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看来，做一个编辑，远不如当一名作家，更值得称赏与尊敬。年轻人说起人生志愿时，经常是开口便道：我要当作家；却绝少有人说，我要当编辑的。
　　
　　一个编辑，果真要比一名作家逊色许多么？真正了解编辑这个职业的人，是不会这样认为的。据我所知，越是有成就的作家，越是对编辑的工作了解较多的人，对于编辑越是尊重。
　　
　　“是你默默地在给我引路”
　　
　　巴金先生，就是对编辑非常尊重的一位大作家。
　　
　　翻阅《巴金全集》，在不少集子的卷末，都会看到一篇题为《致树基》的“代跋”。原来，在《全集》编辑过程当中，巴老与责任编辑有过多次的通信。成书之际，巴老就挑选了其中一些，放在各卷的卷末，作为跋文发表。而这样的跋文，既是作者与编者友谊的证明，一方面也表现出了作者对编辑的尊重。——代跋中的“树基”不是别人，正是多卷《巴金全集》的责任编辑、王仰晨的本名。
　　
　　近年来，出版了文集、全集的作家甚夥。可是，像巴老这样，把写给责任编辑的信，放在集子后面，用作跋文的，我还没有见到过。巴老素以“世纪良知”著称，他会如此尊重一个编辑，想来这个编辑必然有其非常之处。
　　
　　那么，在巴金老人眼里，王仰晨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一个编辑对于一个大作家，又会有一种怎样的影响呢？
　　
　　且让我们一起读一下，巴老于1992年11月21日，写给王仰晨的信里的一段话。
　　
　　巴老在这封充满深情话语的信中说：“我的书橱里有不少朋友的信件，其中有一大叠上面用圆珠笔写满了蓝色小字，字越写越小，读起来很费力，但也很亲切。不用说这是你的来信，我生活忙乱，常常把信分放在几个地方。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那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发光。这不是什么幻想，这闪光是存在的。我明白了。它正是我多年追求而没有达到的目标：生命的开花。是你默默地在给我引路。”
　　
　　“是你默默地在给我引路”。——这就是一位大作家，对担任其书稿编辑工作的编辑、对多年的老朋友，道出的肺腑之言。
　　
　　羞以先烈之子而自矜，欣以父辈之志为己志
　　
　　非常有幸。作为王仰晨的同事，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与他朝夕相处；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使我受益终生的东西。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所在的五四文学组，从其隶属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部剥离出来，与鲁迅著作编辑室合并为现代文学编辑室。我的办公室,也便从前楼的四层,搬到了后楼的二层，不久又移至三层。从此，就有了与“王仰”（称呼他时，大家总是略去他名字中的末一个“晨”字）朝夕相处的缘分，使我这个初入编辑行的小学徒，又多了一位老师。
　　
　　和仰慕以久的资深编辑一起工作，能够随时向他学习、得到教诲，这是一种难得的机缘。随着对王仰晨了解的加深，我进一步认识到，我每天见到的这位面容清癯、精神矍铄的前辈，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老编辑，更是一位可敬的忠厚长者、一位老革命。
　　
　　话，这样说，是不是有些过头了呢？一点儿也没有过头。
　　
　　下面，让我们看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王仰晨的默默奉献及其闪现的高尚人格。
　　
　　1943年7月，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出了《评〈中国之命运〉》的文章。这篇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的文章，是针对由陶希圣炮制、经蒋介石多次修改后抛出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所宣扬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论调而发。它严正而有力地斥责了所谓要把中国之命运寄托于国民党，“惟有中国国民党，他是领导革命创造民国的总枢纽，他是中华民族复兴和国家建设的大动脉”的谬论。文章指斥蒋介石“抹煞了各种主要的历史事实”，对于忠勇为国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极其“忍心害理”的污蔑。——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为什么能够非常及时地对国民党在重庆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给予迎头痛击呢？这是因为，还在印刷过程中，该书的清样就已经通过曾家岩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转送到了延安毛泽东的窑洞里。发现并完成了这一工作的，就是时任重庆南方印书馆印刷厂工务部副主任的王仰晨。
　　
　　这种革命的自觉和对于党的事业的忠勇，不仅表现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样也表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王仰晨去世后，曹苏玲（曹靖华之女）在写给王仰晨之子王小平的信中，曾有这样的记述：
　　
　　“文革”期间，我家住在北河沿南口，你们家住在南河沿，听他说离得很近，但我一次没有去过。“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在向许广平先生索要鲁迅书信时，也派联络员白联艺等二人，身着军装，气势汹汹地闯入我家，索要鲁迅给我父亲的书信。鲁迅先生给我父亲的书信，据《鲁迅日记》记载，有292封，但几经战乱，最后仅存85封。考虑到书信的安全，父亲除暂时保留写在彩色信笺上的10封外，其余75封，已于1965年夏交许广平先生捐赠给北京鲁迅博物馆了。白某二人未必知道这一情况，当时在我父亲搪塞下，他们说过两天再来取。白走后，我们都忧心如焚，不知该如何对付。你父亲听说后，主动提出由他将保留的10封信取走保存在你们家里，才躲过一劫，使这些鲁迅书信得以保存下来。稍后揪特务时，我父亲又被打成“苏修”和国民党双料特务，聂元梓组织的专案组在一个雪天的深夜里闯入我家，父亲被蒙上双眼捆绑而去，下落不明。母亲情急之下，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原想请做过董老秘书的一位同志转给总理，但送到红霞公寓他的住处时，才知道他也被揪出，已无法转信了。你父亲得知这一情况后，又主动提出将信交他转给邓妈妈。信交出后不到十天，我父亲就重获自由。如果不是你父亲转信，后果不堪设想。在那样疯狂的年代，遇到这种事，更多的人是避之犹恐不及，能像你父亲那样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挺身相助，需要怎样的勇气，要承担怎样的风险啊！我父亲生前提到他时总说，“是好同志啊，这样的好人难得啊。”
　　
　　曹靖华蒙难，转信给总理的路不通。危急时刻，王仰晨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主动提出由他把信“转给邓妈妈”。果然，“信交出后不到十天”，曹靖华同志就获得了自由。——王仰晨把这件事做成了。
　　
　　要做成这件事，需要勇气；然而，还需要有一定的条件作支撑。王仰晨怎么会和邓颖超同志有这么“铁”的关系呢？
　　
　　和王仰晨相处得久了，我才知道：原来他的父亲王景云，早年曾在商务印书馆做事，是大革命时期的上海工人领袖。因此，周总理和邓颖超对他们一家人、对王仰晨，都是熟悉的。后来，父亲牺牲了，家庭生活陷入困顿之中，王仰晨也不得不小小年纪就到印刷厂当了学徒；艰难的生活，使他受尽了社会的欺压与凌辱。然而，从父辈那里传承过来的革命精神，却一直伴随着他成长，使他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一名杰出的革命战士。
　　
　　羞以先烈之子而自矜，欣以父辈之志为己志。对于父辈的荣耀，王仰晨却绝少提及，哪怕有人在他面前说起时，他也总是三缄其口。
　　
　　“做一个合格的编辑”
　　
　　王仰晨曾做过《茅盾文集》和《茅盾全集》的编辑工作，与茅盾先生有着多年的交往。有一次，茅公在谈话中向他提起，自己早年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曾认识一位名叫王景云的同事，是当时上海工人运动的领袖，可惜，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了。王仰晨默默地听着茅公的讲述，什么话也没有说。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就是王景云的长子，不想把工作关系扩展到人情关系；他只愿踏踏实实地把编辑工作做好，做一个合格的编辑。
　　
　　“做一个合格的编辑。”王仰晨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年轻人。
　　
　　在将近二十年的相处中，我曾不止一次地听他说过这句话。他还说过，“要做一个真正合格的编辑，是很不容易的。”
　　
　　也许就是因为对自己早已有了“做一个合格的编辑”的定位，所以，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有人推荐他到一个研究单位担任司局级领导的时候，他坚决地辞谢了。他的理由是：我不是那个方面的专家，胜任不了那个工作。若干年后，王仰晨离休的时候，仍然得到了“局级待遇”。然而，由于并没有补过“实缺”，与真正的“局级”相比，在各种待遇上的差别，也就不言而喻了。
　　
　　难道他不明白其间的轻重得失吗？并非如此。
　　
　　他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的着眼点在于：一个人怎样才能够对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而不是怎样才能够为自己捞到更多的好处。当了一辈子编辑。他认为做编辑是自己最擅长的工作。而一个人只有从事自己最擅长的工作，才会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他才坚持，一定要留在自己能够“胜任”的编辑岗位上。
　　
　　这就是王仰晨做人的原则，这就是他的品格。
　　
　　平常与不平常间的人格闪光
　　
　　政治的清醒，革命的自觉，工作的忘我和为人上的谦卑自牧，既表现在平常的日子里，更闪光在许多不平常的时刻。
　　
　　重庆时期，向中央传递重要消息；“文革”时期密藏鲁迅书信、救援曹靖华等等，已如前述。而作为一个编辑，在能力范围内，他也同样做出了一般人难以做出的贡献。比较典型的一件事情,是在周总理去世之后，出于对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的痛恨，对革命事业、对革命领袖的热爱，王仰晨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协助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即童怀周），选编了《天安门诗抄》。然而，就像对待以往做过的许多类似的事情一样，对于自己在这件事上所起的作用，他也并没有多么看重。
　　
　　《王仰晨与〈天安门诗抄〉》一文的作者李先辉，对于王仰晨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曾有如下的描述：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完成了《童怀周与〈天安门诗抄〉》初稿。王仰晨看后，认为可以出一本书。我说如果将来出书，就请您写序。他立即连连摆手：“不行！不行！我既不是领导，又不是名人，更不是当年的‘四五’英雄，哪有资格写序！不过，我愿意帮你看看稿子。”一个月后，他约我去他家谈我那篇稿子。我一进门，他就十分歉疚地说：“实在对不起，我对你的大作动得太多了。”我接过稿子一看，上面有不少地方用红笔改过，还有一些用蓝笔写的批语。凡涉及他的内容，他大都删了，并批注道：“删去的部分希望照办！”他淡薄名利的思想品格令我崇敬。他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令我感动。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楼三层那个不足十平米的背阴的房间里，王仰晨一坐就是几十年。就像拧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架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直至离休，从来没有松动过、从来没有出过毛病。每天，无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他总是来得最早而走得最晚；兢兢业业，几十年如一日。这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得到的。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是在他的主持下出版的，《茅盾全集》、《巴金全集》等许多现代作家作品集的问世，都融入了他的心血与汗水。他用饱蘸着心血和辛劳之笔，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十年的发展史册上，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笔。我们新闻出版界里，正因为有无数像王仰晨同志这样严于律己，默默奉献的编辑，我们的事业，才能够蒸蒸日上，不断谱写出新的篇章。王仰晨以他在编辑岗位上杰出的奉献和光辉业绩昭示世人：做一个编辑，并不比当一名作家逊色。一个好编辑，同样会受到人们的称赏与尊敬。
　　
　　每天早晨，当我走进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院子，当我走进后三楼那狭窄拥挤的过道，当我走过王仰晨曾在里面工作过多年的314房间的时候，总是感到，仿佛他仍然坐在那扇朝北的窗下，埋首看稿。于是，耳畔就又响起了那熟悉而亲切的声音：要做一个真正合格的编辑，是很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