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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与戏剧

  叶圣陶原名叶绍钧,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和教育家。大家都知道他的小说名作《倪焕之》、《潘先生在难中》、《多收了三五斗》等。然而他早期还热心参与过戏剧活动,并且写过戏剧作品,这一点似乎被人忽略了。

  叶圣陶1894年10月出生于一个清贫的家庭,幼年入私塾读书,1907年进公立小学,一年后进苏州草桥中学求学。中学时期他就喜欢阅读外国小说、戏剧,开始接触文艺,与同学组织了诗会“放社”。高中时,他开始向上海《民立报》投稿,自己创办了《工余丽泽》刊物。中学毕业后,由于家境贫寒,无力升学,于1912年在苏州城内干将坊言子庙小学教书,后因不满视学,被排挤出校。他就开始写小说,卖文为生。1915年,经郭绍虞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尚公小学教国文。苏州是个文化发达的城市,叶圣陶从小就在这里接触了戏剧、曲艺等演出。叶圣陶的父亲喜欢听流行在苏州的“说书”即苏州评弹,叶圣陶放学后,经常跟随父亲到书场里去听书,如《珍珠塔》、《描金凤》、《三国志》、《英烈传》等。年龄稍大一点,父亲又带他到戏馆去看昆曲,什么《牡丹亭》啊,《长生殿》啊,戏台上红红绿绿的服装,依依呀呀的唱腔,吸引了幼小的叶圣陶。评弹、昆曲不仅给了叶圣陶很深的熏陶,他一度甚至想去当演员,后来虽然没有投身舞台,然而他与戏剧结下的情缘却难解难分。

  1917年初,叶圣陶应同学吴宾若、王伯祥的邀请,到江苏吴县用直镇的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校(简称五高)任教。他在用直耽了五年,1921年才离开这里。这五年时间对叶圣陶的教学生涯和文学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在这里写作了20篇左右的白话小说,如《隔膜》、《阿凤》、《苦菜》,后来写的《倪焕之》、《多收了三五斗》,也多以用直的人与事作为作品的原型。因此他把用直称为自己的第二故乡。这里是他真正教书生涯的发端之处,也是他文学创作的起飞之地。叶圣陶在五高担任高小二年级级任及国文教员。他与吴宾若、王伯祥等力主改革教育。他很重视对学生德、智、体各方面的教育,重视课外活动,着意培养学生多方面的兴趣和实际工作的能力。他除了在校园里创办“生生农场”,与学生一起挥锄耕作,种植瓜果蔬菜,创办墙报,指导学生写作外,还热心组织学生的文艺戏剧活动。

  在学校的女子部楼,楼上是教室,楼下是礼堂,在叶圣陶的建议下,建造了戏台。叶圣陶曾经把都德的《最后一课》、莫泊桑的《两渔夫》等改编成活剧,他亲自指导学生们排练,由学生们演出,有时自己也粉墨登场,他曾扮演过汉麦乐老师的角色。除此以外,还把《荆轲刺秦王》改编成戏剧。当时学校每周开一次同乐会,期中与期末各开一次恳亲会。恳亲会很为隆重,学校把学生的习作、试卷、字画、雕刻以及种植的瓜豆菜蔬都陈列出来,请家长来校观览。那天还请家长观看学生的戏剧演出。家长观看后,都十分欣喜。每逢五高恳亲会演戏,镇上的男女老少也都来看,这比在乡下看草台班演戏时还要热闹。不久前,笔者曾到用直探访,五高的旧址现已修建成一座叶圣陶纪念馆,原来的一些建筑已经修复,如当年叶先生创办书店和阅览室的四面厅、叶先生办公和住宿的鸳鸯厅,当年学生演戏的带礼堂的女子部楼也得到了完好的保存。这段时间,叶先生的戏剧活动是与教学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他努力以戏剧形式陶冶学生的心灵,加深学生对语文课文的理解,并且丰富了学生的文化生活,培养了他们对戏剧的兴趣。

  叶圣陶先生在这一时期还写了一个独幕剧,剧名就叫《恳亲会》。在剧本的稿末注明写于1921年,发表于的《小说月报》十二卷七号(1921年7月10日),1935年曾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但没有收入《叶圣陶文集》,所以很少有人提及它。

  《恳亲会》是个独幕剧,写的是发生在一个村镇小学的故事。从剧中写到的农园北边沿河,园中有两棵高大挺拔的银杏树,这环境酷似直五高的校园,再加上剧本写的创办农场、开恳亲会等,都是五高现实生活中经历过的事情,因此这个剧本的生活来源及环境背景都与直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写作及发表的年份看,1921年叶先生参加文学研究会的活动,曾往返于用直、苏州、上海之间,1921年暑假才到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任教。所以这个作品可能在用直所写;也可能是他离开用直到上海不久时所写。

  这个戏登场的人物只有五个:小学校长、园艺家、两位教师、一位家长。这个小学为了培养学生农作的能力,同时美化校园环境,准备在校内创办一个农场。但是,许多家长只要学生学点实用的知识,而不希望学农作,再加上开辟农园需要迁移一些人家在这块学校余地上的坟墓,所以遭到了反对,有的家长还为此让学生转学了。小报《乡报》因为前番敲竹杠,被学校回绝,也乘机报复,在报上撰文攻击,说是教师为了享乐,让小农奴受役。在学校内部,教师中也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师生自己勤劳耕作,享受劳动的快乐,有的主张包给农民来承种,学生只做个旁观的玩赏者。戏开场开在恳亲会举行之前,校长黄隶青与园艺家邵柳村商量农园的规划,与教师一起等待家长前来参加恳亲会,准备把计划向家长报告、解释,以求得他们的主持。可是等了很久,只有开布店的朱先生赴会,其他一个也没来。这使他们非常失望,但是他们想到转学的学生不过八、九个,留在校中的还有二百多,有的学生对农园十分热心,而眼前也还有支持他们的家长,如朱先生。故而,他们决心更加努力工作,使学校成为一块大磁石,把更多的学生和家长吸引过来,和他们一起奋斗。

  剧本篇幅虽然不大,但刻画的几个人物,性格都很鲜明。校长黄隶青是一个正直、真诚的教师,他认为宇宙万物无不活动、新鲜、快乐、优美,可是环绕我们的人却充满了忧郁、怨恨、诽谤、猜疑、丑恶、衰弱,他觉得有责任去唤醒这些沉沉酣睡的伴侣们,“我不愿诅咒,我终欲努力”。他认为努力工作才是新鲜而快乐的生命的泉源,从这泉源中可以得到“新生”,而作为一个教师要尽可能把小朋友浸在这生命的泉源里。他性格坚毅强果,面对种种困难仍充满信心,因此只有一位家长来,仍按原计划地举行了恳亲会。这是一个进步知识分子的典型。邵柳村是一位热情而有理想的园艺家,他支持黄校长的事业,为他积极想办法,他认为学校办农园一方面教儿童学习农作,一方面给他们享受美感,他所设想的农园不同于一般的农田,而更有艺术化。

  两位教师中,毕宜是一位热情真诚的女教师,她很理解校长的规划,也很懂得创办这个农园在教育上的价值。黄校长赞扬她“你的真诚是非常浓厚的”。当然她还缺乏经验,因

  此碰到困难,也感到忧虑。但她年青热情,使她有一种永远向上的进取精神。另一位男教师秦佩瑜则有些悲观消极。他认为一个人的行为不要过于高超,还是随俗为好。对办农园,他信心不足,认为即使要办,也可以招一家专种菜蔬的人来承种。恳亲会只来了一个家长,他感到没有了希望。但黄校长的强果给了他鼓舞,后来他也充满信心地说:“最后的胜利终竟属于我们”。

  朱先生是出席恳亲会唯一的家长。他几乎没有什么台词,但他的行动是最好的发言。他准时来参加会,虽然看到别的家长一个也没有来,但他丝毫不受此影响,仍然安祥地留在这里。他笑容自然,和蔼可亲,是这个学校忠实的支持者。他虽然只有一个人,但他的到来使校长和教师们看到了希望。

  《恳亲会》讴歌了改革者的热忱,描写了恶势力的反对,深刻地说明了在旧社会,即使是一些微小的改革,也会遭遇各种阻力,必须进行艰苦的斗争。

  叶圣陶写作《恳亲会》的时间,正是在他与茅盾、郑振铎等人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的前后。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21年1月4日,他们在《小说月报》和《新青年》发表“宣言”,说:“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明确地提出了文学“为人生”的主张。上世纪20年代初叶圣陶的创作,无论小说还是剧本,无不坚持文学研究会的这一主旨,农民、教师等中下层人民是他作品的中心,他的作品反映社会的现实,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的问题,体现出了鲜明的民主主义的倾向。茅盾曾说:“冷静地谛视人生,客观的、写实的描写灰色卑琐人生的,是叶绍钧”。他又说:“在最初期(说是《隔膜》的时期罢,民国八年到十年的作品),叶绍钧对于人生是抱着一个「理想」的――他不是那么「客观」的,他在那时期,虽然也写了「灰色的人生」,例如《一个朋友》,可是最多的却是在「灰色」上点缀一两点「光明」的理想的作品。他以为美(自然)和爱(心和心相印的了解)是人生的最大的意义,而且是「灰色」的人生转化为「光明」的必要条件。美和爱就是他的对于生活的理想,这是唯心的地去看人生时必然会达到的结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集》序言)。剧本《恳亲会》也完全符合这种情况,作者通过小学教师灰色生活的描写以及他们主观理想的抒发,揭露了陈腐可笑、令人窒息的社会现象,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叶圣陶还参与茅盾、郑振铎、陈大悲、欧阳予倩、熊佛西等人组织的民众戏剧社的活动。民众戏剧社成立于1921年5月,他们主张戏院“是推动社会使前进的一个轮子,又是搜寻社会病根的X光镜;又是一块正直无私的反射镜:一国人民程度的高低,也赤裸裸地在这面大镜子里反照出来,不得一毫遁形”。民众戏剧社出版了一种名叫《戏剧》的月刊,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叶圣陶写了一个三幕剧《艺术的生活》,发表于《戏剧》一卷五号(1921年9月30日)。他还和何明斋合作写过童话歌剧《蜜蜂》、《风浪》等。叶圣陶的戏剧创作在当时颇得好评。他的《恳亲会》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1935年7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著名戏剧家洪深在该书的《导言》中说:“叶绍钧的《展览会》,我最近复读了一遍,仍然能使得我感动;也许我们都受过封建的顽固的成见底冷落与打击罢――在现代的中国,我们常常得和人家打着架,去贡献给他们一点好东西的!这个剧本中几个教员,写得真是太热诚太真实了”。这里洪深可能笔误,把《恳亲会》写成了《展览会》,因为在叶圣陶的作品目录里并未发现有《展览会》这一篇目;再者,在刊载“导言”的这本戏剧集里登载的也是《恳亲会》。据上所述,叶圣陶早期的戏剧活动和戏剧创作确实很值得我们加以记叙和研究。

  之后,叶先生主要致力于小说创作,但还是经常看戏,经常与戏剧界人士往还,并写有不少有关戏剧的作品。1928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他写的儿童歌剧《风浪》。30年代,叶先生在上海,当时昆曲班社“仙霓社”在“大千世界”演出,他逢到星期天,没有什么要紧事儿,就跑去看他们的演唱。他不仅经常听昆曲,而且自己还学了吹笛,他能吹《千钟禄八阳》等折子。1934年代他写了《说书》、《昆曲》等文章,分别谈了苏州评弹和昆曲的艺术特点及表演状况。在《说书》一文中,他说,“小书”要说得细腻,“大书”尤其着重表演,无论大书、小书,说都有表和白的分别,说书中往往还可以加入许多穿插。在《昆曲》一文中说到:“昆曲的串演,歌舞并重。舞的部分就是身体的各种动作跟姿势,唱到哪里,眼睛应该看哪里,手应该怎样,脚应该怎样,都由老师傅传授下来,世代遵守着”。所论言简意赅,切中肯綮。40年代叶先生写过《「戏剧春秋」后记》、《田寿昌创作三十周年纪念》(田寿昌即田汉)等文章。

  新中国成立后,叶老还是经常看戏。在他的散文集《小记十篇》中,有一篇《在西安看戏》,这篇写于1954年1月的文章谈到他在西安不满20天的时间里,看了8回戏,其中有易俗社的秦腔、常香玉的豫剧,连皮影戏也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叶老的小儿子叶至诚曾当过江苏省锡剧团的编导,他的儿媳姚澄则是锡剧著名演员,由于这个原因,叶老与锡剧有了一层特殊的关系。他看了许多锡剧,如《双推磨》、《拔兰花》、《珍珠塔》、《孟丽君》、《红色的种子》等,他都看过。1977年,83岁高龄的叶老重回江南,在无锡他还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由梅兰珍、王彬彬主演的锡剧影片《红花曲》,看后连声称赞:“唱得实在好。”

  叶老还写过多篇关于戏剧的文章。1961年12月17日,叶先生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撰写了《话剧〖关汉卿〗插曲〖蝶双飞〗欣赏》一文,对田汉名作中的插曲作了细致精到的分析,他说:“这支曲子传出了关汉卿和朱帘秀大义凛然的精神,慷慨激昂的情操,用现代的话来说,这里头又充分传出了高贵无比的同志爱,因此,全剧到这儿达到了高潮”。在1978年5月号的《人民戏剧》杂志上,叶先生发表了《〖丹心谱〗的台词好》的文章,他赞扬话剧《丹心谱》台词平常、朴素、恳切,表达出群众的心声。他说:“听到演员在舞台上说出了咱们的心里话,咱们怎能不激动得掉眼泪?”叶老对戏剧界的朋友也极其关切。如1978年元旦,《解放日报》发表了著名演员白杨、赵丹合作的书画《迎春》,叶圣陶先生读了十分高兴,欣然题诗一首:

  舞台联璧群称久,

  艺苑交辉我见初。

  老眼睛窗洵一乐,

  赵丹画与白杨书。

  叶老始终保持着对戏剧的热爱之情,始终关心着戏剧事业的盛衰发展,可见叶先生有着难解难分的戏剧情缘。

  作者:沈鸿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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