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自诞生之日起，编剧和导演、演员、观众即成为电影不同的创作主体。一般认为，电影的创作有三层含义：编剧形成剧本、导演对题材、整体结构、拍摄方法、演员的选择等的思考以及最后拍摄思想的形成到完成创作，这一过程是电影的“一度创作”；而作为对电影人物诠释的主体，演员的表演虽然受到导演的约束和指导，但演员的表演更多的是自我对所诠释角色的理解以及角色和自我的互相渗透和融合，所以演员的表演构成了对电影的“二度创作”。而作为“三度创作”的主体观众来说，虽然其创作空间是对一、二度创作的主观反应和评论，但由于三度创作直接影响了一、二度创作的价值评价并形成对一、二度创作的主要评价依据，所以它的价值取向、审美取向、认知取向等一直是一、二度创作主要的参考依据和意图来源。

　　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观念等要素的碰撞和融合，多元的价值取向、文化认知、审美观念使得电影的“三度创作”随之变得多元化，这使得电影的一、二度创作的参照和依据变得越发的模糊和不确定。在现今的年代，电影作为文化载体的功用已很难满足人们多元的文化需求。认识到这一点对客观和冷静的分析电影创作很有必要。

　　对于电影创作来说，正确地分析观众的审美需求和习惯，把握住时代发展中人们心理的微妙变化和调整，显得十分重要，这里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文化、历史等因素。我们要洞察其间的根源，必须从电影的语境研究出发去寻求电影的叙事语境与电影生成的社会语境间的联系，并将二者交叉阅读，把握二者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同构关系。电影语境学所关注的是在电影叙事的内在语境与外在电影的社会语境之间寻求一种潜在的象征关系，并从中找到现代社会的各种政治意识、经济动向及文化思潮是如何融汇杂糅而形成的一种混合物，汇聚到影片的叙事文本之中，从而寻找社会主题和影片叙事主题间的互动互映的复杂关系。

　　一、电影的文化特性

　　对于中国电影来说，以中国故事去体现全世界的共通精神，这一点是不变的。所谓“中国故事”，既指中国题材的故事，也指具有中国神韵的故事，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风格。笔者以为，对于中国受众来说，最能引起共鸣的故事还是根源于本民族特性的故事，尤其是对一些细节的微妙的情感和富有民族特性的语言、习俗的认知和心理感受，只有在特定的文化环境里生活成长的人们才能最精确的会意和感知。至于基于所谓的“距离感”而产生的“陌生化原则”，而使他国他民族的观众感到兴味，则完全是一种较肤浅的感知，因而这样的“三度创作”不具有深刻性和代表性。对于反映全世界共通的精神，其实也是指故事文化底蕴的本土化和全球化的融会贯通。各国影片尽管形态各异，但所体现的人文内涵，则必须建立在当代人类与社会文明的基础上。否则，反现代文明、逆历史潮流、悖人性健康的任何所谓艺术叙事，不管具有怎样的民族独特性，终将会被抛弃。上述两者，相与为一。

　　电影承载着文化传播和交融的任务，但由此也就产生了所谓的文化侵略问题。有学者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一般缺乏将本国文化全球化的实力，因此，文化全球化往往表现为一种优势文化对一种弱势文化的改造和异化。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的文化都是西方国家的优势文化，而本土文化都处于劣势，有被西方文化同化的可能，文化全球化实际上是文化的西方化。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担心自己的本土文化受到制约失去独立性，进而担心国家主权、政治独立、信息自主权丧失。在这里有必要对“文化”稍加解析。科学意义上的文化，是广义的社会文明的总体概括，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包括体制建构与意识形态。而现在理论界在使用“文化”一词时，实际上是狭义的理解，即特指精神文明或意识层面的东西。我们姑且以狭义文化论之。那么文化能否侵略？笔者认为不能。文化如水，顺势而流；如火，因物而燃；如风，循力而走。而绝非“武化”可以硬来。它不能强行压进，只能在某种共通的基础上自然接受、天然融合。因此，它只能进行传播、相互转化、进而融合。

　　世界文明史证明，任何时代的新思想或观念，都是靠传播后的接受，才得以实现的。新思想观念取胜的法宝只有一个：在符合社会历史与人性基因的某一时段共通层面的基础上，通过传播而获得共鸣。此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再全世界的传播；萨特的存在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当代风行；近年来中国儒学及老庄思想在西方社会的被推崇；乃至中国六七十年代的“毛泽东思想”在西欧北美青年反叛者身上的体现……等等，莫不如是，所有这些，没有一种文化是依靠强力推进的。

　　从另一层面，我们还应看到：无论东方西方，无论强国弱国，无论源远流长还是新兴荟萃，以各自的文化形态和品质而论，都有着现代社会与现代文明人类共同依靠、赖以繁衍的文化基因，正如著名文化学者塞伊德所说：“一切文化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一种文化是独立单纯的，所有文化都是杂交的、混成的。”事实上，无论各自的文化现在如何，各种文化都是互为主体与他者，都是从对方获取自身所需、所缺，进而共同认知并共处于地球村落。当然我们决不否认各种文化都有独自的甚至与别国、别种文化向左的的成分。尽管如此，但不需大惊小怪。各种文化之间尽可以互相比较、互相竞争、互相融合，而无须防之有防。总之，我们要正视现实、遵循道理，文化不怕侵略，文化因该相互传播，文化应在交流、比较、碰撞乃至争斗中，才能互相促进，这是辨证法的基本常识。

　　其次，笔者认为凡能“侵略”进入别国、别地域的文化，已不能视为“侵略”。而凡怕被别的文化“侵略”的文化，其本身必存病症。民间谚语，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确是言简意赅。有道是无孔而入，而既然轻易而入，必然孔隙已存。达尔文的“物竟天择，适者生存”则从另一角度，以一个“适”字来衡量事物生死兴衰之因，亦很精辟。不适的文化，表面再强，也将寿终正寝；适时的文化，纵然你拼力抵抗，也无济于事。文化是不能侵略的，能被大众所接受的异域文化，必定有着天然的动因。中国南北朝的鲍照诗云：“泄水置平地，各自东南西北流。”虽说的是水流，而文化之流，亦如此无二。在面对新世纪以及全球化语境的当前，当两种文化、尤其是两种有着较大差异的文化接触时，发生“文化紧张”感，产生某种程度的“文化防御”反应，都是正常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若本身已有大的缺陷或病症，而勉力支撑，其结果往往更具悲剧性。在文化接触中，我们常听到“保卫固有文化”的呼声。可是保卫的方式常诉诸于文化的尊严，诉诸于我族中心主义，诉诸民族情绪。这些方式固然可以激起若干涟漪，但禁不起理智认知的考验。对此，我们应该深思正视。

　　二、文化交融中的中国电影

　　随着中国的日益开放，我们已经深刻的感受到了我们原来的固有文化体系和认知观念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更。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曾经迷茫彷徨、不知所措，但我们最终看到的不是我们文化的异化，而是多种文化的交流碰撞的确更加丰富了我们的文化体系和内涵，使她变得更加博大精深和宽容，而中华文化的内核依然坚固。处于这种交融中的中国电影，在记录这种变革的同时以其特有的方式承载着这种深刻变革所带来的文化反思和内省。在陈凯歌的《黄土地》中，人们被深沉的电影语言所诠释的中国西部文化和历史深深震撼。当看到一种有别于人们习惯模式的电影呈现在人们眼前时，经历畸形年代桎梏的中国大众被一种颠覆的美所打动，同时也唤醒了深藏人们心底的审美需求。优美的镜头语言、新颖的叙事方式、深刻的表现主题、富有张力的铺陈以及优美的电影音乐，所有这些元素的结合，在那个年代所带来的震撼是今天难以想象的。今天回过头来看这部影片，会发现不少缺陷，但它的时代意义和影响是深刻的。《黄土地》把中国新一代电影人浓重地推到了中国电影的最前沿，而此后这些当年还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们，用电影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也同样改造着中国文化。

　　1988年，在张艺谋的导演处女作《红高粱》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他对中国人性格中深藏的一面进行了有益的开掘——中国人在特定时刻对自己个性的极度张扬，与中国人一贯的性格特点形成强烈的反差。在给国内观众带来强烈震撼的同时，也强烈的吸引了西方人的眼球，给了他们视听和心理上以强烈的冲击。而就电影语言本身来看，《红高粱》并不能给西方人带来如此大的冲击，电影语言的娴熟运用在西方人看来已很正常，虽然这在当时的中国来说实属罕见。真正给西方人带来冲击的是其间所蕴涵的文化元素。然而，让人费解的是，面对这样的情形，许多评论者不知出于何种心态，竟大加讽刺和挖苦，仿佛遭受了奇耻大辱。现在看来，这种种的贬斥除了暴露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外已毫无价值可言，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文化交融本身会遭遇抵抗和阻挠，但经过历史可以证明孰是孰过。

《芙蓉镇》剧照

　　在这一时期，一些成名于“文革”之前的老电影人也重新焕发，谢飞的《本命年》、《香魂女》，谢晋的《芙蓉镇》、吴贻弓的《巴山蜀水》、《城南旧事》，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处于急剧变革中的中国社会以及人们思想深处的急剧震动，并带给大众新的文化思考和感知。而在这一过程中，占据中国电影最前沿位置的无疑是第五代影人和他们的作品。除了陈凯歌、张艺谋外，田壮壮、何群、吴子牛、张军钊、冯小宁等等，他们的作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丰富，尤其重要的是他们的作品对中华文化与异域文化的交融起到了非常独特的作用，并不断丰富了中国观众的审美层次。

　　进入九十年代后期，中国新生代的导演已经初露锋芒，娄烨、张元、路学长、张扬、贾樟柯、金越等，他们的作品诸如《苏州河》、《回家过年》、《非常假日》、《洗澡》、《小武》、《菊花茶》等，已经给中国电影注入了很多新的元素和表现手法，同时也给观众带来了新的文化体验。他们更多地关注小人物的生活和境遇，甚至边缘化的生活状态。虽然他们中的多数人还没有回归到主流的电影创作中来，甚至多数作品未能公映，但他们的坚持很值得尊敬。当然他们影片在表现手法和题材挖掘的深度上还有待进步，但确实，他们已经成为中国电影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的日新月异，使得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变得更加便利和频繁，而中国电影在这样的时代中面临很多的机遇和挑战，自然也承载了更多的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使命，但作为电影本身来讲，文化的使命似乎更关乎他的发展，电影的文化特性将会变的更加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