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包括电视文化在内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各族人民的不同历史发展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使各个民族的文化艺术具有瑰丽多姿的特色和鲜明的个性。如果对内蒙古电视艺术的发展略作回顾，就会发现，它对丰富我国文化艺术宝库，促进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诚然，电视文化尚属年轻，怎样才能充分发扬它的长处，还需不断进行探索。这里，笔者围绕有关电视纪录片艺术与民族特征的关系问题略抒己见。
　　
　　艺术的表现要真实。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是文学艺术理论中的惯性用语，但真正实现二者的统一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艺术的真实来源于生活，作家在生活的基础上通过想象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而艺术形象又显示了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和规律，并符合思维逻辑和客观规律性。在一些用叙述方式拍摄的纪实性电视艺术片里，往往显现人为组织的痕迹和不符合逻辑的一些情节。有的电视片为了再现历史事实，让已经病愈的患者再表现一番接受治疗的过程，给观众留下一种作假的印象。有的电视片里，牧民穿着蒙古袍用机械割草的镜头，显然这是记者不顾当代牧民生活的真实，随意“导”出来的作品。如今，牧民从事繁重的体力活儿或技术性较强的劳动就脱去长袍，身着短装“上阵”。近年来，牧区发生了很大变化，有许多牧民坐在家里有彩电看，出门有摩托骑。有的记者为表现牧区这一新的变化，拍摄了由数十辆摩托车组成的“飞骑队”奔驰在大草原上的镜头。看起来，非常壮观。其实，数十辆摩托在草原上并驾齐驱，除非在那达慕大会上进行摩托车比赛，否则在草原上不会出现如此“现代化”的奇观。经验告诉我们，作品中画蛇添足或子虚乌有的情节，一般是出自于对群众生活不熟悉的记者、编导之手。据一些内行、专家介绍，能够拍出纪实和艺术表现结合得好的电视片，如《丝绸之路》、《话说长江》等电视片，是记者、编导深入生活，在细微观察的基础上确定所要反映的主题之后，运用主观镜头的移动摄影，现场抓拍，以及现场录音等各种手段，忠实地记录下丰富多彩的画卷的。
　　
　　艺术的表现要给人以美的享受。社会主义的电视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是美的教育的传播媒介。由于电视艺术工作者思想境界、文化修养、审美情趣的不同，在他们的电视艺术作品中反映民族特征时，往往出现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使客体的自然美和生活美创造性的再现和反映出来；一种是，置美学原则于不顾，对生活中存在的某种落后现象，不是猎奇就是摹写。某台拍摄的电视艺术片中有这样两组镜头：猎人射死一只犴，熟练的开膛破肚，立即掏出犴的心肝生吃，并吸吮犴的心血。那位“渴饮血，饥吞肝”的猎人手上、脸上沾满了血污。另一组镜头：赫哲族渔民捕来鳇鱼后在餐桌上生吃鱼籽，其间，大人还给二三岁幼儿灌酒取乐。显然，这是用猎奇手法拈来的作品。不管该片编导的意图如何，它实际上渲染了一个民族的愚昧、落后。人的任何活动都包含着审美因素。按照高尔基的说法：“照天性来说，人都是艺术家。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希望把美带到他的生活中去。”(高尔基：《文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77页)由此看来，艺术是对现实的审美掌握的最高形式。但是，艺术美的获得并不是对现实的简单摹写，而是对现实创造性的再现。“艺术的任务不是摹写自然界，而是表现自然界。你不是一个可怜的摹写者，而是一个诗人！”(《巴尔扎克文集》，第13卷75页)。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凡是内容健康、形式优美的作品，能够在思想感情、意志性格方面给人们以潜移默化的教育和陶冶，特别是在美感上能够给人以美的享受，培养人们正确的审美观念和健康的审美情趣。
　　
　　艺术表现民族特征要有一定的深度。随着社会进步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对思想性的追求日趋强烈。艺术片的深度与电视新闻的深度报道有所区别，新闻报道和专题节目的深度，要求有深刻的思想性，报道形式一般采取连续报道、评论、综述、主持人等等。而电视艺术片(包括电视剧)的深度，主要是运用视觉艺术手段从一个侧面反映社会生活，击中人们心中紧绷着的心弦，产生使其先有共振而后引起共鸣的效果。属于纪实性和艺术和谐统一的电视片一般是采取虚实结合的手法，创造出内涵丰富、韵味无穷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的艺术形象。最近，内蒙古电视台对外部推出一集反映民族题材的电视艺术片：一位鄂温克老猎人经过较长时间精心调驯，终于训练出一只善于捕捉野兔、山鸡的猎鹰。鹰是鼠类的天敌，它用尖爪利喙灭掉毁坏草场、农田的老鼠，以保持生态环境、造福于人类，实为不可多得的益鸟。老猎人明白这一道理后，他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放走了心爱的猎鹰。猎人放走猎鹰的情节，生动地反映了鄂温克人的心理素质——坦荡的胸怀、无私的奉献精神。心理素质不是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民族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共同的心理素质是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斯大林说过：“心理素质本身，或者像人们所说的‘民族性格’本身，在旁观者看来是一种不可捉摸的东西，但他既然表现在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化的特点上，它就是可以捉摸而不应忽视的东西了。”(《斯大林全集》中文版，二卷294页)对某一民族心理素质本身，或者像人们所说的“民族性格”本身，只要下工夫研究，结合它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去考察，艺术家和评论家是可以“捉摸”到的。一个不了解草原人民的生活，不熟悉草原人民文化和历史传统的作者是难以“捉摸”到，难以搞出有深度的作品的。记得俄国诗人普希金说过：“……真正的民族性格并不在于描写俄罗斯农妇的衣衫，而在于表现人民的精神。甚至当诗人描写完全外人的世界，但是却用含有自己的民族要素的眼睛来看它，当诗人心中所感到的和口中所说的，在他的同胞们看来似乎正就是他们心中所感到和口中所说的——在这种时候，诗人也可能是富有民族性的。”(《普希金文集》，289页，时代出版社1954年版)对于反映内蒙古草原牧民的艺术作品中的人物不仅应具有一般文艺作品所具有的要素，作品中的人物也应是典型的，活生生的，而且还应当具有民族性格特征。

　　总之，通过电视艺术表现民族特征时应在“真、美、深”几方面下工夫，因为不真则假，失去信誉；不美则丑，遗害无穷；不深则平，黯然失色。纪录片不像电视剧或电影故事片那样，通过人物、情节、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将一个完整的故事呈现在观众面前；而是要求作者将新闻采访活动与艺术表现紧密而有机地结合起来，纪录性中追求准确、鲜明、生动，艺术性里体现真、善、美，通过独特的视听结合报道形式和独特的纪录片样式感染观众，激励观众，收到积极的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