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鸿鑫

　　今年5月23日是挪威杰出戏剧家亨里克·易卜生逝世10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戏剧大师，挪威驻中国使领馆和中国文化部举办的“中国易卜生年”系列活动已经拉开了帷幕。

　　易卜生1828年3月出生于挪威南部小城斯基恩的一个木材商人的家庭，后来家道中落，16岁时当了药店学徒。青年时受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影响，曾参加挪威民族独立运动。1848年开始写作诗歌和剧本，第一个剧本是三幕诗剧《凯替莱恩》。1850年易卜生到奥斯陆报考大学，但未被录取。1851年10月经人推荐入卑尔根剧院任编剧和舞台主任，开始职业戏剧家的生涯。1864年出国，在意大利、德国、法国等国侨居20余年。他一生共写过26个剧本和许多诗篇。他的剧作对现代戏剧发展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故而被称誉为“现代戏剧之父”。

　　在易卜生的创作生涯里，有两点特别突出。一是易卜生身体力行地倡导挪威民族戏剧。在历史上，挪威很长时间受丹麦统治，它没有自己通用的文字，挪威的民族文学也不被重视。易卜生自幼学习的多半也是丹麦的诗歌、散文等，然而他在家乡同时接触到不少挪威古老的民歌、传说、童话、史诗，他的心灵深深被自己民族的文化艺术所打动。1848年，在欧洲革命运动的推动下，挪威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易卜生也正是在这场运动的影响下开始戏剧创作的。他一开始就试着用挪威的语言写作，致力于建立挪威民族文学语言。他根据格利姆斯达的《诺尔曼人》改编的剧本《勇士之墓》就是用挪威的语言写作的，这个戏1850年在奥斯陆剧院上演。易卜生还公开发表文章，对奥斯陆剧院提倡挪威民族文化的举措表示赞赏和支持。

　　后来，易卜生担任卑尔根剧院的编剧和舞台主任，他根据挪威古代英雄传说和中世纪的民间创作，改编了多部剧本，如《凯替莱恩》、《英格夫人》、《奥拉夫·利列克朗》、《觊觎王位的人》等。《英格夫人》描写16世纪挪威北方女英雄英格夫人的故事，《觊觎王位的人》则是写挪威从封建割据到民族统一时期的斗争，作品借歌颂古代英雄宣传民族团结，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并以此倡导挪威的民族戏剧。后来易卜生虽然旅居国外，但他所写剧本大多反映挪威的人物和故事，比如《玩偶之家》就是根据他的崇拜者、朋友挪威女子劳拉·皮德生的真实经历而创作的，《青年同盟》《社会支柱》等都是写挪威社会的。所以易卜生的朋友、戏剧家边孙称颂易卜生是挪威民族戏剧的倡导人。由于易卜生的倡导和实践，挪威的戏剧以其独有的特色震动了欧洲文坛，大大提升了挪威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受易卜生影响，又涌现出比昂逊、约纳斯·李、基兰德等，他们被称为挪威文坛四杰，比昂逊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

　　二是易卜生创作了一批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社会问题剧，这是易卜生创作中最有光彩的亮点。19世纪70年代以后，巴黎公社革命引起欧洲社会矛盾的激化，这使易卜生对资本主义社会和制度的认识有所加深。他把注意力从中世纪民间文学转移到当前现实生活方面来，他的创作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他往往以日常生活为素材，从多方面剖析社会问题，揭露和批判的锋芒直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弊端，触及到法律、宗教、道德乃至国家、政党、体制等各个领域。因此人们称之为“社会问题剧”。重要剧作有《青年同盟》、《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等。

　　《青年同盟》、《社会支柱》都是着意揭露资产阶级政治的虚伪和丑恶的，前者主人公律师史丹斯戈把自己装扮成“同钱袋斗争”的革命家，但他孜孜以求的却是议院的席位和富有的未婚妻；后者的主人公博尼克表面上是模范公民、道德家、社会栋梁，实质是个男盗女娼的恶棍。写于1879年的《玩偶之家》是易卜生最重要的代表作。纯洁、温顺的挪拉婚后全力维护家庭的平和，她为了救治丈夫海尔茂的疾病，冒着风险瞒着丈夫模仿父亲的签字向人借钱。后来有人欲要揭发此事，海尔茂得知后，见将危及他的名誉和前途，竟翻脸斥责挪拉下贱、无耻。至此，挪拉看透了丈夫的卑鄙自私和自己在家庭里所处的玩偶地位，于是毅然离家出走。剧本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婚姻及其伦理的虚伪性，抨击了男权社会的不合理制度，它是一个要求与男子平等的女子向社会的公开挑战。最后幕就落在挪拉出走的碰门声中。这个结尾简洁有力，而且给人留下无穷回味和思索。英国大戏剧家萧伯纳曾说：“在她身后发出的碰门声，比滑铁卢或色当的炮声还更有力量”。正因为如此，挪拉出走之后会怎么样，竟成为后世争论探讨的一个课题。

　　他的另一部问题剧《人民公敌》，写主人公斯多克芒从北方来到南海岸城市的一个浴场当医官，这个城市以温泉浴场吸引各地的游客。但斯多克芒发现皮革厂的污水污染了温泉，浴场水源带有大量病毒，危及人们健康。为此，他提出关闭和改建浴场，并要公开揭露事实真相。此举直接触犯了浴场主们和政府官员的利益。他的哥哥、市长彼得·斯多克芒百般阻止他公布真相，还扬言要免去他的职务。然而，斯多克芒坚持真理，不肯让步。于是市长和官僚、市侩勾结一气，在市民大会上围攻斯多克芒，并宣布他为“人民公敌”。作品以冷峻的讽刺手法，刻画了这个城市中官僚、市侩虚伪自私的丑恶面目，剧作首次提出了城市的环保问题，并进而深刻揭露出社会“精神生活的根源全都中了毒”。戏中塑造了一位关心民众、勇敢正直的斯多克芒医生的动人形象，整个作品充满了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易卜生的问题剧在舞台形式方面也有所创造。他摒弃了当时欧洲舞台上流行的乔装、误会、决斗、凶杀等场面，而是强调人物之间思想、性格的冲突，还在情节中适当穿插“舞台讨论”，使剧作在反映现实生活和社会问题方面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增强。易卜生的问题剧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反映社会现实鞭辟入里，振聋发聩，其尖锐性和深刻性都达到了批判现实主义戏剧的高峰，它震动了欧洲的剧坛，乃至世界的剧坛。

　　易卜生对中国的戏剧也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早在清末、民初我国翻译家林纾就把《群鬼》译成中文。易卜生逝世的第二年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两篇文章里就推崇易卜生“瑰才卓识”，“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1914年，春柳社首次把《挪拉》（即《玩偶之家》）搬上了中国的舞台。“五四”时期，由于易卜生的戏剧和戏剧观契合当时中国进步青年追求民主和个性解放的思想，易卜生的戏剧更如狂飙一般席卷了中国剧坛。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6期推出了“易卜生专号”，发表了罗家伦、胡适合译的《傀儡家庭》（即《玩偶之家》）剧本，以及《易卜生主义》、《易卜生传》等文章。接着，《群鬼》、《人民公敌》、《海上夫人》、《野鸭》等纷纷在中国上演。其中《玩偶之家》影响最大，“挪拉出走后将怎么样”也成为中国青年和观众热议的问题。我国的戏剧家欧阳予倩、洪深、曹禺等都受过易卜生的深刻影响。曹禺曾说：“我开始对戏剧及戏剧创作产生的志趣、感情，应该说，是受了易卜生不小的影响”。从胡适的剧作《终身大事》、曹禺的《雷雨》、《日出》，我们都可以看到易卜生的影响。洪深更是直率地说：“我都不想，如果可能的话，我愿做一个易卜生”。易卜生逝世已经一个世纪，然而他的剧作至今还活在舞台上，今天我们从中还能汲取到丰富的精神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