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余光中面对面的时候，他额前稀疏的银发就显得醒目。
　　
　　老人温和的面孔清瘦，充满书卷气息。他使用温软的南方普通话言说。
　　
　　言说不能达意时借助手势，他的身材矮小，手臂瘦弱，手指长如竹节。
　　
　　见面的时间是仓促的，他正在打点行装，1小时之后就要离开北京踏上返回台湾的旅途。
　　
　　然而，短暂的时间并没影响他谈话的兴致。我们就在他下榻的北京建国饭店的客房说话。
　　
　　余光中的《乡愁四韵》我是很早读过的。然而当音乐人罗大佑坐在体育场的舞台，面对上万民众弹着吉他唱出《乡愁四韵》的时候，我还是意识到心里温热的感动。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酒一样的长江水／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朵海棠红啊海棠红／那血一样的海棠红／那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
　　
　　我以为写出这样诗句的人是至情至性的人，没有深切的体察，没有锥心泣血的经历很难有如此的情怀。初读这首诗的时候，我就对余光中怀有尊敬感。罗大佑的歌声加重了这份尊敬。
　　
　　2004年4月6日，我在现代文学馆见到余光中先生，他从台湾来北京领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我听他的演讲，他说：把岛上的文字传回中原。这让我感到这个老人与众不同的心肠。
　　
　　把岛上的文章传回中原，这是余光中假托苏轼的诗句表达自己的心志。
　　
　　苏轼有很长时间被流放到海南岛，后来回到中原。跟苏轼比，余光中在岛上的时间更长。
　　
　　岛上的时光孕育了余光中乡愁的情结，他说：“出生在南京，9岁以前南京一直是我的家，9岁那年我逃过了一劫，南京大屠杀的现场离母亲和我不过100公里。9年以后，为了逃避战争，我和母亲仓惶告别南京，也告别整个大陆。这一别就是半个世纪。到2000年的时候，我才重回石头城。后来我从台北又到美国，到了一个我完全陌生的社会和文化之中。乡愁对于我就是一种记忆。”
　　
　　1982年，诗人流沙河编辑《星星》诗刊，介绍了余光中以乡愁为主题的诗歌。
　　
　　余光中到达大陆的时候是在1992年，前后相隔了10年。
　　
　　真正的乡愁，除了是诗人的一种感伤情怀，还是文化断裂的忧患。
　　
　　余光中有5年是离开台湾在美国度过，在完全相反的社会和文化里生活。
　　
　　“我第一次去美国30岁，那时候美国跟亚洲，跟台湾跟大陆都不一样，现在中国跟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小，就像上海，跟美国越来越接近，但那个时候差别非常大，那种差别提醒我，我是中国人，我从东方来，我的文化跟美国的文化始终不同。当你不在中国的时候，你就成为全部的中国，当你走到异国之地，所有的国耻都会贴到你的脸上，中国的痛楚就是你的痛楚。”
　　
　　最浅的海峡，最深的乡愁。是余光中对台湾岛的描述。
　　
　　久居台湾，余光中把自己的写作形容为“在诗里喊魂，在歌中怀乡”。
　　
　　他在诗中写道：“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两管永生的音乐，滔滔，朝东。”
　　
　　晚年的时光中，余光中大多是定居在高雄中山路的一幢居所里。
　　
　　作为年过七旬的老人，余光中看到台湾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也看到台湾的文化现实。
　　
　　“台湾现在施行的政策是把人进行粗糙的分类，政治人物要赢得选票，就制造粗糙的族群矛盾，制造两岸的冲突，以此操弄政治选举。包括‘去中国化’运动，执政当局想像切香肠一样把中国文化的印迹从台湾切去。”
　　
　　“乡愁，如果仅仅是同乡会式的乡愁就简单，同乡的乡愁是人的基本常情。但是一个读书人的乡愁是把空间加上去，乘上时间，乘上文化的记忆，乘上沧桑感，这种乡愁就是立体的。对于个人只有小小的回忆，几十年而已，但是整个民族有几千年的记忆，那些记忆变成典故，变成神话，变成历史渗透在你的精神里，你走到哪儿会带到哪儿，所谓的秦魂汉魄、宋魂唐魄就在你的身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