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与史结缘。19岁发表极具学识的论文，赢得了“治史天才”的美誉；在蒙元史和八思巴字的研究上卓有建树；从1953年起，协助史学大家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前四卷。范老逝世后，他毅然担负起这项未竟事业，主持编写了第五至第十卷，后又合作完成第十一、十二卷。洋洋洒洒十二卷，气势恢弘，风骨朗朗，万千雍容。他兀兀穷年，在历史的幽暗深处，寻找着蒙尘的美和故事。
　　
　　从1953年起，蔡美彪协助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前四卷。范老逝世后，他主持编写了第五至第十卷，后又合作完成第十一、十二卷。
　　
　　由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蔡美彪先生联合其他学者编写的《中国通史》第11、12卷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届时，洋洋12卷的《中国通史》将全部出齐。《中国通史》架构宏大，史实准确，选材精当，笔法洗练，代表了我国史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从1953年协助范文澜先生编写《中国通史》前四卷，到主持编写五至十卷，再到《中国通史》的完美作结，蔡美彪先生完成了一段艰难却美妙的历史探询之旅。
　　
　　我眼前的蔡先生眼角舒展的鱼尾纹充满着笑意，鬓边银发愈显得风度端凝。上世纪的往事在记忆中已被漂白,一切去留得失恍然如梦,而今欣然欢笑,毫不伤怀。当年的夕阳和夜雾,正如今早的红日和朝霞一样嫣红;弹指一挥,一个甲子倏忽而过,阳光依旧温暖,照见黑发,亦照见银丝。
　　
　　“别只顾听他们的课!”
　　
　　1942年,蔡美彪参加了天津崇化学会举办的国学专科讲习班,三年后,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由此确定了一生道路。本科毕业后,他在北大史学研究部继续读研究生。
　　
　　然而,读研三年,蔡美彪只修过一门历史系的专业课。原来,开学伊始,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汤用彤便找蔡美彪专门谈话,给了他意想不到的告诫:“你是南开过来的,基础不错;北大有不少名教授,你一定想多听听他们的课。我跟你谈话,就是劝告你:别只顾听他们的课!你要跟他们学,就读他们的文章和著作,自己做研究,有需要时再请教他们,不要忙于听课,把时间都浪费了。”
　　
　　蔡美彪回过神来后喜上眉梢。可是回头一想,不选课就得不到规定的学分,学分不够就不能毕业。结果还是选了向达的“中西交通史”,旁听了金毓黻的“东北史”。他同时在东语系选修蒙文和阿拉伯文,在西语系选修法文。读研期间,他基本都在学语言课,为其日后的满蒙文字研究奠定了基础。
　　
　　这样的求学经历,使蔡美彪对当今教育颇多感慨:
　　
　　“现在,学校对学生选课限制太严。其实教学最欠缺的一环就是读书。历史专业的学生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居然还有没通读过《史记》的。前些年,我为社科院出考研试题,发现有些学生的本科成绩虽然很好,却答不上来我们出的很一般的考题。应该懂得的基本知识,仅仅因为老师没有讲到,他就保持着心安理得的无知。”
　　
　　驻守史学所的“一门干部”
　　
　　1952年,北大文科研究所被中国科学院接收,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就搬进了原文科研究所驻地。时任所长罗常培先生对八思巴字(八思巴是元朝国师,《书史会要》中记载他“采诸梵文创为蒙古字”,即八思巴字)很感兴趣,读到蔡美彪写的研究八思巴字的文章,大为赞叹,把他从明清史研究室调到藏有几万张拓片的金石拓片室。蔡美彪不负众望,从拓片中发现了一批八思巴字材料。因缘际会,罗先生后来又安排他到社科院语言所工作。期间,蔡美彪和罗常培合著了《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又独力著成《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
　　
　　转眼过了半个世纪,较之当年,蔡美彪的工作和生活节奏都没有太大变化。他用食指在空中划了一个圈,“五十多年来,都是在这个院子里面。‘文革’时人家批我,说我是‘三门干部’——从家门到校门,然后到机关门,脱离工农兵,走白专道路。我心说,我哪里是‘三门干部’呀,我是‘一门干部’,从来就没有出过这个院门!”
　　
　　就是这道坐落于东厂胡同的小小院门,串连起蔡美彪长达半个世纪的生命轨迹。庭前梧桐一年年生芽落叶,手中书卷却仍似旧友,常伴朝昏。
　　
　　“蔡,原来您是治史的天才!”
　　
　　了解蔡美彪的人都知道,静水流深,平静只是他学者生涯的表象,他的智慧及卓见一经发表,往往如投石入水,使史学界泛起层层涟漪。
　　
　　著名学者王叔岷有一次在亲友面前说,自己发表处女作时未及而立,言下颇为自得。他的女儿赶忙提醒:蔡美彪在同一期刊物上也发表过文章,当时他才十九岁!
　　
　　原来,1947年,蔡美彪用文言写出第一篇学术论文《辽史王鼎篆正误》,次年寄给当时颇有名望的学术刊物《学原》,主编徐复观当即回信表示准予采用,并足额付给稿费。然而文章未及发表,天津就解放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南迁至香港,发表计划似乎不了了之。蔡美彪再接再厉,大学三、四年级时在《大公报》、《议事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多篇。几年后,蔡美彪根据《辽史王鼎篆正误》底稿用白话重新修改,于1952年发表在罗常培先生主编的学术刊物《国学季刊》上。
　　
　　1978年，一位来访的美国代表团成员对蔡美彪说:“久仰!我在学生时代就读过您的《辽史王鼎篆正误》。”蔡美彪纳闷,看对方岁数不轻,五十年代了他还在校当学生?那时在美国怎么看得到中国大陆发行的这本刊物?一问方知,《学原》于1950年在香港发表了这篇文章的初稿。在《学原》那一期上发表文章的很多人战后留在了香港,其中就有王叔岷。就是这篇文章,海外不难求得,蔡美彪却在事隔三十年后才觅得芳踪。
　　
　　公案还没有结束。1985年,蔡美彪出访美国。美国学者见到他后惊呼“太年轻了,有没有搞错!”说什么也不信他就是《辽史王鼎篆正误》的作者。他们质问:按照常理,蔡美彪其人应该已年逾耄耋了,怎么才五十七岁?
　　
　　蔡老一头雾水,百口莫辩。直到同事出来作保,才使美国人的疑惑冰释。原来,这篇文章引用新证,解决了王国维没能解决的问题,而且下笔老成,海外人士于是都认定蔡老和王国维应是同辈人,见到蔡老后难免大吃一惊。惊讶继而转为赞赏:“蔡,原来您是治史的天才!”
　　
　　天才的背后却是过人的勤奋。年轻时,蔡美彪借得图书馆的书来做校对和抄写,每每直至深夜。现在展卷,还能看到当年写下的“夜二时半校毕”等字样。
　　
　　蒙元史及其文字研究是蔡美彪的专长。他强调,研究八思巴字,仅凭对现代蒙语的熟悉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关于元代的金石历史知识。即使具备了上述条件,为证得一字,有时也要付出很大心血。
　　
　　2005年8月,为取得北京平谷区(县)元代兴隆寺蒙汉文圣旨碑碑文的第一手材料,老先生亲自攀登瑞屏山,临碑摩挲审辨,终于辨识出拓本中模糊不清的字,于次年发表文章,纠正了某些流传的误释和误译。
　　
　　言语间皆是史,点滴中总关情
　　
　　从1953年起,蔡美彪就协助范文澜编写了《中国通史》前四卷。范老逝世后,蔡美彪毅然担负起这项未竟的事业,主持编写了第五至第十卷。他认为,《中国通史》第十卷写到嘉庆朝后就不继续写下去是没有道理的,应该补写从道光继位至宣统退位这一部分,以清朝及其封建帝制的灭亡作结。十卷出齐之后,他每天仍然坚持工作六七个小时,与汪敬虞、杨天石、茅海健等专家合作完成《中国通史》第十一卷和十二卷。斗转星移已近十载,即将付梓。
　　
　　蔡美彪秉承范文澜的观点,认为“一本好的通史,第一要直通,第二要旁通,最后要会通。”按照范文澜的解释,直通,就是要精确地具体地划分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旁通,就是社会中各个现象不是孤立的,它们互相有机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会通,就是两个方面的综合。蔡美彪说:“如果没有水乳交融的会通,就算不得具有时代气息的完备通史。”当年,蔡美彪访问普林斯顿大学,和《剑桥中国史》的主编杜希德见面。两人互相称赞对方,一称对方为“大将军”,一称对方为“大元帅”。惜乎杜希德先生已经作古,没有能够看到《中国通史》的万千雍容。
　　
　　笔者手头的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通史》精装十卷本,气势恢宏,笔法洗练,点水之间,宏旨通透,代表了我国史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同时又是公认的雅俗共赏之作,文笔气势氤氲,风骨朗朗,可谓言语间皆是史,点滴中总关情。
　　
　　小心“夫人代管”
　　
　　蔡美彪习惯了事必躬亲。“我的习惯是自己做,稿子也是自己写”,这种习惯,深受范文澜先生的影响。谈及范文澜,蔡美彪目光如水,语调和神态都变得愈加恭谨,如同范老就在面前。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范老就住在近代史研究所的院子里。尽管一只眼睛视力不好,仍然坚持每天早上八点多开始工作,下午至少六点才离开办公室。
　　
　　研究所的同志都住在所里,入夜,人人都点灯学习。人们说这是范老的影响所致,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晚饭后,范夫人在院子里散步,走家串户后回来告诉范老某某不看书顾自下棋呢。开始,大家不明所以,琢磨着范老怎么那么明察秋毫;后来真相逐渐大白,于是家家灯火通明,久而久之,范夫人的夜巡就被谑称为“夫人代管”。
　　
　　后来,国务院曾拨给范文澜一套住房,他一个人难免寂寞,蔡美彪就搬来住在二楼,两人朝夕相处,生活上互通有无,学术上切磋砥砺。范文澜除学术外别无爱好,很少看电视看戏,偶尔看一次,遇到不懂的时新事物还要问蔡美彪。他怀有一种严肃的编纂通史的使命感。为写作通史不惜推却或辞去许多行政领导职务,几十年如一日,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谈及《中国通史》,蔡老谑言:“也很平常,‘通史’就是普通人写的通俗的历史书。”出语平易,其实艰辛。就在和笔者见面之前,蔡老刚解决了《中国通史》清样的一个校勘问题:书引黄遵宪词“展冰奁,试照桃花血。影如此,泪重洒”,清样中作“展世奁”,平仄与文理皆不通。但错讹的是哪个字呢?老人专程到书店寻觅,靠着书架打开黄遵宪的诗词集翻查,知原字确是“展冰奁”。“奁”原义为镜匣,后来引申为嫁妆的意思。用冰来形容镜子,蕴含玉洁冰清之意。
　　
　　蔡老说,回顾过去的论述总存在不足,亦因观点进展和新材料的发现而有待深化。维度需要开拓,但下笔益须审慎。“越不懂就越敢写;越懂,才越会惜墨如金。像范文澜先生写唐代儒学,只用了几千字,那是因为他从年轻时就研究经学,对经学太熟悉了,才能做出这样的高度概括。史笔简洁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写书的境界,就是以己少许,胜人多许。”
　　
　　《中国通史》第十二卷的面世只是乐章之间的一个休止,蔡美彪的治史生涯不断地奏出一个又一个变化无穷的展开部,令人目不暇接。除了通史编纂和蒙元史研究,他还以十年时间专治地震史,合作主编了三百多万字的《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而他的名字也为中国科学院编写的《地学人名词典》收录。近年,出版社还预备以全十二卷为基础,提炼成约六十万字的两卷本简本。在蔡老看来,这不是简单的删减,几乎等于重写。
　　
　　“寸阴难求,寸金何用?”
　　
　　蔡美彪学术道路的紧要关节处,往往如有天助,水到渠成。他谦言,“人能做什么,不能摆脱环境影响。我做的工作差不多都是‘被动’的。主编《通史》,是范老身后的应尽之义;主编地震史料,是唐山地震后全国减灾工作的一部分;研究八思巴字,是通过罗常培先生才接触到金石拓片,从而发现了别人难得见到的新材料。”
　　
　　就读于一流大学,受业于一流导师,功成名就于一流的研究所。蔡美彪一生的学术道路如此顺遂,人们不禁会问,“您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时不我待。这是我无法弥补的遗憾和无法回避的尴尬。”
　　
　　最近学部开会,他说,很羡慕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身处和平时代,把握中国近百年来没有过的机遇,享受着过去无法比拟的工作条件。而我们这一辈在战争和运动中度过了一生最可宝贵的岁月,所以当代青年学者理应超过前人。
　　
　　“从小读书,有些话读了并不见得理解,我的小学老师说过两句话:‘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年轻时,觉得这是老生常谈嘛,快八十了,才越来越感到它的分量”,蔡美彪说。
　　
　　“我对寸金没有兴趣。我要寸金何用?老一辈先生叫学生做学问不要贪名图利,真才实学才是根本。范文澜生前曾向出版社写信声明不收稿费,稿费全部上交国家。他的近代史印了上百万册,《中国通史》印了几十万册,多少年来却从未领过稿费。古人将钱叫做‘泉’,到手就花了。不花就等于没有。但学问却能不断充实自己,不会流失。”
　　
　　蔡美彪当过不少奖金的评委,他不赞成作者自己申请,希望采取学者推荐的方式。他自己就从未主动申请过奖金,得到的奖励都是别人代为申请的。有一段往事被当作笑话讲:前些年由出版社申请,蔡老主编的书获得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国家奖和奖金。他说,大家分了吧。二十五个人每人获得四百元。直到蔡老打算买一部书送人的时候,才发现这部书定价五百元。
　　
　　寸金何用?寸阴难求。
　　
　　如果说生活像盒装巧克力,不打开尝就不知其味;治史就如同打开黑匣,未尝打开过它的人不会明白历史的美。清晨,当十九岁的蔡美彪逞才摛藻,打开人生第一个属于自己的历史黑匣的时候,匣中的珍奇深深迷住了少年。随后他不断寻找并打开黑匣,陶醉于探索带来的美景。然而,当他挺直脊梁,舒缓一下酸痛的腰板的时候,他看见了地平线上的夕阳,少年已经变成了老者。前方,仍然散落着众多黑匣,等待着被打开。
　　
　　蔡美彪体悟到自己的存在和使命。他要打开更多黑匣,向着光走下去。
　　
　　蔡美彪与史学的关系已经超离责任。治史,是他的需要;终生治史,就是他的因缘。蔡美彪与史,可比做伯牙与子期。一个善弹,一个善听。彼此缺一,都会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