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场曲目中的海顿（《第一零一交响曲》“时钟”）与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就音乐性质而论，其实几乎处于对极———海顿因天性使然，即便在最严肃的时刻也暗含无穷幽默和机智，其音乐由此也尽显灵活、灵动与灵敏。与此相反，布鲁克纳生就木讷，秉性笨拙，其粗大的呼吸在音乐中形成巨型板块，沉重而缓慢。这，不免给指挥家和乐团出了难题：如何协调和解决这两类不同音乐的不同要求？笔者猜想，之所以演奏海顿，可能是为了向海顿表示某种应有的致敬（毕竟，今年是这位被尊称为“交响曲之父”的奥地利作曲家逝世200周年）。芝团当晚的演奏，多少有些“亏待”海顿。特别是为此曲赢得了别名“时钟”的第二乐章“行板”，那个令人联想起时钟“嘀嗒”声的短小动机，以让人常常忍俊不禁的方式在各个乐器组中游走，演奏的精准、敏捷和清亮就成为题中要义。海汀克大师的处理，速度似嫌快了一点，乐队的进行来得太容易，反而少了一份海顿应有的神经质的紧张。

　　在布鲁克纳“第七”中，我们终于真正听到芝加哥交响乐团久负盛名的“黄铜金声”。时至19世纪晚期，海顿时期一般不足40人的常规交响乐队此时已经扩展为容纳近百人的大型组合。布鲁克纳的音响世界，长于斯，成于斯，丰润的弦乐和雄浑的铜管是其中支柱。这首“第七”，题献给布鲁克纳终生崇拜的艺术偶像瓦格纳，作曲家特意在其中使用形制异样的一组“瓦格纳号”，以加强本来就已经非常厚实的铜管组。这真是芝团号手们大显身手的好机会，无论头尾两个乐章结尾似初升太阳拨开云雾的灿烂，还是慢乐章中沉思冥想般的神秘与沧桑，只有通过这样的铜管声，听者才领悟到，什么是上天的伟力，什么是上帝的威严。

　　海氏大师显然是那种极富涵养、胸有成竹的指挥，一派“绅士”风度，不屑于那些花里胡哨但并没有音乐缘由的外在形体表现。即便针对布鲁克纳和马勒这样的“大块头”，他也是“四两拨千斤”，从不会“过激”或“失份”。考虑到他已年至耄耋，在演出中虽不可能像年轻人般忘乎所以，但他掌控音乐的大范围结构与长气息线条的功力和优势，仍一如既往。这尤其体现在昨晚马勒《第六交响曲》的演出中。这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悲情交响，乐思繁复，构架深奥，但经海氏大师调拨，却显得秩序井然，环环相扣。超过百人的四管制超庞大乐队似乎也到达了最佳状态（除了极个别完全可以原谅的微小纰漏），全面体现出马勒笔下的生命情状百态———悲苦、热情、凄惨、粗厉甚至狰狞。马勒总谱中多处轻若游丝的弱奏，特别考验乐队的“气口”控制，乐队的表现着实令人惊叹。而在震耳欲聋的乐队咆哮中，海氏的镇定自若与乐队的倾力配合又令听众大呼过瘾。

　　这两场音乐会以极高的艺术水准无言地规定了交响曲应有的文化品格———它通过众多乐器的交相呼应与对答交织，构建出深刻的声音性的生命叙述。相信多年以后，我们还将回想起刚刚过去的这两个夜晚中所体验到的布鲁克纳与马勒———在海汀克和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手下，布鲁克纳成为沉重信仰的代言人，而马勒则会留存为生命中狰狞经验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