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我在上海逸夫舞台观看了上海沪剧院重新排演的沪剧《红灯记》，此剧由优秀青年演员钱思剑饰演李玉和，著名沪剧演员马莉莉、茅善玉分别饰演李奶奶和铁梅，他们把这一段耳熟能详的英雄传奇演绎得如此淋漓酣畅，荡气回肠。这些不禁使我记起四十三年前第一次阅读和评论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第一次观看和评论沪剧《红灯记》的情形；并联想起从《自有后来人》到京剧《红灯记》的一段风雨历程。

　　《红灯记》后来风靡了海内外，成为妇孺皆知的名剧，但是它的原创者乃是电影文学剧本《自有后来人》，其作者为沈默君、罗静。沈默君是著名电影编剧，笔名迟雨，原籍安徽寿县，1924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38年参加新四军，在火线剧社任演员、导演，1948年任华东野战军总后勤政治部文工团团长，曾创作歌剧《叶大嫂》、小说《孙颜秀》等。解放后曾创作电影剧本《南征北战》（与沈西蒙等合作）、《渡江侦察记》、《海魂》（与黄宗江合作）等，1954年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电影创作组长。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份子，到黑龙江北大荒劳动。1961年后任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1978年任文化部剧本委员会委员兼创作组组长。80年代曾创作电影《台岛遗恨》、《死亡集中营》等。

　　《自有后来人》是从生活和历史素材中提炼创作而成的一个电影文学剧本，最初发表于《电影文学》杂志1962年9月号。在众多描写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中，《自有后来人》一开始就展现出其独特的风采。它以一盏红色的号志灯贯串全剧，生动地描写了异姓一家祖孙三代为了抗战和革命事业前赴后继英勇献身的感人故事，特别是塑造了李玉和勇敢顽强、坚贞不屈的抗日英雄形象。剧中以争夺密电码为冲突的焦点和悬念所在，全剧情节丰富复杂，曲折跌宕，其中粥棚脱险、李奶奶叔说革命家史、赴宴智斗鸠山、三代人刑场诀别等情节都写得扣人心弦，感人肺腑。虽然这个剧本在描写当时整个抗日战争的时代气氛方面，在某些情节和细节的处理方面还存在一些缺点，但它无疑是一部上佳的作品。

　　我在读这部作品时，还是一名年轻的文艺评论作者、上海戏剧学院的研究生。我觉得这是一部很好的作品，同时也有提高的空间。我和我的同学陆稼林（后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副编审）合作撰写了一篇万余字的评论，纵论该剧本的成就和不足，文章刊登在《电影文学》1963年12月号上。

　　戏剧界经常说“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应该说，正是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为以后《红灯记》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我们所不应该忘记的。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内地不少戏曲团体正在努力编演现代戏，作为擅长反映现代都市生活的剧种沪剧更为积极。像上海人民沪剧团就编演了《芦荡火种》、《星星之火》等现代戏。当时上海有个区级的沪剧团――爱华沪剧团，团长是著名沪剧演员凌爱珍。他们在《电影文学》上读到《自有后来人》剧本后，引起了创作的冲动，于是决定改编成沪剧。负责改编剧本的是团内两名业余作者、年轻演员凌大可和夏剑青。他们化了两个月的时间写出了初稿，不久投入排练，剧团邀请著名电影导演应云卫为艺术顾问，由王育导演。1963年春节，根据《自有后来人》改编的沪剧《红灯记》在上海的红都剧场正式公演，这是红灯首次在戏剧舞台上亮起。

　　可能是因为我写过《自有后来人》的评论，当时我又在上海人民沪剧团实习，《上海戏剧》杂志社约我写一篇沪剧《红灯记》的评论。我非常仔细地观看了他们的演出。这个戏改编得相当成功，它规避了原作的某些缺点，而保留了其精华，并有一定的丰富和创造。原作中的粥棚脱险、李奶叙说家史、智斗鸠山、刑场诀别等重要情节在戏中都有生动的展现；整出戏用一盏红灯加以贯串，既富于传统戏曲的特点，又升华了戏的题旨。全剧主线突出，脉络清晰，曲折起伏。结尾处把原作中铁梅在烈火中牺牲、密电码下落不明，改成铁梅在游击队帮助下手刃叛徒，密电码送上北山，更好地体现了“自有后来人”的主题。

　　演出也很精彩。饰演李玉和的著名青年演员袁滨忠，是沪剧泰斗筱文滨的弟子，因饰演《雷雨》中的周冲、《年青的一代》中的林育生而受到观众欢迎。他的唱腔师承筱文滨的“文派，”且有自己的特色。他演的李玉和坚定刚毅，浩气凌云，表演节奏顿挫遒，控制自如，走进刑室前，从容地敲掉烟斗中的灰烬等细微动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其演唱突破了原来唱腔的悠缓儒雅，在沉稳中见激昂，显得柔中有刚。饰演李奶奶的是老艺术家凌爱珍，她戏路宽广，擅演悲旦、泼旦、花旦，唱腔爽利流畅，吐字铿锵有力，她所演的李奶奶稳重老练，深明大义，刻画人物心理活动非常细致，并诉之于准确的戏剧动作。韩玉敏扮演的铁梅天真纯朴，表演真挚细腻，有层次地表现了铁梅在烈火中锤炼成长的过程。由于戏演得精彩，那天剧场里的气氛极为热烈，时时爆发出热烈掌声或唏嘘之声。我虽然带着写作任务观看这场戏，比较理性，但也不时为剧中的场景所打动。当演到李玉和赴刑场一节，我也禁不住热泪盈眶了。

　　不几天，我就写好了评论文章。文稿发表在1963年的2月号的《上海戏剧》上，题为《革命的红灯永放光华――评沪剧〖红灯记〗》。这是我走上戏剧艺术道路不久所写的一篇评论，也成为最早评论《红灯记》的文章之一。

　　1963年，电影《自有后来人》也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导演是于彦夫，主要演员有赵联、车毅、齐桂荣等。

　　沪剧《红灯记》在上海演出，一炮打响，引起了广大观众和文艺界的普遍关注。不久后中国京剧院着手把沪剧《红灯记》改编成京剧的工作。此事与江青还有关系。1963年2月下旬正在上海养病的江青在红都剧场观看了沪剧《红灯记》，认为“这个戏不错”。随后就将沪剧的剧本带回北京，交给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建议改编成京剧。同年9、10月间，林默涵把改编的任务交给了中国京剧院。京剧院决定由翁偶虹（执笔）、阿甲编剧，阿甲、郑亦秋导演，李金泉、刘吉典、李少春设计音乐和唱腔。林默涵非常关心《红灯记》的改编，多次与阿甲及剧院领导讨论研究，他们确定以“壮美”为全剧的基调。初稿写出后，又多次修改加工，1964年2月开始排练。演员阵容是李少春、青年演员钱浩梁饰演李玉和，李少春乃李桂春（小达子）之子，著名文武老生，因出演《野猪林》、《白毛女》等驰誉剧坛，杜近芳（后改刘长瑜）饰演李铁梅，高玉倩饰演李奶奶，袁世海饰演鸠山。

　　1964年5月，京剧院把先排出的前五场戏举行彩排，在文艺界征求意见，获得一致好评。江青看了演出，很激动，并上台祝贺。可是没过了几天，她却把阿甲、李少春、张东川（中国京剧院副院长）找去，指责道：“你们把我的戏搞坏了！”京剧院适当修改后，《红灯记》于1964年6月参加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江青见有些地方没有按照她的意见修改，怒气冲冲找到周恩来，想以此压服阿甲他们。周恩来劝她先去休养，说：“我让林默涵去抓，如果他抓不好，我亲自抓”。周恩来也确实亲自抓了，他多次亲临排演场，与编导一起推敲剧词和表演。

　　京剧《红灯记》的改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在保留电影剧本和沪剧的精华的基础上，对剧本、表演等精雕细琢，充分发挥京剧艺术手段的优势，使这部戏更显精彩。像“赴宴斗鸠山”一场，锤炼台词，用念白表现李玉和和鸠山之间两种人生观的冲突；“痛说革命家史”则充分发挥京剧唱、念的长处，成为一场震撼人心的好戏；“刑场斗争”更以大段的成套唱腔和丰富的身段、动作刻画了李玉和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的气魄，对美好前景的憧憬，以及祖孙三代人之间的深厚情感。它是京剧舞台上一出难得的优秀现代戏。这一时期，哈尔滨京剧院也曾改编演出了京剧《自有后来人》，由著名演员梁一铭、云燕铭等主演。

　　1964年11月6日，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观看了京剧《红灯记》，并上台接见演员。江青见毛主席对《红灯记》非常赞赏，就连忙表示这是她搞的戏，她以主子的姿态对京剧院说：“《红灯记》主席通过了，你们到南方去一下吧，扩大扩大影响”。

　　1965年2月，中国京剧院由张东川带队南下广州、深圳、上海等地公演。其时笔者已供职于上海市文化局，有幸在上海观看了该剧的精彩演出。京剧《红灯记》的演出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的欢迎和赞赏，加上媒体的宣传，《红灯记》一下闻名于全国了。

　　在“文革”中，文艺界是重灾区。一方面《红灯记》被打上了“江记”的印章，在江青的“指示”下，又是再度修改，又是拍摄电影，钱浩梁还被委任为文化部副部长。另一方面，《红灯记》的一些有功之臣，被江青称作“不听话”的人，如李少春、阿甲、张东川、刘吉典等俱遭迫害，李少春被长期折磨，于1975年9月病逝于北京，年仅五十六岁。上海爱华沪剧团是最早编演《红灯记》的，可是文革中却要他们反过来按照京剧版本演出，沪剧李玉和的扮演者袁滨忠被打成黑尖子，遭到造反派的严刑拷打，1967年12月被迫自尽，只有三十五岁。

　　“但等那，风雨过，百花吐艳”。粉碎“四人帮”之后，文艺界迎来了新的春天。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起，原版的京剧《红灯记》、沪剧《红灯记》等重新恢复演出，对《红灯记》等作品以及它们的创演历史逐渐有了科学而客观的评价和分析，也逐渐还它们以本来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