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影片《高考·1977》

本文作者：龚金平，文学博士，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讲师。

　　1977年，中国恢复中断了11年的高考招生制度，这为无数深陷灰暗人生、黯淡前途的青年投来了一束光亮，打开了一扇窗，也为这个在崎岖之路上跋涉太久的国家带来了变革的迹象和复兴的希望。影片《高考·1977》就是选取这样的背景，聚焦于一群下放到黑龙江的知青在巨大历史变革中的种种迷茫、阵痛、憧憬，以及他们为了改变命运而与现实、体制进行的种种抗争。因此，影片不仅再现了“历史”，更以真实又富激情、温婉而又流畅的影像书写了一代人的心灵史，乃至一个民族的心灵史。

　　一、从“集体伦理”到“自由伦理”——“人”的解放

　　影片中，潘志友、陈琼等人在黑龙江一个国营农场的分厂插队，在经历了最初的沮丧、消沉，乃至绝望之后，他们似乎已经适应了这里单调、艰苦的生活。当然，青春的激情仍在贫瘠的现实中暗潮涌动，渴望改变现状的躁动依然奔腾不息。可是，三分厂的厂长兼革委会主任老迟却希望这些青年像他一样坚守在边疆，扎根于这块土地，战天斗地，为国奉献。

　　当这批知青从电影中看到邓小平复出的消息，他们感觉到中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很快就具体化为“恢复高考”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从国家的招生政策中读到了这样的信息：个人自由填报志愿，主要参考文化成绩，不考虑出身，只看政治表现。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不再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永远与“大学”失之交臂，也不会因为领导的为难而寸步难行，他们可以选择和决定自己的未来。这种改变，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变革，更是一种政治理念，乃至伦理环境的变革：从“集体伦理”到“自由伦理”。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整个社会一直倡导并建构的是“集体伦理”或者说“人民伦理”，这种伦理“制度化地勾销了个人在生活中感受实际困境、作出自己的选择、确立自己的信念的能力”。[1]这样，个体生命不再属于自己，而属于抽象的共同体，属于民族或国家的利益，这与道德专制没有什么区别。在《高考·1977》中，我们看到，知青们被国家或集体的利益规定了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个体性的情感诉求与偏好则被抹煞。

　　而现代性伦理作为自由伦理，“不是由某些历史圣哲设立的戒律或某个国家化的道德宪法设定的生存规范构成的，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偶在个体的生活事件构成的。”[2]在这种伦理环境中，个体的选择是出于一种生命感觉的偏好，是为尊严而战，为个体的幸福而战。正如影片中的知青，他们在恢复高考后开始谋划自己的未来，而不是按国家或老迟的规划运行在预定的轨道上。

　　因此，影片的意义在于，恢复高考，不仅是中国一次巨大的社会进步，表明一个非理性时代的终结，更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启：不是用外在的戒律、或某个国家化的道德宪法来设定生存规范，而是个体依据自己的生命偏好来自由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注意影片最后老迟在广播里念的那份录取名单，那些在农场里只有一个抽象标签（知青）的群体，那些原来只能在抽象的民族、国家、集体的利益中发挥自己作为螺丝钉功能的“元件”，一旦身处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将恢复他们作为个体的种种差异性，呈现种种不同的个性偏好：有人读中文系，有人读数学系，有人读机械制造系，还有人读法律系，等等。

　　影片的背景是中国思想解放的前夕，而这种“思想解放”的前兆就是“人”的解放，不再将“人”绑定于某个无法超脱的“体制”中，个人的命运不再被“公章”所决定，不再被“介绍信”左右，而是回归“人”的自由性。因此，影片《高考·1977》选择了一个历史变革的临界点，以此来唤醒那些沉睡麻木的心灵，激发那些潜藏许久的激情与梦想，并观照在这种嬗变中人心的各异表现：绝望、沮丧、抗争、拼搏。在这种氛围中，连几乎习惯了别人操纵她的人生的陈琼，也拒绝在逆来顺受中等待着自己不可知的未来，开始积极复习备考。

　　这时，影片中的几个意象就显得意味深长：那经常出现的火车，喘着粗气驰骋过来，带着大地的颤动，正如时代的脉搏，正如历史前进的脚印；还有知青烧荒时那熊熊的大火，代表着青年心中那奔涌不止的生命激情，代表着扫荡一切禁锢的力量与决心，尤其这时阿三从收音机里为大家带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这就巧妙地隐喻了时代变革即将到来；还有强子他们魂牵梦萦的“书籍”，不仅承载着“知识”，更承载着“自由”，还是他们渴望心灵充实和精神丰盈的一种具象化表达。这些意象，与“公章”、“塔楼”、“介绍信”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对比，分别指向“解放”、“自由”与“禁锢”、“压制”等意义。

　　二、从专制的“国王”到严厉的“父亲”——“人性”的回归

　　老迟作为三分厂的厂长兼革委会主任，是三分厂说一不二甚至唯一的领导。他可以不经任何组织程序就罢免潘志友的连长职务，未与任何人商量就任命陈琼为开路先锋队的队长，等等，这明显不符合现实常理，但影片或许正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明知青的处境：压抑、被动、无力。他们的上调、入党、上大学等事务全部控制在老迟手里。个体的命运被一种无法捉摸的力量所支配，抗争不仅徒劳，可能还虚无，因为他们所要面对的并不是具体的“老迟”，而是抽象的“组织”、“体制”。这时，个体恐怕只能无奈地适应，卑微地屈从，或平静地等候。

　　可以说，老迟是影片塑造得最为出色的人物，他作为“体制”的维护者，时刻把“组织”、“纪律”、“政策”挂在嘴边。他永远随身携带的那枚公章，象征着体制的权威和国家的意志，也是对知青进行管理和规训的一个紧箍咒。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独立小王国”里，老迟成了专制、冷酷的“国王”形象。他似乎享受着那种“一言堂”的成就感，更憧憬着“革命前景”在他手中变为现实图景。因此，他拒绝任何变革，试图扼杀任何会“涣散军心”的“小道消息”。

　　影片中那个安放喇叭的塔楼，是一个类似于监视塔的“权威”的外化，更像是老迟的人格化呈现。在一片空旷的土地上，这个君临一切的塔楼，成了这群知青心中一种惘惘的威胁。革命歌曲、三分厂的通知与决定都是从这个塔楼上的喇叭里传出。这样，喇叭也因为传递“权威”的信息而显得神圣庄严。影片中一个饶有意味的细节是，老迟觉得原来的喇叭太旧而准备换掉（“辞旧迎新”？），而小根宝正是被从塔楼掉落的旧喇叭所砸死。这成了影片对“体制杀人”的一次生动隐喻，也暗示任何变革可能都会有牺牲。

　　影片的可贵之处在于，没有因老迟的专制而将他塑造成一个专横、霸道、自私、冷酷的人物，而是书写出特定时代环境下的特定性格，以及人性本身的复杂性。其实，老迟的本性并不坏，他只是希望这些青年都像他一样扎根边疆，他只是将“组织”的要求和国家的号召化作了内心的信念，并把这信念当作僵硬的戒尺来衡量所有知青的言行和思想。

　　当然，强子等人面对老迟阻碍报考所进行的“绝食”对老迟有一定的威慑力，尤其陈甫德要老迟从领导的身份换位为一个父亲来思考这些知青的处境，这对老迟多少有所触动。最后，老迟不仅没有举报陈甫德冒充国家干部的“罪行”，还将报名表（带着失望和愤怒）扔给潘志友，并帮强子报考，甚至在省招办对招办主任说那些知青都是他的孩子。

　　可以说，面对这些知青的强烈渴望与不屈抗争，或者说面对着不可逆的时代潮流尤其面对陈琼父亲那种大无畏的父爱，老迟从一个专制的“国王”回归为一个严厉的“父亲”，从一个冰冷无情的“国家权威”形象还原为一个具有人情味的长者。这也是影片所要表现的重要主题之一：“人性的回归”。

　　在那个摧毁了许多人的信仰，甚至一度遮蔽了道德与良知的年代，“恢复高考”的讯息像一声春雷，融化了一颗颗冰冷坚硬的心灵，为社会带来了人性的温暖乃至人性的光辉：当陈甫德从单位突然消失时，有职工向领导反映，说他可能是“畏罪潜逃”，但领导只是淡淡说了一句，“他可能是探亲去了。”当强子他们偷书被公安局抓住后，公安局没为难他们，反而悄悄送了一套高中的数理化给他。当省招生办主任了解了陈琼的情况后，马上为陈琼写证明材料，将她送进了大学。这都说明，即使是在那个压抑扭曲的年代，也有并未泯灭的良知和真情，这是“人”的希望，也是这个民族的希望。

　　三、从被动选择到“主动担当”——“人”的成长

　　相比之下，影片中最没有体现出个体生命热情的反而是潘志友，我们看不出他的个性偏好，也难追索他的思想发展脉络，他最后皈依了那个外在设定的道德秩序，准备与老迟一同为建设农场奉献一生。虽然影片强调这是潘志友的自由决断，但既然来农场从来不是潘志友的个人意愿，他在这里的出色表现只能理解为他在改变不了环境的情况下对自己的一种改变。于是，在历史性的变革中他的“逆历史潮流而行”，看起来体现了他从被动选择到主动担当的豪迈，并书写了“人”的成长，但实际上只能理解为影片试图为那个逝去的时代存留最后一点“信仰”的光辉。只是，这道光辉多少有点苍白和微弱。

　　而且，在潘志友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负罪感”而不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羞耻感”。对这两种看起来差别不大的情感进行一些区分相当重要，因为这会影响影片的价值立场，以及它能在多大意义上成为超越地域乃至时间的“永恒”。

　　“负罪感含有道德上犯罪的意涵：这是一种在一个人的行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对无能满足特定形式的道德规则的失败感。”[3]可见，负罪感是一种焦虑的形式，这种焦虑来自于个体对一定形式的道德规则的背离。在老迟面前，潘志友所体验的是一种未能满足老迟的期待、辜负了老迟的信任和培养的“负罪感”。因此，潘志友为迎合外在道德的期待而压抑了内心的渴望，这种道德上的价值取向更多地与中国传统的伦理情境相联。

　　在个体经验水平上，现代性发展的特点是远离负罪感，“传统的东西打破得越多，自我的反思越会成为首要的目标，那么更多羞耻感的推动力，而不是负罪感的推动力就会占据着心理的核心阶段。”[4]如果说负罪感的正面是补偿，那么羞耻感的正面就是自尊和自豪。从“负罪感”到“羞耻感”，是现代性深入发展的体现，也是个体自我认同（所谓自我认同，是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不断深化的表现，这时，“个体不再主要靠外在的道德戒律来生活而是借助自我的反思性安排来生活。”[5]可见，潘志友不是源于对“边疆建设”的重要性的深刻体认而留下来，也不是意识到只有留守边疆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提前从考场出来，他仅仅是因为负罪般的羞愧而无法道德自如。

　　在潘志友身上，我们看到了某种因袭沉重的因素，他走不出传统伦理的负累。他对老迟践行了“留下来”的承诺却背叛了对陈琼“我永远不会和你分开”的承诺，更放弃了对自我内心渴望的直面。甚至，潘志友的选择，还是一种逃避自由的表现：“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完全承袭了文化模式所给予他的那种人格。因此他就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并且变得就和他人所期望的一样。”[6]

　　因此，影片在处理潘志友这个人物时过于理想化，影片因这种“理想化”而在情感价值取向上流露出“复古”的倾向，并部分消解了影片试图表达的“冲破外在禁锢和体制压迫”的主题。因为，影片在打破了一个外在的秩序之后，又在潘志友心中重新矗立了一个道德秩序，况且这个“道德秩序”是由他人设定的，并非源自内心的反思与体认。

　　中国新时期以来关于知青上山下乡和回城的文学艺术作品并不少，仅电影方面就有《今夜有暴风雪》（1984，导演孙羽）、《天浴》（1998，导演陈冲）、《美人草》（2004，导演吕乐）等。这三部电影都有知青回城这样一个情节核心，在情节安排和主题意蕴方面也各有侧重。粗略地看，《今夜有暴风雪》侧重的是对那个特定时代的纪实性书写，以及对特定情境下人物心态的细腻描摹，并融入了较浓郁的浪漫情怀和英雄情怀，只是在时过境迁之后已经很再难打动人心；《天浴》则以风格鲜明的影像呈现了因时代荒唐和人性残忍而上演的“青春、爱情、美好”的毁灭；《美人草》像一部通俗剧，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文革”背景下“体制”对人的压抑与扭曲，更书写出了叶星雨面对爱情的两难选择：是依从内心的希冀选择一份富有激情但可能难以捉摸的爱情，还是在苍白单调的生活中选择一个忠厚善良的老实人？

　　可见，这三部影片各自在“纪实”、“人性”、“爱情”等方面作了富有成效的渲染和挖掘。相比之下，《高考·1977》在某种程度上糅合了“史诗性的再现”、“人性的书写”、“浪漫又富牺牲精神的爱情”三个方面的内容，虽然可能在某些方面因野心太大而笔力不逮（如“人性的书写”略显一般化，“爱情”的书写有点单薄和俗套），但仍然呈现出主题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且，影片《高考·1977》不是泛泛地关注知青回城，而是聚焦于“恢复高考”这样一个历史事件，从而具有高度的历史浓缩性和意义的深刻性。因为，恢复高考不仅是社会的进步，更是“人”的解放，这种解放可以延伸到现代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可直白地表述为从“专制禁锢”走向“民主自由”从而具有世界共通性，这种立意的高度非前面三部影片可比。

注释：
　　

　　[1]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64．

　　[2]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7．

　　[3]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79.

　　[4]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82.

　　[5]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80.

　　[6]弗洛姆.弗洛姆文集[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