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龚金平，文学博士，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讲师。

　　1977年，中国恢复中断了11年的高考招生制度，这为无数深陷灰暗人生、黯淡前途的青年投来了一束光亮，打开了一扇窗，也为这个在崎岖之路上跋涉太久的国家带来了变革的迹象和复兴的希望。影片《高考·1977》就是选取这样的背景，聚焦于一群下放到黑龙江的知青在巨大历史变革中的种种迷茫、阵痛、憧憬，以及他们为了改变命运而与现实、体制进行的种种抗争。因此，影片不仅再现了“历史”，更以真实又富激情、温婉而又流畅的影像书写了一代人的心灵史，乃至一个民族的心灵史。

　　潘志友、陈琼等人在黑龙江一个国营农场的分厂插队，在经历了最初的沮丧、消沉，乃至绝望之后，他们似乎已经适应了这里单调、艰苦的生活。当然，青春的激情仍在贫瘠的现实中暗潮涌动。可是，三分厂的厂长兼革委会主任老迟却希望这些青年像他一样坚守在边疆，扎根于这块土地，战天斗地，服务国家。

　　可以说，老迟是影片塑造得最为出色的人物，他作为“体制”的维护者，时刻把“组织”、“纪律”、“政策”挂在嘴边。他永远随身携带的那枚公章，象征着体制的权威和国家的意志，也是对知青进行管理和规训的一个紧箍咒。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独立小王国”里，老迟成了专制、冷酷的“家长”形象。他似乎享受着那种“一言堂”的成就感，更憧憬着“革命前景”在他手中变为现实图景。因此，他拒绝任何变革与颠覆，试图扑灭任何会“涣散军心”的“小道消息”。

　　影片中那个安放喇叭的塔楼，是一个类似于监视塔的“权威”的外化，更像是老迟的人格化呈现。在一片空旷的土地上，这个君临一切的塔楼，成了这群知青的一种惘惘中的威胁。而且，小根宝正是被从塔楼掉落的喇叭所砸死。这也成了影片对“体制杀人”的一次生动隐寓。

　　最后，面对这些青年的强烈渴望与不屈追求，或者说面对着不可逆的时代潮流（烧荒时的熊熊火焰，正如青年心中燃烧的激情，亦是时代变革的隐喻），尤其面对陈琼父亲那种大无畏的父爱，老迟从一个专制的“国王”回归为一个严厉的“父亲”，从一个冰冷无情的“国家权威”形象还原为一个具有人情味的长者。——或许，这也是影片所要表现的重要母题之一：“人性的回归”。

　　因此，影片《高考1977》选择了一个历史变革的临界点，以此为契机来唤醒那些沉睡麻木的心灵，激发那些潜藏许久的激情与梦想，并观照在这种嬗变中人心的各异表现：绝望、沮丧、抗争、拼搏。在这种氛围中，连几乎习惯了别人操纵她的人生的陈琼，也拒绝在逆来顺受中等待着自己不可知的未来，开始积极复习备考。

　　而影片更大的意义在于，恢复高考，不仅是中国一次巨大的社会进步，表明一个非理性时代的终结，更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启：不是用外在的戒律、或某个国家化的道德宪法来设定生存规范，而是个体依据自己的生命偏好来自由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注意影片最后老迟在广播里念的那份录取名单，那些在农场里只有一个抽象标签“知青”的群体，那些原来只能在抽象的民族、国家、集体的利益中发挥自己作为螺丝钉功能的“元件”，一旦身处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将恢复他们作为个体的种种差异性，种种不同的个性偏好：有人读中文系，有人读数学系，有人读机械制造系，还有人读法律系，等等。

　　相比之下，影片中最没有体现出个体生命热情的反而是潘志友，我们看不出他的个性偏好，他最后归依了那个外在设定的道德秩序，并在一种传统伦理的“负罪”感中到回到老迟身边。虽然影片强调这是潘志友的自由决断，但既然来农场从来不是潘志友的个人意愿，他在这里的出色表现只能理解为他在改变不了环境的情况下对自己的一种改变。于是，在历史性的变革中他的“逆历史潮流而行”，只能理解为影片试图为那个逝去的时代存留最后一点“信仰”的光辉。只是，这道光辉多少有些苍白和微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