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醒龙
刘醒龙一级作家,生于古城黄州,曾客居湖北英山县。系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享有国务院专家津贴。作品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中国电影百花奖及金鸡奖、新作史诗性长篇小说《圣天门口》(三卷)获国内惟一专业小说奖“中国小说学会第二届长篇小说大奖”,以及首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红楼梦奖决审团奖。
只顾抱着那些实用书籍的实在算不上是读书。我们所说的读书其实应该是为了让人的思想开窍。所以,对多数人来说,读文学书才是最好的首选。
我们这一代人深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最普遍的又是受到高尔基的影响。当我开始遐想高贵是如何与文学互存时,曾经因高尔基的出身与他的写作而困惑不已。关于高尔基,中国文学一直是这样介绍他:“前苏联无产阶级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出身贫苦,幼年丧父,十一岁即为生计在社会上奔波,当过装卸工、面包房工人,贫民窟和码头成了他社会大学的课堂。他与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亲身经历了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削与压迫。这对他的思想和创作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从这些话中,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他所写作的那部著名的三部曲,然而,对于年轻的中国学生来说,影响更大的是那部似乎更能体现其灵魂风范的《海燕》。那只高贵的海燕,无疑就是高尔基的人格写照。
很多年后,直到儿子也像我当初那样年轻,有机会到高尔基童年和少生时代生活过的喀山市的一所大学留学,我才了解到一些关于俄罗斯人的生活真相。儿子后来告示诉我,喀山当地治安情况十分糟糕,走在街上被暴徒抢劫的事,多得就像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随地吐痰的情形。在那所大学里呆了十几年的中国老师传授了一个秘诀给他们,男生们如果有事出门,一定要请一位女生做伴,因为,俄罗斯男人可以在家打老婆,也可以抱着酒瓶醉卧街头,却断断不会当着一个女人的面抢劫另一个男人。于是,我才恍然大悟。俄罗斯文学高尚无比的地位,正是来源于日常生活的种种小事。
为什么《红楼梦》会在读书人心里显得至高无上,就因为《红楼梦》骨子里的是高贵,是一种高处不胜寒。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内心藏而不露的高贵之心在作怪。就像生活中,有的人靠粗鄙可以得逞于一时,但能如此粗鄙一生吗?真理有时候只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那些借以文学名义的离经叛道,一切为了欲望。这种疯狂追逐暴利和决不放过任何蝇头小利的趋势,所考验的不仅是文学,而是人为了生存而必须具备的那种大智慧。
文学所需要的高贵,既存在于作家的骨子里,也存在于读者的心里。但是,往往很多人把高贵理解为矫情,或者是反过来,将矫情当成了高贵。真正的高贵是人的心灵质量的一种标志。回过头来再看我们的日常读书,曾经盛行的民间故事与民间文学,它所表达出来的,是人在内心潜藏着的种种不满与反叛。民间文学中有很多故事套路相似:愚蠢的有钱人总被聪明的穷人所戏弄;满腹经纶的秀才举人,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的知识分子,总是被塑造成一副食古不化的书呆子模样,吟诗不行,对歌也不行,就是将孔圣人抬出来,也不过是一个更大的笑话。这些套路有一种潜在的暴力倾向,那就是,当一种东西无法得到时,百般无理地抹黑与诋毁就开始了。
人类的高贵,在过去需要借助诸多奢侈品以及奢华的生活方式来展现;在物质生活差异正在变小的当下,精神气节的关键性就显得更加突出;在生存质量差异将会变得越来越小的未来,这一点就难免会成为至关重要的了。
在高贵面前,任何卑鄙都明白自身的卑贱。供世人阅读的文学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但一定要成为世界的良心。所以,站在文学的立场上,总在自诩的李敖先生虽然会读书,却实在算不上是好的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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