会上邵恩听过杨振宁的发言，发现他用自己的观点分析易经和道家，很有意思。

　　有时候，邵恩会跟他在香港科技大学“搞高分子物理”的教授小姨子“发短信，对对联”。

　　杂书里，邵恩主要看科普类的书：天体学、地质学、地球历史。他也经常爱琢磨《星球大战》中“理论上可以实现，但技术上做不到”的：人类解体然后组合、光速旅行。他说自己喜欢纯理论的东西，“黑洞学说也好，量子力学也好，或许永远实现不了，但读读很有意思。”邵恩因工作关系游历广泛，在西方生活过很长时间，他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经常有“融会贯通”的见解。

　　比如邵恩指挥过希腊的交响乐团，也指挥过日耳曼语系的交响乐团，结合生活经验，他便口出“妙语”：日耳曼语系的交响乐团水平都很高，拉丁语系的都不行，因为后者好享乐，比较散漫，只要有阳光就不上班了，他们对建筑、饮食的想像力很浪漫。日耳曼语系的人很严谨，很刻苦，但那里的饭食不怎么样，超市里供应很有限，只是满足基本需求。”看科普的书看得多了，邵恩自称对“超脱”这个词的理解与别人可能不一样。

　　比如在读乐谱、指挥乐队时，他看到作曲家中有“自然的超脱”，有“有意识的超脱”：“像理查·施特劳斯，他本身一点不超脱，天天跟老婆吵架。用超脱来安慰自己，写了一个《死亡与净化》。布鲁克纳却是真的超脱，他任何一个交响乐出来都挨骂，但他还继续写。”而“超脱”的含义，还可以被邵恩用以解释被神化的巴洛克音乐。在他心目中，任何音乐都可以神化；任何作曲家写出东西来，都是“神灵的启示”。写出好的音乐，跟相关知识系统掌握的程度没有关系。

　　现在很多人认为巴赫的音乐很难理解，邵恩则总爱把巴赫的复调技术，中国的诗词对联，以及数学逻辑思维、美术里的对称和非对称并列在一起看。正如他爱不释手的三卷本中译版《欧洲艺术史》，当中把毕加索的画、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和美国汽车时代的历史放在一起。里面讲的是人类生活根本改变、生活效率的提高带来副产品，颠覆了人类以往安详的心态，使人类的竞争意识更激烈，竞争手段更丑恶。凯恩斯主义、金钱万能、心理畸形和变形、萨特的存在主义，“都是共同世代的特征”。

　　对于巴赫的音乐以及古典音乐，邵恩结合《圣经》又有自己的观点：“巴赫没有时代局限性，在200年前到未来听来都是好的。

　　但能不能传过去还不知道。

　　现在流行音乐的追星族追的只是包装，不是音乐，音乐向何处去，古典音乐是不是很快面临死亡，我也不知道。按照《圣经》的说法，商品社会最后发展到极致，是星球的灭亡，人类的灭绝，但文化的灭亡过程，古典音乐肯定是属于早死那一类的”。

　　「书架设计」

　　邵恩的书架上摆着各种装饰品。《毛泽东选集》旁，有他太太相虹去希腊参加戏剧节时带回的希腊悲喜剧面具。还有他在希腊指挥国立交响乐团时得到的礼物：希腊陶器；在荷兰、南非工作时买回来的瓷器和工艺品。也有他在潘家园几十元淘的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