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光运动》 残雪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8年1月出版

    “无数的书写者都曾企图返回自己的童年。童年果真是能够返回的吗？人的记忆是最不可靠的东西，哪怕你深信不疑，像描工笔画那样一五一十地将某个片断描下来，却只是一件赝品，一种误会。往往，人和童年的距离比人同那些古代兵马俑的距离近不了多少，那是永远不会在重重迷雾中现身的庐山，是一去不复返的‘好的故事’。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童年便是艺术的起源，理解、感受到了童年，也便等于是入了艺术之门。”
　　
　　“我今年53岁，我之所以坐下来写自己的童年，倒不是因为自己有了多大的把握，而是隐隐约约的有些小感触，又不愿放过，所以就来做一次努力，一次尝试。我相信，一定有某种长长的暗道，通到儿时长久地逗留过的鸡笼子旁边。那只下蛋的黑母鸡，我曾无数次用食指伸进它的屁眼里去探那些蛋……”
　　
　　―――节选自残雪《趋光运动》序言
　　
　　残雪
　　
　　我最怕别人放爆竹。如果是在我没注意的情况之下鸣响了一大串的爆竹，那还可以忍受。但如果有一个人正在点燃爆竹的引线，却又还没响起来，我就会吓得魂飞魄丧，捂了耳朵就跑，跑得越远越好。小的时候是这样，一直到今天也没多大改变。只不过现在自制力强些了而已。现在春节人们仍然放爆竹，所以好久以来我在春节都不上街了。还有一种更大的“爆竹”就是爆米花的机器。那时没有多少副食品，隔一段时间就有人推着爆米花的机器来了。小孩们围着看，为了好玩，也为了闻那香气。炉火熊熊，铁罐子随着风箱转动，而我，一看到这个场面就心惊肉跳，连忙回家。即使在家中，为了那无法预测的一声巨响，我也是忐忑不安的。我恨发明爆米花机器的人，有什么好吃的啊，搞得人心惶惶！如果街边有人在爆米花，我就狂奔到街道的另一侧去，像有人在后面追杀一样。最大的“爆竹”是夏天的雷电。江南的雨季，雷电是很吓人的，像要将房子都劈开一样。一道雪亮的闪电之后雷就来了，在等待的那两秒钟里头我总是屏住呼吸，似乎血管里的血都凝住了。那种天气当然不敢到外头去走。万一哪一回迫不得已到了外面，闪电一起来，就吓得全身如筛糠！有一回，我连雨伞都丢了，打得一身透湿。
　　
　　其实最可怕的不是那一声响本身，而是期待中的想象。也许对于我，爆炸就相当于死亡，在那个东西欲来未来之际，我的想象就进入了疯狂状态。这种生理反应从儿时一直延续到今天，治是治不好的了。对于死亡的超出常人的恐惧是我与生俱来的。从小我就恐惧“死”，而且越来越恐惧。我怕看亲人的尸体，远远超出怕听爆竹声。
　　
　　我的大弟是陷在工人挖河沙挖出的洞里淹死的，那一天，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周围的空气似乎是现出了黄黄的颜色，所有的景物都变成了旧照片。走廊里人来人往的，什么人在低声讲话。弟弟的尸体穿戴好了，来到了大门口，家里人都出去看他。我不敢去，我迈不动脚步，再说也没人注意我，我就呆在家里了。世界停滞了，景物无比虚幻。然而死了弟弟的夏天仍然是夏天，只不过是有点发黄的夏天，树枝还是轻轻地在摇摆，小鸟仍然在啄食红果。我没法理解这种事，我感到彻底的无助，因为一切都要独自承担。听母亲说，弟弟的鼻孔里有血，是呛死的。多少年都过去了，在梦里，我仍然拒绝接受这个事实，仍然要反驳，找出他还活着的种种理由。那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负罪感，也不光是因为害怕，可能起作用的还有倔强的、不肯认同死亡的生命力吧。
　　
　　在我的作品里头，是没有消极、颓废和死亡的位置的。我自认为我的作品是生命之歌。由于与生俱来的极度的恐惧，我才选择了这种死亡演习的写作。我的每篇作品里头都有死神，也有那些决不放弃、决不低头的怪人或奇异的小动物，他们身上凝聚着千年不死的东西。这两方面的争斗一直在花样翻新。我不要听那爆竹的一声巨响，我也不要看亲人的残骸，即使听到了、看到了，我也要将它们排除出我的记忆。我决不让它们来主宰我的生活。时间一长，不要看不要听的东西便被对象化了，以越来越狰狞的面貌出现。所以我的每一篇小说都是危机四伏，它们那催命的鼓点越敲越紧，但表演的，不是死神的战胜，而是生的希望和生的光荣。
　　
　　我的眼前有一个捂着双耳飞奔的长腿的小姑娘，她的步伐那么急促而野性。那个时候，她一点也没有料到她会要将这种行为艺术一直扮演到死，她只是出于强烈的本能一次次地演出，在她后面追赶的，是她永远都不能接受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