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昌平是一个一直在路上的人。

　　在单向街书店的山东画报出版社新书《刀郎》发布会现场，朴素、文静的她像个平常大学生。但就是这个素衣女子，这些年来足迹遍及全国1500个县市，《沿河而居》、《泰宁诗书画》、《西出阳关》等一本本人文地理书带着她潮湿的汗水和不停歇的足迹陆续出版。

　　在《行者无为》中，她说：“‘行路’自古至今都算不得一种时尚，只是认识大自然和磨砺自我的手段。对我而言，它还有另一种涵义：我把它看作生命状态，换言之，是我生活方式的全部。”她背负行囊，走进荒山僻壤、苍茫绝域，游走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意欲将散落在野的历史遗迹逐一走到，哪怕老了，拄着拐杖，推着轮椅，她依旧要走，没有终结，没有停歇。

　　然而，行走的尚昌平不是读者熟知的那个流浪的三毛，她也拒绝做三毛。她的行走是艰难的、危险的：骑一头小毛驴行走在荒山野岭，饱一顿，饿几天；徒步跋涉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骆驼带着所有的干粮和水走失了；在喀尔达依的荒漠，风吹流沙像破堤的洪水迎面而来……

　　在大自然面前，她总在想，明天她是否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然而，再艰苦的自然环境她也能以极大的耐力去面对和忍受，她的心里有一条绵绵若存的历史之路：“家里人希望我成为像翦伯赞那样的历史学家、侯仁之那样的地理学家。”所以她坚持不走三毛的大众路线，独选一条艰难寂寞的人文地理学术探索之旅。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她目睹了人类的历史文明逐渐被沙漠侵蚀的凄凉景象。她对麦盖提县委书记闫俭的话记忆犹新：“文化艺术现象就是这样，记不住往者，就不会有来者。”她感到现存的人文地理迫切需要用文字、图片记录下来，于是，她揣上笔墨、端起相机，义无反顾地上路了。

　　“走在路上的行者不是行为艺术”，她说。在行走过的区域里，她最爱新疆。从《西出阳关》到《走读新疆》，从《沿河而居》到《刀郎》，她出入新疆40多次。新疆人说她是昆仑山上的花——威灵仙，花开前积蓄力量，饱满却谦虚；花开时娇然挺立，鲜妍灼人；花谢时轰轰烈烈，执著依然。

　　可是尚昌平说自己只是塔克拉玛干上的一粒沙，在沙丘上领略边疆的美。

　　“我不满足于视野中历史的背影和侧面，我期望看到的是历史的正面。”她在苍凉的楼兰废墟中看见了一枚千年前楼兰新娘的戒指，她站立在没有一点点生命迹象的罗布泊听着唯一的声音——自己猛烈的心跳，她在艾提尔清真寺的月光下看朝觐者的庄严肃穆，在素朴的香妃墓旁看小女孩蘸汁描连心眉……这就是她最早与新疆的七次约会——《西出阳关》。这是一本她自己非常喜欢的书，书中对历史的梳理系统而有条理，对地理的考据中有她自己的思考。

　　如果说《西出阳关》和《走读新疆》里还有许多女性特有的细腻的感性描写，那么《沿河而居》和《刀郎》，已经洗尽铅华。“这两本书的内容也有了改变，是以区域性为特征的人文地理作品。”尚昌平说，在古突厥语中，“塔克拉玛干”一词有“进去出不来”的含义，而流行于南疆民间的说法是“过去的家园”。“在我多次走进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考察后，对流传于民间‘过去的家园’的诠释确信不疑，因为我看到了无数湮埋在沙海中的故园，空旷的瀚漠里，给人留下的是对往事无限的缅想。”

　　为写《沿河而居》，她沿着发源于昆仑山的克里雅河走进塔克拉玛干腹地的达里雅博依，走进那一间间胡杨木屋，记录下少女清纯的面庞、妇女眼角的泪痕、老人额头的皱纹，记录下简陋木屋里孕育出的亲情，孤独的牧羊人浮动的身影，沙海中赤裸奔逐的孩童的足迹。为拍一组图片，她甚至险些坠下悬崖。

　　新书《刀郎》的缘起是，五年前在麦盖提，秋收后的刀郎人麦西莱甫（新疆维吾尔族的一种乐舞形式，编者注）上，有着浓烈忧伤气质的刀郎乐舞深深地感动了她。于是在寒暑交替中，她一次次走进刀郎人聚居的村落，探访一个个性格各异的民间老艺人。“从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上看，忠实地记录刀郎乐舞及刀郎人的生活状态，是每个文化人应履行的义务，我只是其中之一。”

　　尚昌平称自己不是一个读书人，可她通读《尚书·禹贡》、《山海经》、《水经注》、《徐霞客游记》等人文地理著作，还有数不清的史学、考古学专著。每一本书，她都写得很苦，除了实地收集来的资料外，她还要查阅许许多多的文史资料。为写《刀郎》，先前对音乐并不精通的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90平方米的屋内到处堆着书，甚至没有搁脚的空地。

　　再过一段时间，等天气变好，她又要再赴新疆，为她的下一本书《玉出昆仑》做进一步的资料收集。“好像我生性便是在野之灵，出窍的魂灵比身体走得快，且走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