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阅2004年度央视索福瑞媒介统计报告，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忙里偷闲的上海人喜欢泡电视剧。相对同一时间公布的北京、南京、杭州、哈尔滨和广州等城市的电视节目月收视排名榜，上海的收视榜前十名大多被电视剧节目占据着。有时，前十名内有九个是电视剧，甚至把一贯是五岳霸主的新闻报道节目也挤出了排名榜。在2004年排名榜中，还会发现一个有意义的事实，东方电视新闻娱乐频道的情景喜剧《老娘舅和儿孙们》，几乎每个月都跻身在强手如林的电视节目收视排名榜上，通常排在老四老五，偶尔还会独占鳌头。
名片：上海的“老娘舅”
老娘舅，在上海语汇中是“公正的调解员”的意思。过去的大家庭，遇上兄弟分家、妯娌吵架等棘手的纠纷，一般会请出“手心手背都是肉”的老娘舅来主持公道。电视剧《老娘舅》是一出自誉为海派室内剧的情景喜剧，于1995年开播，诞生近十个年头，至今已有400余集。《老娘舅》主角是一个细眯着眼，一遇上尴尬事就要挠挠脱顶的六十开外的老汉。这个热心肠的老人，有儿有女有老伴，没有现代西方老人在儿女长大出门后空巢期的孤独，也没有沉浸在东方传统伦理文化中的韩剧老人的余威，仅仅在一个小社区、大家庭里发挥发挥一点余热，只是一个被老伴管着、儿女牵着的上海好男人。不过，这个好男人由于年纪大了，不在近几年“上海好男人是优是劣”的海派文化热点讨论之列。他始终忙碌着一些东邻西舍的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些琐碎的李家长张家短，与老百姓的生活很贴近，与上海市民的心态很接近。
《老娘舅》为了吸引年轻观众，后来进行了改版，增添了一些年轻的新角色，成了《老娘舅和儿孙们》。这些咱们家里年轻人的长相与当今时尚的青春偶像相差甚远，他们的事业仿佛与正在建设的重大工程也没有联系，只是不好不坏地经营一些小店，他们的情感生活也不是那种理想的纯情，平淡而带有俗气。随意举个故事，老娘舅有一个女儿叫阿芳，她的丈夫叫阿德。有一段时间，阿芳打扮入时，制造了回头率，引起了一个陌生中年男子的注意。这个陌生男子急切打听阿芳的姓名，这引起了阿德的怀疑和嫉妒。于是，他一方面千方百计地给这个陌生男子制造麻烦，阻止这个陌生男子的打听；另一方面请人帮忙，叫一个漂亮的年轻姑娘来向他飞媚眼，以抵消自己妻子回头率的威胁。不料，飞媚眼的飞错了对象，引起了一连串的误会。最后真相大白，原来那陌生男子找阿芳，不是因为回头率，而是寻找救命恩人，阿芳曾在他遭遇车祸时送他上医院。这类故事通俗，情节性强，表演动作夸张，语言幽默诙谐，有点源于上海的滑稽戏，很符合上海市民阶层欣赏电视剧的娱乐动机和审美趣味。
其实，2004年活跃在上海电视节目里的情景喜剧，不仅有《老娘舅和儿孙们》，还有《红茶坊》、《新上海屋檐下》、《缘来一门亲》、《开心公寓》等，这些电视剧普遍受到了欢迎，收视率都不俗。
电视剧受众广，是每个城市最有影响力的叙事载体。一个城市需要及时地反映本地发生的事件，而且这个反映要能引起城市里大多数人的共鸣。这样的叙事，不仅仅是纪录这个时代的和社会的生态和心态，也是梳理和凝聚这个城市人的问题和情感，发挥着向社会交换自己的价值观念、审美设计及推出自己形象的功能。从城市叙事的角度来说，上海的《老娘舅和儿孙们》与北京的《闲人马大姐》，部队的《炊事班的故事》，美国纽约的《老友记》、《欲望城市》一样，是上海这座城市在一段时间内所发给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
《老娘舅和儿孙们》稳定的高收视率，说明它得到我们这个城市大多数市民的喜欢，证明了它在城市叙事中的特殊地位；同时，也说明所谓的海派文化重娱乐、重时尚、重新鲜；重平民、重市井、重世俗的特点。但还须指出，上海拥有一个多元文化的空间，我们常常说的石库门文化、公寓文化、小洋楼文化和新大楼文化，或白领文化、金领文化、市民文化等，便是一些不同的文化分类。在这个文化分流的城市里，几乎任何一部作品或雅或俗，有人喜欢有人厌烦，总是众口难调。
婆婆：感受亲情温馨
央视网站发布的第25期《中国电视剧风云榜》中，《婆婆》得票率最高。《婆婆》是一部关于家庭伦理的戏，是一个讲述婆媳关系、并由此延伸向社会各阶层和领域的故事。退休工人赵大妈的丈夫早逝，她带着丈夫的母亲——自己的婆婆，和三个儿子艰辛生活。儿子们各自成婚后，赵大妈又成了三个儿媳的婆婆。三个儿子知道母亲养育自己的艰辛，对母亲极为孝顺。然而，赵大妈的三个儿媳对婆婆的态度却各有不同，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的大媳妇是高干子女，由于家庭背景不同，对赵大妈的教育方式颇有微词；二媳妇是一个基层干部的女儿，对嫁给赵家老二这样一个普通工人，多有报怨，生性窝囊的老二只有忍气吞声；三儿媳对丈夫极好，对婆婆也极为孝顺，是三个儿媳妇中最理想的一个。
琐碎温馨的生活，艰难变化的情爱。家庭题材的亲情剧历来是家庭艺术欣赏的主力军。依靠血缘关系联结起来的家庭关系是人际交往中最基本、最原始的关系，表现天伦之乐、夫妻之爱、兄弟之情，也是文艺创作永不衰竭的创作源泉。其模式不外乎散淡生活中一些平凡琐事，疙疙瘩瘩中一点真挚温馨的亲情，传统的家庭观念与新兴的生活观念的冲突。
2004年，出现了一批像《妻子》、《大姐》、《姐妹》、《婆婆》、《全家福》这样的作品。他们从日常生活角度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普通人家庭近几年里走过的路。通过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生儿育女的家庭琐事，展现了百姓生活中的难忘往事，是一部部反映中国平民百姓热热闹闹奔小康的清明上河图式的生活画卷。
相对而言，上海观众比较喜爱的是《妻子》。一个现代观念中的好妻子，既能为家庭呕心沥血无私奉献，又是一个企业家，为事业勇敢开拓自强自立。网上有一个调查报告，说大多数男人不喜欢妻子比自己的工资高，但在梦幻世界中，人们还是喜欢寻找一个全能的生活伙伴。《妻子》是一个现代男人渴望找到这一类好妻子的故事。剧中，一对年轻人在大学里相识相爱，毕业后不久便结婚了。但是，家境贫寒的妻子没有受到婆家的欢迎，反而遭到了婆婆的冷脸和小姑子的数落，为了家庭的和睦，她始终委曲求全忍耐着。在经商大潮的冲击下，夫妻两人的观念发生了分岐。妻子希望丈夫勇敢投入商海，丈夫却安于现状，不肯冒险。无奈，妻子辞职，开始跟别人合伙推销药品。在生意失败的关键时刻，她得到了丈夫的扶持。后来，公司破产，丈夫又变成了一个傻子……最终，在妻子的不断努力下，丈夫的病情逐渐好转，她所进行的事业也从一个店发展到十几家连锁店。
家庭题材的亲情剧，主要讲述了婆媳之间、夫妻之间、父子母女之间的亲情关系，热情歌颂真善美，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而家庭题材的问题剧，则因为反映当代中国社会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真实的精神面貌，必然触及到一些隐藏在现代人渴望爱情、亲情背后的深层焦虑。今年的一部《中国式离婚》，在观众和媒体之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观众和媒体对该剧所反映的中年婚姻、家庭幸福等问题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此剧本身的关注程度。往年，我们把背叛家庭、婚姻悲剧大多归结为外在因素，“外遇”、“第三者”、“婚外情”是家庭离散的罪魁祸首。如果没有这些呢？真情的存在是不是像蓝天，白云，大海……不需修饰，无边无际，无法改变，难以抗拒地存在着？也许有人会说，一个自私的人会以爱情为理由放弃家庭，或者因为多年的家庭生活令人厌烦，而爱情只是一个借口或者说是一个契机，随之产生的背叛并不值得反复述说。《中国式离婚》犹如一架显微镜，把平静传统的生活理想放置在一个现代现实的环境里，仔细地观察思考：相爱、分离、重聚、重散，现代城市高离婚率、快结快离的记录，现代人对爱情、婚姻、家庭无限的渴望与无法企及的现实，隐藏着多少的深情和希望。
红色：诠释一种精神
今年，一批红色经典《红旗谱》、《烈火金刚》、《小兵张嘎》等的电视版已经与观众见了面。另外，又一批红色经典剧目，在全国电视剧题材规划申报立项剧目中拥有了拍摄许可证，如《永不消失的电波》、《霓虹灯下的哨兵》、《子夜》、《51号兵站》、《保密局的枪声》等等。
红色经典，即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名著，包括小说、电影、戏剧。近来，红色经典影视剧的重拍权被制作商纷纷抢注，看中的是片名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他们积极把以前的优秀作品重新再现，一方面丰富了荧屏，另一方面提高了电视剧的品位。但是，红色经典承载着那个时代的记忆，诠释了一种时代精神，要想重现很不容易。
上半年，上海东方电影频道开播，隆重推出红色经典《林海雪原》的电视版。播放之后，立即引起争论。英雄侦察排长的杨子荣变成“喝两口烧酒，唱几句酸曲”的伙夫；座山雕有了儿子，是杨子荣初恋情人槐花的骨肉；杨子荣与槐花有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他克制自己的情感，促成槐花与土匪老北风重逢，以及抵制土匪婆蝴蝶迷的女色诱惑，这一些新增加的情节，对红色经典来说，是增色还是变色？
对此，仁者智者各有各的说法。有评论说，“红色经典有先天优势，但不可否认，也有时代的局限与不足。这种矛盾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群体性的强化与个体性的不足。群体性的强调不仅使英雄是集体的英雄，群众中的一员，也使得观众能够迅速与英雄认同，把英雄作为自己的楷模与精神寄托。它的轰动效应和艺术魅力，正是当年时代精神与价值观念的‘投影’。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英雄主义，但时代的变异使我们越来越倾向于个性化的英雄与个性化的艺术。我们并非不愿意接受教育；我们却更多地增加了欣赏与娱乐的要求。”
持这种观点人的认为，受教育欲已成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渗透进了中国人的潜意识之中，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着他们对艺术作品的选择和评价、影响着他们的欣赏和接受动机。消遣与娱乐需求是观看电视剧的主要动机，不应端着架子进行说教，不能太过沉重，担负过多的使命，不能概念化太强，太使观众劳神，不能每一部电视剧都应有什么新的思想意义，从中受到什么教益，而应轻松明快，雅俗共赏。
而有种观点认为，有关部门作过调研，“调查数据表明，这些曾经感动过上两代人的中国“红色经典”作品还在感动今天的青少年。其中，作品的感情诉求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成功的人物形象更是必不可少。有许多调查对象说，他们已经记不清作品的故事情节，但诸如潘冬子和嘎子这样可爱的革命儿童形象至今仍活跃在他们脑海里，一经提起，感觉格外亲切。”如果轻易地将潘冬子、嘎子改为调皮任性的孩子，就会损坏孩子心里的美好形象。
持否定意见的评论家还说，在红色经典的热拍现象中，某些作品的再度创作，文学素质的低下显而易见，存在着“误读、误解、误释、误导”，有些编导并没有了解原著的核心精神，也没有理解原著所表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本质，片面追求娱乐性和收视率。如此下去，必然会损失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形成的价值观念，破坏其当时的社会属性和社会评价，削减英雄人物体现出来的精神品质，造成以人性化的名义把英雄人物猥琐化，以真实化的名义把崇高的理想境界低俗化，以通俗化的名义将亲近老百姓的艺术精品粗糙化。
红色经典，无论是小说、戏剧还是电影，当年创作者以他们的真情至诚去再现那些怀着赤子之心、拯救民族的忠勇之士，为民族精神呐喊，替高贵品格呼号。不管这些艺术表现是准确的还是粗略的，是完整的还是欠缺的，但那种竭力想要再现英雄模范事迹的本身的努力，和表现这一些事迹时所显示出来的激动、荣誉和正义感，是值得肯定的。如果改编者没有当年火红年代的那种激情热情，甚至没有那个时期的那种敬业精神，再少了那些连细节里都透露出来的极端认真，任何对红色经典改动将不会是增色，只能是变色。
走俏：古玩剧的涌现
今年央视开年大戏是《国宝》。进入初夏，同类题材的《五月槐花香》在电视剧大战中以绝对优势拔得头筹。根据ＡＣ尼尔森的收视调查统计，该剧第一周平均收视率达到了9.3%，最高点冲到了11.6%，直逼全民性节目《新闻联播》，可见其非同凡响的吸引力。继《五月槐花香》、《人生几度秋凉》之后，还有一部《青花》。
古玩剧，是以文物为题材的电视剧，今年走俏荧屏，深受关注。
《国宝》取材于1931年一个真实又鲜为人知的故事。当年，日军入侵山海关，华北形势告急，故宫博物院决定将馆藏精品转移，以避战火浩劫。文物由北京经上海、南京辗转运抵位于大后方的四川和贵州，最后保存在乐山、峨嵋、安顺等偏远地区。抗战结束后，文物陆续运回南京，之后部分被运送到台湾，部分回归北平，部分留在南京。文物南迁工作历时十五年，近二万箱、近百万件文物，行程数万公里，曾经在徐州、郑州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在峨嵋经受了大火的考验，但都能化险为夷，没有丢失损毁，这是中国文物保护史乃至文化史上的奇迹，也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奇迹。由于南迁工作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所以长久以来一直带着神秘的传奇色彩。
《五月槐花香》以上世纪四十年代后北京琉璃厂的古玩商铺为背景，展示了古玩商人之间的恩怨情仇，演绎的是一幕“无情人终成眷属，有情人海角天涯”的伤感故事。剧中的人物对话妙趣横生。观众熟悉的“铁三角”这次完全放弃了以往插科打诨的风格。张国立希望自己的表演能达到“古色古香”的意境，张铁林饰演的角色，一身穷尽却放不下贵族霸气，对古董满腹高论却游手好闲。而王刚凭借着对古玩的爱好，以及曾主持过古玩鉴赏节目的经验，把处处算计、欺行霸市的人物演得活灵活现。
《青花》则讲述了民国时期发生在景德镇的一段曲折故事，以传世国宝“青花日月樽”为线索，把薄家、司马家两代人的爱恨情仇表现得跌宕起伏。瓷器如人，或浓艳凝重；人如瓷器，或柔和淡雅。这部戏既反映历史，又表现人性，是我国瓷业发展历程、瓷人生存状况的一个缩影。据报道，《青花》是一部在景德镇实景拍摄的再现千年古窑盛况的古玩戏，主创人员表示不仅要弘扬国粹，拍出地道的“古”味，还力争要讲好故事，要“凭情感和传奇来表达魅力”。
《人生几度秋凉》描写了民国初年古玩行中几个“古玩人”命运的沉浮，展现古玩行业的发展过程，以及一件件珍稀国宝的曲折命运。该剧中的主角还担负起时代的使命——阻止国宝外流。通过对一个个鲜活人物命运的揭示，勾画出一幅民国初年的众生百态图。
据有关专家统计，上海开埠后曾经有过三四次文物热。太平天国时期，军阀混战时期，抗日战争年代，及上海解放前夕，那些从全国各地逃难进上海租界或从上海港口出境的乡绅，随身携带着一些宝贝。《围城》中那个张买办，为了显现文化品味，家里收藏了一些艺术品，还精明地注意到了它的使用价值，如用康熙窑“油底蓝五彩”大盘做SALAD
DISH，使西洋的色拉也有一些东方的古意。近十年，随着时间、金钱、趣味知识的增多，上海也悄悄地流行把玩文物古玩的雅兴。一些小白领也学会经常去小市场、小地摊，交交学费，买两个“上当”回来炫耀炫耀。
文物古玩里，不仅有一些物质文化知识，而且含有大量的人文学问，通过它们的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或隐或现，使得本来就带有故事的文物，新增添了许多趣闻轶事。有评论家认为,古玩剧的涌现,说明了国泰民安中的人们对文化艺术的兴趣增浓,也说明了国人从对具体物质产品的投资，转移到精神产品之一的艺术作品上来了。不过要注意的是,有些制造商靠现代大众传媒传播的古装文化剧，尤其是一些靠戏说历史制造卖点的古装言情剧以及古装黑幕剧等，也能成为文化市场上老少皆宜的畅销产品。但他们只关心挖掘和展露民族文化中的阴谋、诡诈、权术、性爱、丑陋等历史碎片和泡沫，并有意无意渲染历史文化中反人性、反历史、反道德的精神糟粕，张扬陈旧落后的价值观念和艺术趣味，把这一切幻化成历史的精华。为此，有评论家呼吁，作家要站在时代的高度，用现代开放的开阔思维和人文的激情，在充分体悟民族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努力创作与拥有五千年悠久文明的泱泱大国相匹配的高品位和大境界的文学精品力作，以此来拉动和提升整体文艺作品的创作层次和水平。
大片：历史剧的走红
历史题材的创作，一直面临着一个悖论。一方面需要敬畏历史、尊重历史，达到高度的历史真实；另一方面需要巧于虚构、善于想象，其情节、细节描写越生动、感人越好。因此，如何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进行艺术虚构、合理想象、情节安排、细节描写和情感渗透，是一个难题。毕竟，历史剧不是普及历史知识，而是创作者借历史的一端表达对社会现实的某种感情的评价，表达某种看法。
有评论家认为，目前影响和制约当前历史剧创作的一个主要原因，不是局部或个别的史实失真即所谓的“硬伤”，而是整体和普遍的艺术创造力的匮乏。传统的史传式的创作，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历史知识对艺术创造的“压迫”。戏说类的写作，则陷入了某种模式化的机制而呈现下滑态势，这说到底还是主体创造力的缺乏。
有关历史剧的争论年年有、月月有、天天有，今年似乎也不例外。
今年有《布衣天子》、《皇太子秘史》等大一批优秀历史剧脱颖而出。其中，一部全面介绍一代天骄一生的《成吉思汗》，一部再现台湾垦荒史的《沧海百年》，赢得了众口称赞。
《成吉思汗》早就拍摄完毕，由于修改，冰封了5年，今年成功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档。《成吉思汗》的剧情发生在十二世纪中叶，当时中国北方在金朝统治之下，大漠南北草原各部各自独立，互不统属。金朝对其实行“分而治之”和屠杀掠夺的“减丁”政策，导致了草原内外的长期征战，孕育和造就了以征战为主要生活内容的一代天骄。
十二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以其杰出的政治谋略和正确的战略战术结束了蒙古草原四分五裂的局面，完成了蒙古族的统一。十三世纪初，他又以血族复仇的名义率领十万蒙古铁骑直指金朝的中都(今北京)，原本能征惯战的女真人不堪一击，中都很快被攻克。后因林木中百姓叛乱，成吉思汗率主力回到蒙古草原；又因西方大国边将杀死近五百人的商队，其国王又杀死蒙古正使，成吉思汗被激而进行西征。蒙古铁骑兵锋所指，多少支军队被打得人仰马翻，多少个王公贵族人头落地，多少个不可一世的对手被消灭了。成吉思汗临死前还逼迫西夏王宣布投降，并留下了灭金、灭夏和如何巩固政权的三条遗嘱，为统一中国北方、进一步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
央台年度历史巨片，历来都是主题积极向上，制作精良，场面和气势宏大，演员演技精湛，比较忠于历史纪录，有着古代文化和历史知识，没有暴力和暴露情节。这样的历史剧一直受各年龄层观众层的普遍喜爱。《成吉思汗》由于作者的苦心追求，不戏说，不胡说，保证史实，使这部历史巨制有着严谨的个人传记色彩，所产生的效果受到了海内外观众的欢迎，好评如潮。但也有评论员文章表示遗憾，认为《成吉思汗》在一些金戈铁马，东征西战的大背景下，少了一些戏剧性的场面，少了一些内心世界的虚构，使观众没有看到一个“一代天骄”的大英雄，只看到一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人物。
《沧海百年》相对于《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来说，更具有大片的意义。
《沧海百年》是我国第一部由海峡两岸艺术家共同打造的表现台湾本土历史的影视作品。该剧以台湾五大家族之一的林雾峰家祖辈四代人的真实故事为主线，全景式地回顾了台湾人民自乾隆五十七年至1885年近100年间的垦荒史、创业史和爱国史。从明朝开始，中国大陆百姓便已成规模移民到台湾。1662年，郑成功赶走了荷兰侵略者，更多的福建平和人、草山人、泉州人来到这里。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大陆百姓移居台湾垦荒形成高潮。从此，这些福建人有了自己新的称谓——垦民；他们也有了自己公选的头领——垦首。可就在乾隆五十三年，这些垦民造反了……造反的垦民攻城池、杀贪官、开仓分粮，势如燎原。
“台湾定则东南定；东南定则海疆定；海疆定则江山永定。”乾隆急调福康安赴台平乱。福康安牢记圣祖皇帝的训谕，坚持对台以安抚为主的方略。不料，家事未平，国难却至。英军欲占台湾，垦首之争演变成两姓的仇杀大案——内地战事起，台湾匪乱又起——进京告状——与法军展开殊死搏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林家艰难地行进在风风雨雨之中。林家老夫人戴氏历经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临终遗嘱：“我们林家这个林字是两个木……一个木在福建，一个木在台湾……一个木是国，一个木是家……”将家国同构的遗训告诉了后人。
这部电视剧故事波澜壮阔，又能以历史事实为基本依托，在历史框架和时限中展现出了艺术的风采，保持了强烈的吸引力和叙事活力。有人认为，该剧做到了三点：首先，按照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去真实地把握历史故事；其次，没有忽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创作了剧而不是编写了史；其三，没有对历史进行简单的复制，而是以时代的眼光去关照历史，从中发现时代的精神，并以生动的形象来体现。
上海：写不完的故事
一部1947年拍摄的优秀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扩充到了30集电视剧的消息，使许多上海人翘首以待。《一江春水向东流》讲述的是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之间的故事，上海某纱厂女工素芬，贤淑善良，在夜校读书时结识教师张忠良，结为夫妇。忠良奉命随军后辗转抵达重庆，流落街头。他求助于在战前认识的交际花王丽珍，王为忠良在“干爸”庞浩的公司里谋得一职。从此以后，忠良在她“干爸”的权势下，走上了堕落之路，并隐瞒了结婚的事实，与王丽珍结为夫妇。抗战胜利后，张忠良作为“接收大员”回到上海，与王丽珍的表姐，丈夫是汉奸的何文艳勾搭在一起。忠良日益堕落。素芬则在对丈夫的思念中带着婆婆艰难度日，后来她辗转来到上海，走进何文艳家做帮佣。一天，王丽珍赶到上海，在何家举办一场盛大宴会。忠良和她翩翩起舞，被他那正在何家帮佣的结发妻子素芬认出。素芬手中的茶盘落在地上，摔个粉碎。这个戏剧性的场面，已经深深刻烙一代人的心里。
一个醉生梦死和热血沸腾交融的时代中的故事，一个纸醉金迷和饥寒贫困交加的社会里的故事。电视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故事走向虽然和原著一致，但将故事纵深扩展，把张忠良、素芬的人生命运提前了。剧中描写两人来到上海之前，在家乡枫桥镇感情上遇到的考验和磨难，后来两人在战火中结为夫妇，在逃难中分离。剧中又新添了张忠良的挚友、如同长兄一样的吴家祺，以及不幸的女子紫伦等新人物，以增加全剧的结构与色彩。在张忠良、素芬挣脱枷锁来到上海以后的戏情发展，除了王丽珍、何文艳、张母、抗儿等原著人物保持不变外，吴家祺、紫伦这两个角色贯穿全剧，增加了其他故事线索。如在抗战八年中，素芬和吴家祺两人演绎了一场抗战版的“留守女士”。吴家祺在生活上处处给予素芬帮助，但婆婆很在意媳妇与别的男人的来往。吴家祺是一个新增的人物，他毕业于东京大学，热衷于日本诗歌，原想在战争中保持中立，最终加入抗战而献出了生命。他的戏份量与张忠良一样多，他的觉醒正与张的堕落过程形成对照。
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遗传和生存密码，造就和影响着后来者的体貌和性情。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十里洋场有永远汲取不完的故事灵感。仿佛一个可怕的黑洞，曾经过多吞噬下无数生灵，如今经过撕扯咀嚼，在人们即将忘却之时，不断地吐出一块块碎片，提醒人们不要轻易忽视它的存在。难道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真是一个出神话、梦想、奇迹、英雄的空间？也许，一些慵懒地关注职位和帐户的人，一些在富足而乏味，缺少激情、诗意和梦想里生活得太久了的人，对先辈充满疑惑和好奇，渴望通过回顾历史，去挣脱现实的无聊和平庸。但无论如何，老上海能出故事，故事很吸引人，首先吸引制作人。今年，有一些反映老上海的电视剧还没有出来，但已被炒得轰轰隆隆。如讲述闻名上海的女帮主的一段情爱与发家经历的《上海王》；讲述贫家女如何被娱乐业霸主打造成大明星，后来用智慧和勇气整治奸恶的《反串》等等。另外，在今年年初有一份报道说，一部以上海故事为题材的电视剧工程《大上海八部曲》正式启动。初步格局为：表现市民群体的《上海往事》；表现绅商的《十里洋场》；表现洋人及犹太难民在上海的《雾上海》；表现娱乐业兴起的《上海大世界》；表现上海闻名人物的《上海枭雄》；表现迎接上海解放的《大上海黎明前》等。八大部电视剧，每部拟定为三十集，在人物和事件上独立成篇，在总体上又有所联系。在时间规划上，初步定为三年。
涉案：不仅是涉案剧
1983年10月的一个晚上，上海西部发生了一起上门行凶杀人案件，被害人是一位七十多岁的女性，曾是四十年代上海滩有名的美女，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案件棘手，有关部门调来精兵强将，经过一番斗智斗勇的较量，终于将隐藏在政法部门内部的杀人凶手绳之以法。这个案件，成了当时街谈巷议的一个谈资，成了一篇短小的新闻报道。这一件人命案如果发生在今天，完全可能被人们疏忽。但是，当时一篇短小的新闻报道触动了上海滩最敏感的一根神经。于是，若干年后，有了一部长篇小说，后来这部长篇小说搬到话剧舞台，今年又改编成电视剧，一而再、再而三地从上海的记忆里浮现出来。
这部作品就是王安忆的《长恨歌》。
今年，能上电视节目月收视排行榜的有一些涉案剧，如《生死卧底》、《坐庄》、《玫瑰花开》、《夜雨霏霏》等。但《长恨歌》不是涉案剧。
荒林在《中国女性写作：女性主体成长的美丽》一文中，说“一个叫王琦瑶的女孩，从十六七岁一直到死于非命四十几年的人生历程，其中交织着上海这所大都市从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演进过程。王琦瑶是个美人，她作过‘上海小姐’，作过政治要人的情人，她聪明过人，雅致周到，她无疑被王安忆当作了上海城市精神的象征。这种精神就是物质和心灵双重欲望不息，以一个底层女孩的自觉飞翔，在种种人生选择上的周到计算，心灵成长经历的挣扎与孤独，最终体现为与上海融为一体的气质；在上海，一个人的成长就是一个人的选择，一个女孩的选择很有限但也是选择，选择了城市选择了物质选择了时尚和繁华，就要承担精神的寂寞和时代变迁的调整。王琦瑶承担了一切，一个女人的寂寞，独自生育的痛楚，时代淘汰的风险，及醒中看到死亡来到头顶。从《长恨歌》中可以看到王安忆将女人命运与城市命运毗联思考的特点。女人也可以理解为更个体的、无助的，必须自己承担的城市人。”
姚晓雷在《乏力的攀登》一文中说，“《长恨歌》所写的王琦瑶的命运，往深处看，怎么都是一个‘红颜薄命’古老模式的现代翻版，却被包装以‘上海’的主题。然而这个从头到脚都散发着一股陈旧气味的女性模式一被包装上‘上海’主题，一切似乎都变味了……更重要的是，当代表着上海‘海上繁华梦’的王琦瑶在50、60年代的命运多舛以及在80年代的死于小混混之手，竟也成了上海这个城市本身的‘长恨歌’，即上海在这个经济繁荣却世风日下的当下社会里唱出的一曲对昔日光荣的缅怀之歌。”
两个批评家观点虽然有所不同，但有一个共同感觉却是鲜明的，这个城市的故事在发展过程中，各种意识影响着它、改变着它，因为创作者是上海人，对这个城市的理解深深浸透到了骨髓里面，已使这个故事超过了它的本身，承担着更多的内涵、延伸着更广的外延。这个城市的叙事，表明了城市叙事的一个特点，即需要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叙述这个城市的事。当然，这里所说的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并不仅仅指出生在这个城市的人，也许是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内向移民，也许是从这里渡过童年后再走出去的外向移民。他们熟悉生养自己的地方，熟悉到每一块砖瓦的每一条缝隙里的散出来的每一种气息。只要给一点水花，他们就能用它来创造出五颜六色的大海。无论取之什么素材，他们都能挠挠厚厚表层下面牵扯心肺的痒痒。
上海期待着这样的作家和这样的作品，期望着这样的创作能带来更大的活力。近几年，上海建造了许多文化设施硬件，能够把国内外优秀的作品吸引过来，能够邀请一些对这个城市感兴趣的人来走马观花，制造出一类摇啊摇的城市印象。当然，这些作品给上海的文化生活带来了生气勃勃的感觉。但是上海文化建设应该更有自己的作家去描写身边的事件，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对此，上海每一幢楼里数不清的灵魂在等待着。这种期待不会仅仅是在等待一些粗制滥造的叙事经验、表层幼稚的审美体验、淡漠无情的日常生活。电视剧不仅提供娱乐，而且是表达思想的最有影响力和最有效的方式，通过它们，放飞我们城市的激励、解惑、生活和梦想。
屏幕：时尚趣味变幻
一个名字曾经两次像夏季的海洋台风一样扫荡过上海。1973年，一个批判白专最激烈的年代，一些在工厂劳动改造、早就被知识吓成惊弓之鸟的大学老师们，悄悄地传诵着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写下了世界为之震动的数学论文，毛泽东主席下了批示。顿时，恍如严冬白雪里飘动一丝丝暖流，这些学者轻轻地舒了口气，似乎闻到了知善恶树上散漫出来的气息。之后，1977年，中国大地刚刚解冻，文坛出现了一篇报告文学说“这篇论文，极不好懂。即使是著名数学家，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这一数学分枝的，也不一定能读懂。但这论文已经得到了国际数学界的公认，誉满天下。它所证明的那条定理，现在世界各国一致把它命名为‘陈氏定理’，因为它的作者姓陈，名景润。”如今，中年人以上的知识分子，谁不记得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报告文学曾经激励过多少莘莘学子奔向即将重开的学问大门。
今年，有幸荧屏上出现了一部十三集电视剧《陈景润》。
这部作品艺术地、深层地、较为完整地重温了当年的这一段历史，写到自幼就喜爱数学的陈景润，得到名教授的启发，萌发了追求哥德巴赫猜想的理想，写到他成了时代英雄，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写到他那姗姗来迟的爱情之花。其中，陈景润忍受生活等种种艰难的困扰，陷入一段无奈的时光，在福州摆起了书摊。他在工作中被人误解，甚至最后被当成特务调查……他慢慢清晰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性格和事业追求的精神基石，钻进了自己的美丽而灿烂的数学世界里。可当他的“一加二”手稿难逃被毁的厄运后，他万念俱灰，跳楼自杀了。万幸的是几根电线的遮挡，他又幸运地活了下来。此后，陈景润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直到中科院新上任的梁书记的到来。在梁书记的鼓励下，他用三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一加二”的简化稿。
巧合的是，“陈景润”的传播，一次是口头文化，一次是印刷文化，第三次是活动图本文化，一种最新的影视传播文化。但是，也许谁也没有料到，恰恰是最新的、最能流传的媒体，对一种永远的精神境界，却在无意无形之中就将一个时代英雄“边缘化”了。
当然，观众有权选择。选择本身不代表什么，不说明什么。2003年由赵本山主演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刘老根》，2004年的《刘老根Ⅱ》再度成为全国各大地区收视率最高的一部现实题材电视剧，在某些地区创造了20%的收视率，但在上海也没有进入前十名。有些作品，如军事题材《壮志凌云》是一部史诗风格的作品，以人民空军发展50年的历史和真实的人物为素材，塑造了三代空军将士的英雄形象，讲述了发生在空军组建、抗美援朝以及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许多生动故事。一些评论家评价颇高，同样在上海也没有造成大的影响。同时,收视排名榜也不能说明什么。如描写战争年代铸造不同人生的《历史的天空》,被评论家誉为大气而精细,在上海也不乏赞扬之声,但在排名榜上却名落孙山。
从电视剧接受现象看上海文化，可以看到现代人的时尚趣味变化。不过，这座城市的生命结构充满活力和生机,其不仅要能与“老娘舅”的喜剧血液沟通，而且更应能与“陈景润”的张扬精神脉络相呼应，否则对城市文化建设来说，会是一种巨大的精神资源浪费。
(姚扣根
文艺评论家、剧作家。创作电视连续剧多部。现为上海戏剧学院科研处处长兼戏剧研究所副所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