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已逝,精神永驻,风范长存。

　　萧前：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教育家。早年曾是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的得力助手，由此走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道路；39岁撰写论文，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赏识；关注现实，关注实践；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体系代表人物之一，又是变革传统体系的带头人物之一；哲学园地耕耘一生，耄耋之年蓦然回首，缤纷弟子已白头。真理似大树，郁郁葱葱常青不凋；哲学如长河，在他的生命深处萦回。
　　
　　哲学是智慧之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哲学家是智慧的化身,是时代精神的承载者。
　　
　　2007年8月23日凌晨3时50分,哲学家萧前走完了84年的人生旅程──一颗智慧之星陨落了,留下的是沉甸甸的著作和深湛的思想。
　　
　　与萧前共事多年且同是哲学家的韩树英教授这样评价这位老朋友──
　　
　　“为适应我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需要,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在传播、宣传、捍卫、探索、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作为人师,他的弟子桃李满天下,一代又一代在意识形态战线上建功立业;作为学者,他的著作闪耀着持久的理论光芒,广泛影响着我国哲学界。”
　　
　　哲人已逝,精神永驻,风范长存。
　　
　　与哲学的生命之缘
　　
　　也许,萧前的生命与哲学本有缘分。
　　
　　萧前在回忆如何走上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道路时称:“自己一生最值得庆幸的是遇到了大众哲学家艾思奇和苏联专家凯列两位老师。”
　　
　　萧前四五岁时,随父母定居苏州,在省立苏州实验小学读书。抗日战争爆发后,举家内迁,辗转于长沙、泸州、重庆等地。在漂泊动荡中,萧前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和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被书中描述的红军的英雄气概和共产党人高尚的道德情操深深感动。
　　
　　在四川国立二中上学期间,萧前读了很多进步书籍,因喜欢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邹韬奋的《读书偶译》,被同学冠以“牛克思”的雅号。他在重庆南开中学读高三时,一篇阐述“性善性恶”的作文以生动的哲理性分析深得老师赞赏。中学时期的萧前心中萌生了研究哲学,做个哲学家的愿望。
　　
　　1944年高中毕业后,萧前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与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是同学。他广泛学习各门自然科学课程,形成严谨的思维和学风,为日后学习研究哲学打下了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
　　
　　后来,萧前积极参加“要民主、反内战”运动,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在王汉斌、彭珮云领导下开展学生工作,并由组织推荐担任了学校学生自治会理事。在昆明“一二·一”惨案期间,萧前置自身安危于度外,加入了罢课联合委员会并担任委员,站在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前列。
　　
　　1946年底,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和吴晗同志的推荐下,萧前来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在北方大学文教学院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留校工作。也许是命运的安排,1947年春节,萧前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哲学家艾思奇,并被安排做他的行政和学术秘书。当时艾思奇受毛泽东委托,正在组织人员编写中国近现代哲学史。在艾思奇身边,萧前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很快成为艾思奇的得力助手。1948年北方大学合并到华北大学,后来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人民大学。从此,除“文革”期间人大解散的几年外,萧前一直没有离开过人民大学。他先后担任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哲学教研室主讲教师,哲学系副主任,还兼任过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编委、《哲学研究》杂志编委。
　　
　　1952年2月,苏联专家凯列来到人民大学工作。同年6月,人大“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成立,直属校部领导,由成仿吾副校长兼任主任。凯列是教研室唯一的苏联专家,兼任顾问和教学工作。教研室决定让萧前做凯列的助手,协助他进行教学和研究指导工作。凯列担负着教研室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及有关课程的教学工作,其中包括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原著，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以及西方哲学史等课程,还有相关的课堂讨论、辅导,任务繁重。凯列在人大工作了两年半,出色地完成了教学任务,为人大马克思主义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其中,有萧前的功劳。萧前是凯列在人大讲学时最得力的助手。两人接触最多,联系最密切。凯列给研究生讲课、课堂讨论、辅导等活动,萧前都参加。课后,萧前深入班组了解情况,收集意见问题,同时指导大家学习,并向凯列反映情况,商量教学工作。他们两人不仅在工作中配合得很好,在思想志趣等方面也有许多共同或相近之处。两人在马克思主义教学工作中建立了深挚的友谊。
　　
　　39岁时发表的论文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赏识
　　
　　为响应毛泽东“把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里解放出来”的号召,萧前在1963年7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论文《把哲学变成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甚是赏识,后来周恩来也向当年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推荐了这篇文章和“青年哲学家”萧前。
　　
　　这时,萧前才39岁,是人民大学哲学系的一名普通教师。
　　
　　萧前的文章之所以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赏识,并非偶然。萧前当时虽然年轻,但已经是志愿投身马克思主义哲学事业的思想者了。这篇文章所感所言,正是当时社会思潮的反映。文章内容固然涉及对哲学与大众关系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它表现了一个哲学家深切关注现实、关注实践,并自觉置身于其中的理论责任感和思想敏锐性。
　　
　　人们由此开始重视萧前,了解萧前。在今天看来,萧前这种自觉的、一如既往的理论责任和思想敏锐,正是他继李达、杨献珍、艾思奇等哲学家之后,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新一代学术带头人所特有的品格。他的学问、智慧和人生,与国家、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
　　
　　半个多世纪来,萧前始终站在哲学基本理论教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前沿,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学科奠基人之一
　　
　　苏联专家回国后,中国学者开始着手建设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教材体系。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萧前作为主要执笔人之一参加了由艾思奇主编的新中国第一本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简称“艾本”)的撰写工作。“艾本”是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模式转化为中国模式的典范和权威。艾思奇去世后,萧前等人又根据形势的变化,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艾本”进行了多次修订。
　　
　　1981至1983年,受教育部委托,萧前又与李秀林、汪永祥共同主编了《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两部教科书。这两部书，以严密的体系、充实的内容、缜密的叙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成果,先后荣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和北京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萧前再次受国家教委委托,牵头组织“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这一全国重点课题研究。他带领课题组部分成员赴全国各地考察调研,并主持召开了多次哲学教材体系改革研讨会。1993年,萧前与黄枬森、陈晏清共同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下册),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和哲学教学体系的改革。
　　
　　在致力于学科建设和改革的同时,萧前还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开拓创新的热情投入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中。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并在长期深入的探索中逐步走向成熟。
　　
　　上世纪五十年代,面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期的盲目冒进和一哄而上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萧前在《哲学研究》上先后发表《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与阶级根源》、《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等文章,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作了深刻反思,对当时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作了认真探讨。
　　
　　和许多学者一样,“文革”期间,萧前被冠以“黑手”、“反动学者”等罪名,遭到迫害,下放劳动,被剥夺了学术研究的权利。他却利用这段时间重新研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新的发现和认识。
　　
　　1980年,萧前在《红旗》发表《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强调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根本的特征。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内在统一的哲学。他在《哲学研究》发表《论实践的形式》,特别提醒人们要重视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提出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这一基本观点。他在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和理论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的论断。针对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他认为,只有认识到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才能彻底驳倒唯心主义,也才能把辩证唯物主义贯彻到底。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赖以确立和发展,并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基础,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区分开的关键,也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赖以确立的哲学基础。这些观点逐渐被理论界接受,并主要体现在他和李淮春等主编的《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一书中。
　　
　　在半个多世纪的高校教学生涯中，萧前始终站在哲学基本理论教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前沿，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育的学科奠基人和带头人之一。
　　
　　大家风范
　　
　　萧前是著名哲学家,但他一点架子都没有,无论是对同事还是学生、晚辈,都持平等态度。在学问上,只论真不真,有没有道理,不讲年龄辈分。南开大学哲学系原主任陈晏清教授回忆,1980年初,教育部委托萧前主编全国哲学专业教材,在国防大学开了一次全国性研讨会,讨论人大哲学专业的试用教材,提出意见以便进行修改。他作为萧前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学生,以前一直对萧前有一种仰视的感觉。他在会上作了一个“跪一条腿造反”的发言,一开头就说,学生造老师的“反”多是跪着造反,但两条腿都跪下这“反”就造不成了,一条腿都不跪那就不是学生。然后对教材编写的框架和具体表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讲时痛快,讲完心里就“扑通”开了,觉得自己有些张狂,很是后悔。没想到萧前不仅没有任何反感和责备,反而认为他有独立的见解,并邀请他参加教科书的编写工作。
　　
　　萧前的学术研究特别关注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他的文章大都是针对我国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而写的,其初衷也是为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所助益。在他看来,这不但是一个个人研究兴趣问题,而是一个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的问题。即使在晚年患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下,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关注和思考国家大事,听广播、看新闻是他每天的“必修课”。有了新的想法,就找学生来讨论,并写成文章发表。
　　
　　萧前特别注意文风问题,受《大众哲学》生动活泼、深入浅出的文风影响,他的文章融理论的深刻性、逻辑的严密性与表达方式的通俗性于一体,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语言简洁、生动、传神、上口。萧前经常对学生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说老百姓能够听得懂看得明白的语言,这样的哲学才能真正成为人民群众手中的武器。真理都是朴素的,这就是俗话说的“真佛爱说家常话”,越是故弄玄虚、云山雾罩,越表明还没有把问题弄得很明白。
　　
　　上世纪八十年代,萧前担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的编委,并任“总论及辩证唯物主义”部分的主编。编写工作一开始,萧前就指出,这是一项很重要、很严格,质量要求很高的工作,从条目的设置、审定、修改,撰稿人的选择,以及编写过程中的稿件反复等,都需要认真细致的工作和大量的劳动。由于条目撰稿人众多,且散布全国各地,稿件质量参差不齐。在这种情况下,编写组的修改和编写任务十分繁重,对稿件的取舍,也很难处理,特别对那些质量差又小有名气的作者,处理起来就更麻烦。针对这种情况,萧前强调,对稿件的质量要求不能降低,要一丝不苟,对达不到质量要求的稿件一律不能采用,无论是谁,哪怕是名人所写,也要退回修改或换人重写,只有基本达到质量要求有修改基础的稿件,才能由编写组做进一步修改。在萧前的带领下,写作历时约两年,顺利完成。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萧前不仅是一位哲学家,还是一位杰出的哲学教育家。在人大,在哲学界,他人缘好、口碑佳、名望高,被尊称为“萧公”。“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不仅是萧前自己做人处世的座右铭,也是他教书育人的准则。萧前在哲学园地里耕耘了几十年,桃李满天下。他不仅以渊博的学识和睿智的思想把学生领进了智慧的殿堂,而且以巨大的人格魅力影响他们如何处世做人。他教的学生,指导的研究生,许多已成为著名学者。
　　
　　作为哲学家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陈先达,1953年到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班学习。他说:“我是萧老师的一个老学生,我的第一位哲学老师就是萧前老师,是他领着我走进哲学这个殿堂的,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今天，我的学生在人大哲学院也早已有学生了,萧老师的的确确是人大哲学院的‘祖师爷’。”在萧前80诞辰时,陈先达曾经赋诗祝贺:“头白弟子髦龄师,犹记当年受教时。玉树临风英姿爽,播火传薪启后世。一生追求多风雨,几经磨难果满枝。尽收长江收百斗,师恩如山敢忘之。”
　　
　　胡福明是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最初作者,他于1959年9月至1962年12月在人大哲学研究班学习。胡福明说:“萧前老师讲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丰富,旁征博引,论述精辟,理论联系实际,不仅帮助我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培养了我们观察、研究问题的能力。”
　　
　　萧前指导研究生特别注重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勇于创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人们在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时,发现“价值论”的研究在我国尚属空白。而价值理论是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理论，属于基本原理领域,在国际哲学界也已经成为重要的新兴分支。当萧前的第一个博士生李德顺提出要以此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时,萧前表现出了一位学术大家的远见卓识和严谨求实的科学风范。他立即邀请当时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编写工作的十余位国内著名学者,共同就这一选题加以认真的审议和论证。当这个选题得到认可后,萧前放弃了原来安排学生参加自己主持的科研项目的计划,转而以极大的热情支持李德顺进行这项学术攻关和创新工作。经过师生几年的共同努力,李德顺35万字的博士论文《真理、价值、自由——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引论》终于在1986年完成并顺利通过答辩。该论文后来以《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为题正式出版,成为我国价值哲学研究一部具有代表性和奠基意义的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强烈反响。现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的李德顺满怀感激地说:“萧老师善于在自己的周围营造一种气氛,让人才,让思想,让成果不断地涌现出来,在他的身边,学术的发展是不停止的。”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哲学老兵
　　
　　萧前晚年常以哲学老兵自称。2006年11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系)成立50周年之际,他撰文感言──
　　
　　我这一生是与我国哲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就是我的生命。如果说哲学是一条长河,我就是这条长河中的一滴水。近年来,我生活难以自理,但头脑中时常转悠的、甚至睡梦中时常萦回的,还是一些哲学问题。这是我的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我的精神的真实写照。
　　
　　1996年秋,萧前不幸中风，患脑溢血。手术之后,他为自己仍能够整段背诵马克思主义经典而兴奋不已,为自己能够亲眼看到香港回归祖国而激动不已,他更为自己能够跨入新千年、新世纪而高兴。他的左手、左腿失去了知觉,不能动作,他却幽默地说:“这是报应,谁叫我反‘左’呢!”
　　
　　病后的老人不得不暂放下研究多年的课题,离开心爱的讲坛。面对疾病给生活带来的困难和不便,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乐观地称自己是“两手抓”,即一手抓体能锻炼,一手抓脑力恢复。尽管看书读报非常吃力,可他每天坚持阅读,始终以一个理论家特有的敏锐关心着国内外重大时事和理论研究动态。
　　
　　萧前夫人潘瑰智是一位医生，医疗护理方面很有经验。萧前中风偏瘫之后，全依靠着夫人的侍候，不仅有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精心照顾，也包括精神上的相濡以沫互勉互励。为了进行恢复性锻炼，萧夫人想尽了各种办法，除了每天陪着他散步，床上面挂着吊环，床边安着扶手。学生们去看望他，有时候他躺在床上，还要做几个动作，开玩笑地说，她要把我培养成运动健将哩！
　　
　　学生们去看他，见他精神很好，也胖了，说：“您比过去胖了。”他指着夫人说:“她是一个好‘饲养员’啊！”
　　
　　萧前逝世后，凯列教授发来唁电，称萧前的去世是萧夫人特别重大的损失，她为延长萧前的生命，付出得太多了！
　　
　　前些年,萧前不顾年事已高和疾病缠身,担任了“艾思奇著作编委会”的编委,参加艾思奇的著作、译文和一些没有发表的讲义、文稿、生平年谱的编辑整理出版工作,为《艾思奇全书》最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付出了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