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川BLOG精选）

　　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石川教授近影

　　从一部电影的创作质量上看，《高考1977》也许算不上是一部杰作，但看完这部承载着一代人集体记忆的影片，却仍免不了让人唏嘘感叹一番。其实，这部影片可以为人们看待中国这30年的历史变迁提供了一个特定的视角，它讲述的是30年前一群农场知青经由高考获得自由与解放的故事。

　　当年，重新开放的高考为无数人生命转折提供了巨大的历史契机，将数以十万计的年轻人从水深火热的知青生涯中拯救了出来。而30年后的今天，高考却变成了遭人诟病和不满最多的一种国家制度形式。在这30年里，高考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可以说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容易在社会不同代际之间形成文化代沟，并且也由此造成不同年龄层次观众对这部影片观影反应的截然对立。

　　比如，30年前经由高考改变了生活轨迹的人，今天说起高考一定不会忘掉“感恩”二字。对那一代人来说，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假如不是当年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定在三个月后恢复高考，假如不是邓小平力排众议，决定把印刷毛选五卷的纸张调拨来用于印刷高考试卷，假如不是邓小平从报考须知中删去“组织批准”这四个字，那今天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将面临一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但是，因为这个原因就可以把历史演进的动因归结到某个个人身上去吗？因为某个伟人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起过关键作用，就可以用一种夸张的英雄史观来看待历史的发展吗？固然“感恩”二字可以代表一代人对于他们那个时代的一种认知态度和价值判断。但这是一种被道德化了的历史意识，很难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历史哲学得到其他代际人群的共鸣。

　　从这个意义上说，影片旁白中所流露出的对伟人的感激和膜拜，那种抒情的言说方式，似乎很难被作为晚辈的观众所普遍认同。人们面对历史，任何时候，仅有激情都是不够的。历史的发展也很难用善恶、恩威这些简单的道德概念来解释。大多数情况下，看待历史还是更需要哪怕有点冷漠，却相对比较中立和稳妥的客观和理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头那一幕农场知青在广场上看露天电影，从银幕上看到邓小平复出的桥段，就远比抒情的旁白更有说服力。它用一种不动声色，又质朴内敛的影像呈现，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特别是中间忽然停电，知青用脚踏车发电继续收看《新闻简报》的段落，应该被看成是本片的一处神来之笔。它把知青内心那种期待变革的饥渴和焦灼，不露痕迹却又淋漓尽致地宣泄了出来。这才是一种真正的电影叙事。

　　在我看来，这部影片有点名不符实。所谓《高考1977》，主要角色当然应该是参加高考的年轻人。但实际上，影片给人印象最深的却是两个父亲。一个是孙海影扮演的农场革委会主任老迟，一个是赵有亮扮演的历史反革命陈甫德。从性格和气质上说，这两个人物是截然相反的。老迟是个没文化的大老粗，他讲组织原则，讲党性，讲立场，但有点不通情理，甚至对知青有点粗暴；陈甫德是个知识分子，他充满父爱，为女儿不惜以身犯险，但却毫无组织纪律观念，甚至为了女儿高考可以私刻公章，冒充国家干部。

　　当然，老迟最后转变了。从一个铁石心肠的工农干部，变成了一个“肩起命运的闸门，将年轻人放到光明中去”的勇敢的父亲。看到老迟亲自开着农场拖拉机送知青赶考的场景，我脑子里最先浮现出来的就是前面这句鲁迅曾经讲过的话。影片开始，思想僵化的老迟像是飘浮在历史天空中毫无生命气息的一粒尘埃，而到影片最后，他终于向着人性的光辉敞开了胸怀。相比之下，陈甫德的形象就显得苍白了许多，这个肩负着历史十字架，却极富自我牺牲的父亲形，以一种虎头蛇尾的方式，在影片的结尾不知所终。对此我曾不无遗憾地说，这个人物的结局，不应该是一串欲言又止的省略号，而应该是一记铿锵有力、斩钉截铁的惊叹号。

　　与这两个父亲息息相关的，是那两枚公章，这是影片中最发人深省的影像符号。第一枚公章，是永远别在老迟裤腰上的农场革委会的公章。它是组织与权力的象征。在那个年代，一切个人命运都取决于这枚公章，一个人的生老病死、穿衣吃饭，每一个与活着相关的细节都必须盖上相当于组织认可的公章。离开了公章，一个人就如同被剥夺了生的权利。于是，老迟因为拥有公章而成为一个侧身于权力巅峰的人，对于农场知青来说，他不是别的什么，而是掌握知青生杀大权的上帝。

　　而陈甫德这样一个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历史反革命，竟然毫无顾忌地用私刻公章的方式，向组织和权威发起了挑战。在当年，这极可能为他带来杀身之祸。但为了向女儿赎罪，为了她的前途，他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也许这是出于陈甫德的一种道德自信：当所有人都对他另眼相看的时候，他却一如既往地坚信自己的清白。于是，他私刻公章就不再是一种作奸犯科的下三烂，而成为一种为亲情自我牺牲的伟大的父爱。

　　与两枚公章相映成趣的是农场中那个整天哇啦哇啦叫唤的大喇叭和高高在上的瞭望塔。高音喇叭也是一个组织权威的象征，是中国集权时代话语霸权的独特符号。从大喇叭里传出的是组织权威的声音，它可以随时随地昂首阔步地闯入每个人的私人生活。只要喇叭一响，所有个人空间立刻四分五裂，每个人的自我意识也会在组织强大的声浪中土崩瓦解。

　　瞭望塔也以另一种方式喻示着组织的无所不在，它高高在上，以一种上帝的视线，将每个人的生活一览无余。对知青而言，大喇叭和瞭望塔是某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物，而对老迟来讲，却是他行使权力、塑造威严的权杖，他可以在麦克风前为所欲为，用自己的声音笼罩着整个农场。影片就是从这样一种角度，揭示出那个年代个人与体制的紧张而又微妙关系。

　　与两个父亲比较起来。影片对知青群像的刻画又要显得更薄弱一些。但是即便如此，在这个知青群像里仍有一个最后死于非命的小根宝，带给人一种深刻的触动。小根宝这个人物代表那一代知青中一种最为绝望的生存状态。他们从小学就开始抛开书本闹革命，与真正的老三届相比，他们的青春完全被政治动荡耗费殆尽，一俟高考恢复，命运的大门洞开之际，他们忽然发现，自己根本走不动了。机会来了，可他们却无力抓住。最后只能用死于非命让自己与那个黑暗的时代一起永远地沉沦下去。

　　与小根宝的悲剧相比，主人公潘友志身上则更为集中地体现了一种理想主义情怀。事实上在当年的知青当中，像潘志友这样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不在少数。他们一度都追求完美的人格，为了自己曾经许下的诺言，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前途。但是历史却跟这群热血青年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当社会现实面对突如其来的历史性转折的时候，他过去许下的诺言立刻就变得毫无意义。

　　这个时候，是继续坚守自己的承诺，还是顺应历史的大潮而改变自己的人生方向？这个两难问题是他们在那样一个历史关头所遭遇的最为严峻的挑战。留下还是离开？是遵守自己对老迟的承诺，还是以毁约为代价来换取自己更好的人生前程？在影片中，他最终选择了留在农场。对于这种选择，也许有人觉得他不太识时务，也许有人觉得他是在逆潮流而动。可是，他毕竟坚守了自己的信仰，饯行了自己的承诺。你尽可以说他是一个荒唐时代的牺牲品，但至少与今天大量擅长见风使舵的聪明人相比，他们那一代人的心理要更为健康许多。

　　潘志友大概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今天许多人未必能理解他的选择。我想这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情形。毕竟时过境迁之后，不是所有的牺牲都能得到后人公正的评价。中国一向是一个对时间与速度有着高度迷恋感的国度。中国这30年的发展变化，基本相当于其他国家100年的发展。这造成了中国人一种十分特殊的时间观念，也使得中国老百姓成了这世上最擅长遗忘的一群人。早就忘了，许许多多不堪回首的往事；早就忘了，许许多多为了信仰而付出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