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我国的昆曲艺术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称号和荣誉证书,这是中国民族艺术的骄傲。

　　昆曲起源于元末明初,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它是现今还活跃在舞台上的最古老的剧种,它也是对各种戏曲剧种影响最大的剧种,故有“百戏之祖”的称誉。

　　昆曲源于“昆山腔”。元末明初,南戏流经江苏昆山一带,与当地的语言、音乐相结合,逐步形成昆山腔。昆山音乐家顾坚对昆山腔的创立起了重要的作用,与他一起参与的还有杨铁崖、倪元镇、顾瑛等人。

　　昆山腔开始仅在苏州一带流传,影响并不很大。到了明嘉靖、隆庆年间(1522－1572 ) ,以魏良辅为代表的一些歌唱家、曲家对昆山腔进行了重大的改革。魏良辅精通音律,长于歌唱,初学北曲,后专攻南曲。为了改造南曲,创作新的声腔焚膏继昼,苦心孤诣,“足迹不下楼者十年”。经过反复的探索和实践,吸收海盐腔、弋阳腔以及江海小曲的营养,并借鉴南北曲的歌唱手法,把昆山腔改革、丰富成为一种舒缓清丽、委婉细腻的新腔,称为“水磨腔”。参与这次改革创新的还有苏州的洞箫名家张梅谷、常州笛师谢林泉以及魏的女婿张野塘、弟子张小泉、季敬坡等,魏良辅还请教过老曲师过云适等。

　　“水磨腔”的出现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吸引了许多从学者。隆庆末年,昆山剧作家梁

　　辰鱼(字伯龙) ,精研新的昆腔,并编写了第一部昆曲传奇剧本《浣纱记》。它以吴越春秋为背景,演绎了一个政治斗争与爱情纠葛相交织的历史故事。《洗纱记》的上演,标志着革新的昆山腔的成功崛起,它迅速风靡了剧坛,与余跳腔、海盐腔、弋阳腔并称为明代四大声腔。到明万历末年，昆山腔跃居为诸腔之首。

　　《浣纱记》之后,昆曲逐渐走向兴盛。昆曲的作家辈出,新作迭现,昆曲的演出活动也日益繁盛,班社林立,演出场所增多。著名的戏班大多在苏州、南京、北京三地。除了民间职业戏班以外,官家、富豪、士大夫蓄养家乐戏班的风气盛行,业余“串客”清唱活动也很频繁，一大批著名的昆曲艺人也涌现出来。如明万历年间的蒋六、王节、刘雅、李九官等,明末清初的周铁墩、陆石角、吴其玉、王紫稼、苏昆生、乔复生、王再来等。昆曲的影响越来越大,它不仅普及江浙一带,而且流传到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湖南、湖北、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对各地的戏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随着长期的积累,昆曲形成了鲜明的艺术持色。它具有完整的角色行当系列,共分生、旦、净、末、丑、外、贴七门；昆曲的剧本继承宋元南戏传奇的传统,又有所发展,每一部剧本分三、四十出或五、六十出不等。剧本文学性与音乐性相结合,昆曲为联曲体,剧本唱词均按曲牌依腔填词，剧目丰富多彩，文字典雅华美，曲调清柔婉转。昆曲的表演细腻雅致，以虚拟性、舞蹈性的动作和抒情性的歌唱相结合，形成载歌载舞的特点。昆曲的表演具有体系性和规范性，对中国民族戏剧表演体系的构建具有奠基的意义和示范的作用。

　　昆曲起源于元末明初,到明嘉靖、万历年间开始盛行,从明天启元年(1621)到清康熙末年( 1722 )一百年间为极盛时期。清代中叶（乾隆年间)以后,昆曲逐渐由盛而衰。

　　昆曲衰落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昆曲本身从内容到形式因循守旧,越来越远离时代，远离观众；另一方面各地充满活力的地方戏曲（称为花部）兴盛起来，在竞争中逐渐胜过了昆曲。到清代后期,昆曲班社大量减少，在苏州、上海仅存大雅、全福等几个班社；辛亥革命之后，连全福班也难以维持。当时社会上一些有识之士如上海的“棉纱大王”穆藕初等为了避免昆曲消亡、失传，于1921年在苏州办起了昆剧传习所，招收12岁左右的学员,由沈月泉、沈斌泉等老艺人执教。这些学员就是后来的“传”字辈演员,他们中有郑传鉴、倪传钺、周传瑛、沈传芷、方传芸、王传淞、华传浩等。结业后1926年到1937年间,先后以新乐府、仙霓社的名称在上海一带演出。他们苦苦支撑,到抗战初期终于散班。至解放前夕,昆曲已经濒于灭亡的境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对昆曲等民族艺术非常重视和关怀。解放之初人民政府就及时安置了“传”字辈的昆曲艺人，如在上海的“传”字辈艺人都集中到华东戏曲研究院。但总的看，解放初昆曲还比较衰落，1955年浙江的民营剧团国风昆苏剧团为了生存，根据《双熊梦》改编成《十五贯》在杭州演出。浙江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兼文化局局长黄源看了戏，觉得这是一部反对主观主义的戏，很有潜力，文教部决定重点加工。接着省里成立了由黄源领导的剧本改编小组，成员文教部文艺处处长郑伯永、越剧团导演陈静，以及昆曲老艺人周传瑛、王传淞、朱国梁等，由陈静执笔。

　　新编的《十五贯》对清代剧作家朱素臣的传奇原作《双熊梦》作了去芜存菁、推陈出新的改造和创作。剧本原作《双熊梦》有两条情节线索，写熊友兰、熊友蕙兄弟都因鼠祸双双遭遇冤狱而获罪。原剧有26折，要演12个小时，《十五贯》删去了熊友蕙那条线索，强化、突出了熊友兰、苏戍娟的主线，全剧压缩成8场，使情节更为集中、精练。改编本力图突出反对主观主义的主题，主观主义的过于执判断错误，判两个青年死刑；而况钟经过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平反了冤狱。戏中特别加强了对况钟形象的塑造，突出况钟为民请命的精神，和深入民间、调查研究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对于县官过于执的主观主义和周忱的官僚主义作风也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剧中唱词、道白也进行了很大幅度的加工，使之更加通俗晓畅，适于现代观众的接受。演出阵容也很强大，由昆曲名角周传瑛、王传淞、朱国梁分别饰演况钟、娄阿鼠、过于执。

　　《十五贯》先在杭州演出，受到好评。1956年春节到上海，在永安公司6楼一个小剧场里演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正好在上海，华东局的魏文伯、陈丕显陪同他去看了《十五贯》。陆定一看了演出后，认为是出好戏，很欣赏。上海市委、华东局号召区委以上干部都到中苏友好大厦友谊电影院去观看《十五贯》。后经陆定一推荐，文化部决定调该团进京演出。

　　1956年4月，国风昆苏剧团改建为国营的浙江昆苏剧团赴北京演出。在北京，毛泽东两次观看了演出，认为这个戏是个好戏，要在全国推广，对这个戏要奖励。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也观看了演出。周恩来观看后，亲切接见演员，与他们长谈40分钟。5月17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亲自主持有中央、北京文化界领导、专家参加的大型座谈会研讨《十五贯》。周恩来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称昆曲为兰花，盛赞《十五贯》“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田汉执笔的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文化部举行奖励大会，奖给浙江昆苏剧团奖金5000元。《十五贯》在北京演出一个半月多，极为轰动，首都共有7万观众看了戏，出现了“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后来，《十五贯》又拍摄成电影，更是风靡了全国。

　　在《十五贯》的推动下，昆剧这一古老的剧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了生机。各地纷纷成立昆剧团体，他们中有江苏省苏昆剧团、北方昆剧院、上海青年京昆剧团、湖南湘昆剧团等。1956年11月,中国剧协和上海市文化局在上海举行昆剧观摩演出,上海的俞振飞、徐凌云和“传”字辈演员,及北京的韩世昌、白云生等同台交流,被称为“第一次南北昆曲会演”。之后,各地还排演了《游园惊梦》、《西园记》、《墙头马上》(以上三剧均拍摄成影片)以及《红霞》、《琼花》等新编剧目。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各地开始着手培养昆曲艺术的接班人，1954年华东戏曲研究院开办了昆曲演员训练班，次年上海市戏曲学校成立,训练班转为第一届昆剧班。其他地方也以学校、学馆等不同方式培养新人。经过几年的培养，一批新秀脱颖而出,其中有蔡正仁、华文漪、计镇华、张继青、汪世瑜、沈世华、雷子文、李淑兰、侯少奎、洪雪飞等。

　　新时期,国家对昆曲的保存和振兴十分重视，1986年成立了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俞振飞任主任。着手抢救行将失传的昆曲传统剧目，加强培养接班人，成立昆曲博物馆等。并整理、改编、创作了一批新的剧目，如《长生殿》、《牡丹亭》、《烂柯山》、《钗头凤》、《司马相如》、《夕鹤》等，使这个古老的剧种在今天的舞台上仍然散发出阵阵的幽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