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文化部公示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上海的苏州评弹榜上有名。评弹虽然发源于苏州，但上海却是评弹的发祥兴盛之地。在评弹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上海以其特殊的地域和文化条件，起了极其重要的关键的作用。所以，上海的苏州评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顺理成章、实至名归的事情。
上海，一向是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又是我国南北戏曲、曲艺集散的一个重镇。她自己拥有土生土长的剧种、曲种：沪剧、滑稽戏、独脚戏、浦东说书、锣鼓书等；而从北京传人的京剧，在这座海滨城市盛行，并逐步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海派京剧；发源于江南古城苏州的评弹和发源于浙江的越剧，都在上海得到了发祥，而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重要剧种、曲种。其中，苏州评弹在上海的发祥就是非常突出而富于典型意义的一例。
苏州评弹乃评话与弹词的合称。苏州评话是从唐代的说话、宋代的讲史、元明的说书(平话)演变发展以来。明代中叶南方已流行弹词，它与苏州方言结合，遂演变发展成为苏州弹词。评话说者多为一人，坐说不唱，表演上讲究说表、噱头、口技、手势、面风等，时以折扇、手帕为道具，以醒木击桌加强气氛，传统书目以演绎历史故事和武侠、神怪故事为主，有《三国》、《隋唐》、《英烈》、《岳传》等。弹词又说又唱，散文与韵文结合，以叙事为主，代言为辅，以说、噱、弹、唱为主要艺术手段，注重模拟各种类型的人物，唱词基本为七字句，基本曲调有书调、俞调、陈调及费伽调、乱鸡啼、山歌调等曲牌、小调，伴奏乐器以三弦、琵琶为主，传统书目以家庭离合、爱情悲欢故事为主，如《珍珠塔》、《玉蜻蜓》、《三笑》、《描金凤》等。一般认为苏州评弹形成于明末清初。到清乾隆年间，苏州评弹已经相当成熟，并广泛流行，出现了曾在乾隆帝御前弹唱《游龙传》的弹词名家王周士等，在苏州还创立了第一个评弹艺人的行会团体――光裕社。
人们常说，一方土养一方人，养一方艺术。评弹传人上海之后，它是怎样在这块奇异的土壤上滋生发展的？评弹艺术的发祥与上海特殊的文化环境又有着怎样的共生关系？它有着怎样的文化意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加以探究的。
一
上海地区与苏州毗邻接壤，而且有些今属上海的地域原属苏州管辖，在地域方面呈犬牙交错、相互渗透的状态，在方言方面又同属吴语区，因此苏州评弹很早就在上海的一些郊县集镇流传。清代中叶苏州评弹进入繁盛时期，当时涌现了一批名家和名作。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了评弹前四家：陈遇乾、毛菖佩、俞秀山、陆瑞廷，其中毛菖佩即是上海的宝山人。上海地区还出现了一些弹词作家，乾、嘉年间弹词女作家朱素仙是松江人，作有弹词《玉连环》。有嘉庆十年的刊本。另一位弹词艺人兼作家吴毓昌，上海金山人，编写过吴音弹词《三笑新编》。到19世纪中叶，评弹则大量传人了上海市区。可见一开始上海就与评弹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
一门艺术能不能兴盛，这与它有没有相当数量的受众有着直接的关联；而它的发展又与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商路往往就是戏路。1843年上海被辟为商埠，万商云集上海，商业经济十分繁荣，城市人口剧增，文化消费的需求非常之大。上海是个五方杂处之地，但上海的本地人、江苏、浙江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这些人群同属吴语区，文化背景、生活习俗也很相近，所以他们不仅听得懂用苏州方言演唱的评弹，而且乐于接受和欣赏评弹。这就为评弹提供了数量甚大的基本听众群。另外又有两次历史事件，给了评弹以机遇。一次是1853年，因燃起太平天国战火，江南一带的地主官僚纷纷逃匿上海；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商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的商业、金融、贸易中心，人口骤增，文化消费的需求急剧上升，接着抗战爆发，上海成为孤岛，经济相对比较稳定，并出现畸形繁荣局面，评弹听众的数量又有很大增长，这些都为评弹在上海的生存和兴盛提供了优裕的物质条件。
因为上海商机多，人气旺，为了适应市民的文化需求，上海的评弹演出场所得到迅速的发展。19世纪60年代，上海出现了第一家书场陆深旧宅。后来这种茶楼书场逐渐增多，它一般上午卖茶，下午与晚上演唱评弹，如本市城隍庙北首的得意楼、福州路上的天乐宫，小广寒等。后来，其中有一部分演变为专供评弹演出的专业书场，如创建于光绪十二年(1886)的玉茗楼和创建于光绪四十五年(1890)前后的汇泉楼等，其设施优于茶楼书场。象汇泉楼演出频繁，有时一天开演四场，年终会书有时二十多档同场演出，通宵达旦。20年代又新建了许多专业书场，设备有所改善，规模扩大至200座左右。著名的有雅庐书场、长乐书场等。30、40年代，由于商业繁荣，评弹的听众日益增加，演出场地更有了显著的拓展。30年代专业书场已有数十家，仅老城隍庙内就有得意楼、怡情处、四美轩、逍遥楼，蠡园、明园、柴行厅等七、八家之多。30、40年代又出现了一大批新式书场，即饭店附设的饭店书场和舞厅附设的舞厅书场。饭店书场著名的有东方书场、沦州书场、南京书场、中央书场等。舞厅书场有米高美、仙乐斯、新仙林、维纳斯等。这些新式书场效仿现代剧场，采用现代化设备，场地宽敞，环境幽雅，座位舒适，可适应较高层次听众的需要和较大规模演出的需要。大世界、新世界、先施公司等大中型游乐场专门也辟有评弹场子，由于观众数量多，流动性大，对扩大评弹的影响也有很大作用。
旧上海四马路书场
书场多，演出兴旺，必然吸引大批的评弹艺人纷踏而至，众多名家云集沪上。早在清末，评弹四名家马如飞、姚士章、赵湘舟、王石泉就都来过上海演出。民国初年有著名的“三卿档”：说唱《倭袍》与《珍珠塔》的王绶卿、说唱《玉夔龙》与《描金凤》的赵筱卿和说唱《描金凤》的钱幼卿。20年代有蒋一飞、蒋宾初、朱耀庭、王亦泉等名家。30、40年代，上海更是评弹名家风云际会的所在。他们中有以弹唱《描金凤》著称的夏荷生，说唱《玉蜻蜓》、以“阴噱”见长的周玉泉，说唱《三笑》、创造了“糯米腔”的徐云志，他们并称为“三大单档”。还有“三大双档”，他们是弹词《落金扇》的蒋如庭、朱介生；弹唱《啼笑因缘》的朱耀祥、赵稼秋；弹唱《珍珠塔》的沈俭安、薛筱卿。此外还有许多响档，如严雪亭、蒋月泉、张鉴庭、刘天韵、黄兆麟、许继祥、杨莲青、张鸿声等。30、40年代上海书坛还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女演员，男女双档、女单档、女双档、女评话开始活跃在上海的书坛，她们中的佼佼者有徐雪月、醉疑仙，范雪君、黄静芬、朱慧珍等。范雪君演唱《啼笑因缘》、、《秋海棠》、《雷雨》等，蜚声书坛，40年代后期曾被听客选为“弹词皇后”。
听众踊跃，书场众多，名家云集，这些综合起来，自然而然就构成了评弹在上海的繁荣局面。而这种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海特殊的经济地位、地缘关系和文化市场的需求。纵观评弹三百余年的发展历史，它出现过三次兴旺时期，第一次是清代中叶，其中心在苏州，当时评弹艺术趋于成熟，演出兴盛，涌现了陈遇乾、俞秀山、马如飞、赵湘舟、王石泉等名家。第二次是20世纪30、40年代，评弹进入鼎盛时期，重心移至上海，上海各式书场星罗棋布，许多广播电台大量播送评弹节目，夏荷生等一批有创造意识的艺术家脱颖而出，评弹艺人已把能否进上海的书场演出，能否在上海立足作为艺术好坏的标志，听众十分踊跃，也已把听评弹视为娱乐时尚，30年代初出版的《上海冶游备览》将评弹和京剧、苏滩并列为上海的主要文娱项目。第三次是建国后50、60年代，这是评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革和繁荣时期，重心也在上海，蒋月泉、刘天韵等一些解放前就已成名的演员，艺术更臻成熟，并成为自成一派的艺术家，评弹的演出更加活跃，艺术的样式更加多样，艺术本体得到全面提升，评弹已跻身于全国主要曲种的行列。正是因为上海特殊的地域、经济、文化市场等条件，使上海在评弹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
上海的文化市场向来具有多元的特征，南北的戏曲、曲艺等杂艺荟萃，竞奏争艳，自从开埠以后，西方现代艺术又纷纷涌入，遂成为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昆曲、京剧、大鼓、北方评书等在上海非常盛行；而西洋的话剧、电影、交响乐、舞蹈等又都是最早从上海传人中国的。评弹就是在这样多元文化浸润渗透和交互影响的特殊文化环境中生长的，它们为评弹的提供了丰富的借鉴材料和艺术营养，加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演出场地的改善与扩大，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评弹艺术的创新发展和评弹艺术本体的完善提升。
“江南为橘，江北为枳”（《爾雅》），艺术的发展和变异也离不开它所处环境的影响。这里所说的环境主要指特殊的文化背景和这个地域听众观众的审美取向。
评弹进入上海都市后，首先面对的是一个人口密集、商业繁荣，五方杂处的大都市，生活节奏比较快，听众的欣赏要求也有其特点。评弹要立足上海，必须要适应这种变化。为此，早在民初和20年代，一批出身于上海或主要活动在上海的评弹艺人，就尝试编演了一些新的书目。如评话艺人程鸿飞演说《岳传》，与光裕社的传统脚本不同，他依据《金史》、《宋史》记载，对书中人物的身世脉胳逐一理清，重新编排情节，所起脚色也与别家不同。他还把自己游历南北的所见所闻和生活经历补充到书情中去。因此他的《岳传》被称为《野岳传》。另外如朱寄庵和朱兰庵、朱菊庵父子改编、弹唱新书目《西厢记》。早年在上海新舞台拉幕的范玉山根据京剧连台本戏编成长篇评话《济公》，其情节、结构与别人所说的评话《济公》不同。情节尤为曲折，戏剧性强，还把不少戏曲动作引用到书中，所起济公角色别具一格，曾有“活济公”之誉。还有一种情况是，以近代史实为题材编写成评弹书目。如弹词艺人李文彬把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案实事编写成长篇弹词《杨乃武与小白菜》。评话艺人朱少卿把发生在清同治九年的张汶祥剌杀马新贻的实事编成评话《张文祥剌马》。程鸿飞还根据新舞台演出的京剧连台本戏《鄂州血》改编成同名评话，描写了武昌起义中，革命党人、起义官兵奋起攻击总督府的壮丽一幕。这些新书目的出现，贴近了都市听众的生活，适应了都市听众的审美需要，无论对评弹书目的扩大，还是评弹本体艺术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评弹在上海立足并日趋兴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评弹艺人纷纷进入上海书坛。30、40年代评弹进入鼎盛时期，演出更是兴旺。一些评弹艺人对传统的书目进行打磨加工，如夏荷生弹唱《描金凤》，红极一时，被誉为“描王”。弹唱《珍珠塔》的沈俭安、薛筱卿，他们都是魏钰卿的弟子，说表大方，配合默契，两人在马调基础上各自发展成独特的流派唱腔沈调与薛调，成为继马如飞、魏钰卿之后，弹唱《珍珠塔》的又一高峰，三、四十年代被称为“塔王”。与此同时，一些艺人积极编演新的书目。如30年代张鉴庭根据同名宣卷改编的长篇弹词《十美图》，写明代嘉靖年间曾家与权奸严嵩之间的忠奸斗争以及曾荣兄弟的婚姻纠葛。张鉴庭还根据唱本《一餐饭》改编的长篇弹词《顾鼎臣》，写林子文的冤狱以及顾鼎臣相助的故事。杨振雄根据传奇剧本及其他史料改编的长篇弹词《长生殿》，写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和唐朝的兴衰故事。还有根据社会实事或小说等编写的近现代题材的书目，如朱耀祥、赵稼秋弹唱的《啼笑因缘》，范雪君弹唱的《秋海棠》是分别根据张恨水和秦瘦鸥所写的小说改编的。而象评话《山东马永贞》、弹词《枪毙阎瑞生》、《黄慧如与陆根荣》等，则都是根据发生在上海的社会新闻编写的。这类近现代题材的书目比较贴近生活，容易引起听众的共鸣，所以当时也比较受到欢迎。
在评弹的演出样式和弹词流派唱腔方面也有许多创新和发展。过去评弹一般是一人坐唱的单档，30、40年代双档演出形式崛起，开始只有男双档，后来又出现了男女双档和女双档。双档的形式更加生动、活泼，便于分别起角色，弹唱方面也使音色、伴奏更为丰富多彩。在演出形式方面，突破了一档独做的方式，更多采用评话、弹词相间的三四档同场演出的花式场子，以适应都市听众的多种口味。30、40年代，评弹还大胆吸收了昆曲、京剧、电影、话剧、歌曲等姐妹艺术的营养，丰富自己的表现手段和音乐语汇。艺术手法除说、噱、弹、唱之外，还适当增强了“演”的成分。艺术形式更加成熟和完善。朱耀祥、赵稼秋弹唱《啼笑因缘》时，借鉴文明戏的表演方法，以说、表、演为主，得到了成功。不少艺人向昆曲、京剧艺术等吸取营养，如蒋月泉、张鉴庭、杨振雄、顾宏伯等还专门请戏曲演员教戏，训练手眼身法步等表演技巧，从中借鉴并融化到评弹中，从而增强“演”的成份，补说、唱之不足，给人以更多的实感。范雪君在弹唱《秋海棠》时借鉴电影，引进了“国语”和流行歌曲，别开了生面。评话演员张鸿声针对当时都市生活节奏加快的情况，加快书路行进的速度，并起足脚色，注重放噱，人称“飞机《英烈》”，而颇受欢迎。
弹词流派唱腔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以前弹词的唱腔主要是书调、陈调、俞调、马调以及一些江南民间小调。到了30、40年代，随着书情内容的变化，听众审美的需要，以及在上海各种艺术之间的交流，一些有创造意识的艺人结合所演书目的内容、人物以及艺人自身的条件，又创造出许多风格各异的流派唱腔。如夏调，由夏荷生所创，其特色是响弹响唱，以俞调为起句，落腔却采用马调，因此俗称“俞头马尾”。演唱时真假嗓并用，唱腔挺拔遒劲，扣人心弦。又如徐云志所创的徐调，它的直接渊源是小阳调，徐吸收了江南民歌，小调、小贩叫卖声的旋律，还借鉴了京剧女老生露兰春的唱腔，徐调清越、甜润，软糯，人称“糯米腔”，曾风靡一时，其代表作《寇宫人》流传甚广。蒋月泉所创的蒋调，是在乃师周玉泉周调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成，蒋吸收了京剧老生余派、杨派唱腔的因素，行腔上加了若干装饰音，其旋律浑厚婉转，韵味浓郁醇厚，演唱时用本嗓，呈现出一种雍容华美、潋艳浓彩的风格。蒋调于30年代后期形成，形成后立即受到听众的欢迎，蒋调开篇《刀会》、《杜十娘》、《宝玉夜探》等十分风行。蒋调遂成为最常用流行最广的弹词曲调。沈俭安所创沈调，和薛筱卿所创薛调，都是在马调和魏（钰卿）调基础上变化、发展而成的，沈调结合哑糯的嗓音，唱来清雅飘逸，苍劲而柔美，“方卿见娘”、“打三不孝”都是他的代表作。薛调则节奏明快爽利，咬字铿锵，擅唱叠句。沈调和薛调流传极广，亦为评弹主要的流派唱腔。由张鉴庭所创的张调，在蒋调的基础上，吸收京剧老旦唱腔的成份，在拖腔转腔方面加以发展，形成苍劲厚重、力度强烈的风格特征。此外还有严雪亭所创的严调、杨振雄所创杨调、祁莲芳所创的祁调等。三、四十年代众多流派唱腔的出现，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弹词音乐，大大加强了其音乐性和戏剧性。双档的出现和流派的发展还促进了弹词伴奏音乐的发展，薛筱卿、张鉴国的琵琶伴奏，开始运用支声复调，使伴奏音乐更加丰富动听。
新中国成立后，评弹在新的时代氛围和上海的文化背景下，又得到了新的长足发展。这一时期，总的文艺方针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当时外来的艺术如话剧、电影、歌剧等更为成熟，全国各地的戏曲、曲艺剧曲种来沪交流更加频繁，吸收其他艺术品种的营养条件更好。因此在书目、演出样式和弹词流派唱腔等方面都有新的创造和新的收获。
比如中篇评弹崛起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以前评弹的演出形式主要是长篇，采取每天演唱一回，连续演出的形式，一般连演二、三个月或更长时间。1951年11月上海文化局筹建了上海第一个国家曲艺团体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全体成员旋即参加上海文艺界治淮工作队奔赴治淮工地，历时三个月又20天，治淮回来，火热生活的感染激发起演员们表现新生活和新人物的强烈创作激情。但是怎样把现实生活的素材搬上书台呢？如果沿用长篇形式，无论生活积累和时间、精力都有一定的困难。再则，解放以后，评弹听众的结构有所变化，听每天一回的长篇的听众数量下降，书场卖座普遍低落。经大家商议，参考戏剧中一次分场演绎一个故事的“本戏”模式，集体创作了一部由三回书组成，一个晚会时间演完的作品《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它描写了1951年冬天安徽民工参加治淮工程的动人事迹，1952年4月在沧州书场首演，演出时首次正式命名为“中篇评弹”。蒋月泉、刘天韵、朱慧珍、张鸿声等组成强大的演出阵容，不少唱段脍炙人口，广为流传。演出非常轰动，连演300场，听众达30万人次，其中大量的是新听众。《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是第一部正式命名的中篇评弹作品，也是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成立后第一部深入生活创作的新作。它不仅创造了一种新的评弹体裁，同时也是评弹反映新时代、新生活、新人物的成功开端，因此它在评弹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中篇评弹这种形式一出现，立即受到广大听众的欢迎，它的诞生使评弹的听众有了很大的拓展，同时为评弹反映现实生活开辟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其后，上海评弹界陆续创作、改编了一大批现代题材的中篇评弹，如《海上英雄》、《王孝和》、《江南春潮》、《芦苇青青》、《罗汉钱》、《刘胡兰》、《白毛女》《战地之花》等。陈灵犀改编的《刘胡兰》，在描写刘胡兰成长过程中，注意刻画人物心理活动，抒发革命感情，感人至深。还吸收了朗诵、合唱等形式，增强了感染力。此外还编演了许多长篇书目及短篇评弹，如长篇弹词《青春之歌》、《战地之花》、《红色的种子》，长篇评话《林海雪原》、《桥隆飚》等。
随着对批判继承文化遗产问题认识的加深，1953年起，上海评弹界开始对传统评弹书目进行历史的、科学的分析和认真的整理、加工，以保存和发扬书目中民主性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的精华，扬弃遗产中的某些糟粕。上海市人民评弹团组成了有著名演员和评弹作家参加的整理小组，对弹词《玉蜻蜓》、《描金凤》、《白蛇传》等进行重点整理。如《玉蜻蜓》，原作精华与糟粕并存，蒋月泉与评弹作家陈灵犀对它作了认真的整理，删除了原作中某些色情、猥亵的描写以及金张氏梦游地府等带有迷信色彩的情节，并强调金贵升因对婚姻不满，夫妻反目才离家出走，对金大娘娘既写出她泼辣任性的一面，同时也刻画她内心的痛苦。全书着重揭露封建宗法制度的不合理和社会的黑暗，在艺术结构及语言词章方面也有很多提高，某些回目，如“厅堂夺子”、“庵堂认母”、“文宣荣归”、“沈方哭更”等经过琢磨，成为精品。通过对评弹传统书目和二类书的整理加工，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又搞出了一批根据长篇传统书目和二类书的片断内容改编的中篇评弹，如《方卿见姑娘》、《暖锅为媒》、《老地保》、《厅堂夺子》、《大生堂》、《三约牡丹亭》、《林冲》上下集、《王魁负桂英》、《双按院》、《十五贯》、《王佐断臂》等。其中不少成为保留剧目。如《老地保》，根据《描金凤》中“洪奎良讲冤枉”片断整理、改编，1959年由上海市人民评弹团首演。中篇突出了洪奎良办案的老练和急公好义的性格，主要起洪奎良脚色的刘天韵在语言和表演方面都有独到的创造，给听众以强烈的感染。
在评弹演出样式方面，除了创造了中篇评弹外，还借鉴其他姐妹艺术，创造了短篇评弹、专场演出等形式，如《三千勇士战烈火》，以唱为主的流派演唱会，以及三个档、四个档、合唱、小组唱等形式。在艺术表演方面，除了继续发挥说、表、噱的优势之外，在演和唱方面有了更大的丰富和发展。开篇也成为一种独立的演唱形式，出现了一批文学与音乐很好结合的作品，如《宝玉夜探》、《新木兰辞》、《向秀丽》、《岳云》等都成为有欣赏价值的独立的声乐作品。还尝试用弹词曲调谱唱毛泽东的诗词，赵开生等谱曲，余红仙演唱的《蝶恋花》就代表之作。此曲以弹词曲调为基本骨架，又注意增强歌唱性，旋律融化了蒋调、俞调、丽调、薛调等多种流派唱腔，曲调优美新颖，跌宕起伏，摇曳多姿，瑰丽感人，余红仙嗓音华美，演唱富于激情，生动展现了革命家的伟大情怀。此曲曾得到了周恩来、陈云等领导同志的肯定和广大听众的欢迎，不仅成为书坛上的常演节目，而且被搬上交响合唱的舞台，成为全国传唱的声乐节目。
弹词的唱腔流派又有了新的发展，如杨调、姚调、祁调更加成熟鲜明，俞调经过朱介生、朱慧珍等人的磨合演唱，与老俞调相比，更加优美规整，同时还涌现出丽调、琴调等新的流派。丽调为弹词女演员徐丽仙所创，在蒋调基础上，她吸收了北方曲艺和其他戏曲的营养，特别是4、7两个音的运用，成为丽调的特征。丽调用女声真嗓演唱，曲调清丽舒展、委婉缠绵。不仅擅长抒发哀怨凄切的情绪，如《梨花落》、《黛玉葬花》等，同时也可以表现刚强、昂扬的情绪，如《新木兰辞》、《六十年代第一春》，成为一种音乐性强、表现力丰富的评弹唱腔，为许多女演员所传唱。琴调是弹词女演员朱雪琴所创，在沈调基础上，并收俞调、夏调等流派唱腔，融合而成。她把沈调的曲调向上翻，加强节奏的跳跃、旋律中的跌宕和棱角以及拖腔的气势，全用女声本嗓，呈现豪放、刚健、明快、爽利的特征，演唱风格激情充沛，挥洒自如。代表作有《妆台报喜》、《南泥湾》、《游水出冲山》等。丽调、琴调等流派的出现和流派的新发展丰富了弹词音乐的色彩和表现力，构成了更加精彩纷呈的局面。
这一时期评弹演出十分兴旺，听众面扩大，数量剧增。上海评弹的演出场所有西藏、静园、大华、仙乐等规模较大、设备较好的书场，有大量的茶楼书场，还有各区、县文化馆、工人俱乐部的评弹场子以及某些公园的评弹场子。听众数量非常可观。1959年7月，上海市人民评弹团在文化广场举行两场“开篇、选曲、分回大回串”，这是评弹首次在万人剧场演出，不仅两场客满，并应听众要求，加演两场，盛况空前。据陈云同志在1961年写的《不能忽视曲艺的娱乐作用》一文中说，“上海听书的人约占千分之五，每天3万人次，据说仅次于电影观众”。不仅如此，评弹还开始走出江南，到北京、天津及其他地区巡回演出，还到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到香港作商业演出，评弹走向了全国。
人民评弹工作团演出中篇评弹《王孝和》
评弹在上海的生存、发展的过程中，在上海的特殊文化环境的熏陶下，一批富于创造意识、艺术精湛的评弹大家脱颍而出。他们对现实状况敏感，对上海的书场、听众适应力强、也敢于和善于吸收姐妹艺术的艺术营养，他们在评弹的书目建设、说书技艺的提升和评弹艺术本体的变革、丰富和完善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里略举几位。夏荷生（1899—1946），弹词演员，浙江嘉善人。师从钱幼卿习《描金凤》并拼档数年。后自己放单档辗转于江浙各码头。他精心揣摩，锐意创造，他弹唱的《描金凤》书情扣人心弦，人物栩栩如生。他说书精气神充沛，起生旦净丑脚色皆能抓住特征，将脚色的音容笑貌模拟得惟妙惟肖，一顶瓜皮小帽，巧妙运用，推前挪后，可显现众多不同的角色。他嗓音高亢浏亮，创造了响弹响唱，真假嗓并用的“夏调”，名噪一时。1933年10月上海出版的《说书名家弹词开篇选粹》中曾有这样的评论：夏荷生“前年离沪到苏，在九如、茂苑做档，一时轰动苏城，为近年所未有。去年又来沪渎，时适无线电盛行，各电台争相聘任，夏君志高尚雅，不欲滥竽充斥，故属二三电台播音外，只在东方书场做档。按夏君能书为《描金凤》、《三笑》两书，现复有《侠凤奇缘》一书，三书中以《描》说得最为出神入化，起角色活龙活现，且好在处处卖力，现同道中《描》一书除赵筱卿已经去世外，推夏君为独步，可称光裕社一等人才也。”蒋月泉（1917—2001）弹词演员，江苏苏州人，1933年师从钟笑侬习唱《珍珠塔》，不久拜张云亭为师学《玉蜻蜓》，并登台演出。1937年又拜师兄周玉泉为师习《玉蜻蜓》和《文武香球》，一度与周拼档。40年代，他在周调基础上，吸收京剧老生唱腔的因素，创造了“蒋调”，风靡书坛，他与王柏荫拼档弹唱《玉蜻蜓》被誉为响档。1951年加入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任副团长。参加创作并演出了新的中篇评弹《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海上英雄》等。他与评弹作家陈灵犀合作整理、加工《玉蜻蜓》、《白蛇传》，使这两部书目思想性与文学性有新的提高。他与朱慧珍拼档，珠联璧合，成为书坛最红的男女双档。他还参加了中篇评弹《王孝和》、《林冲》、《王佐断臂》、《厅堂夺子》、《人强马壮》及长篇《夺印》等书目的演出。他与刘天韵合作的《义责王魁》选回参加1958年全国曲艺会演，获得好评。蒋月泉说表从容大方，幽默含蓄，描摹人物细致精到，所创蒋调，结合不同书情、人物又有所创新发展，成为当代弹词大家。曾任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刘天韵（1907—1965），弹词演员。原籍山东，出生于江苏吴江。1915年拜夏莲生为师学唱弹词《三笑》，1918年以“十龄童”艺名随师登台。20世纪20年代末与王亦泉，王似泉拼三个档说唱《三笑》，同时补学《落金扇》。30年代与王似泉拼档。1938年与徒谢毓菁拼档说唱《三笑》，声誉鹊起。1949年参加书戏《小二黑结婚》演出，后与谢拼档说唱长篇弹词《小二黑结婚》。1951年加入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任团长。1954年与徐丽仙拼档演出长篇弹词《杜十娘》、《王魁负桂英》。1956年整理加工《三笑》，他还参加中篇评弹《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林冲》、《刘胡兰》、《老地保》、《三约牡丹亭》、《王佐断臂》等书目的创作、演出，他演出的《玄都求雨》、《义责王魁》等都成为精品和代表作。其说表老到凝炼，语言丰富生动，注重脚色的表演，他所起的祝枝山、大踱、二刁、孙赞卿、洪奎良等角色，生动活脱，形神兼备。所唱陈调苍劲醇厚，如《林冲踏雪》唱得苍凉激越，有强烈的感染力，他所唱山歌调、乱鸡啼等则风趣活泼。曾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曲协主席。徐丽仙（1928—1984）弹词女演员，15岁就与师姐拼档演出《倭袍》、《啼笑因缘》。1953年加入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先后与姚荫梅、刘天韵拼档演出。徐丽仙音乐天赋好，善于创腔。50年代初就开始在蒋调基础上尝试一种新的曲调，1953年演唱中篇《罗汉钱》时，形成了风格独特的丽调。丽调用女声真嗓演唱，曲调清丽舒展、委婉缠绵。她吸收了北方曲艺和其他戏曲的营养，特别是4、7两个音的运用，成为丽调的特征。丽调音乐性强、表现力丰富，不仅擅长抒发哀怨凄切的情绪，如《梨花落》、《黛玉葬花》等，同时也可以表现刚强、昂扬的情绪，如《新木兰辞》、《六十年代第一春》。1982年荣获全国曲艺优秀节目（南方片）观摩演出唯一的荣誉奖。丽调已成为常用的的弹词唱腔，为许多女演员所传唱。
评弹经过三百余年的发展历程，经过上海、江苏、浙江的几代艺术家的艰辛实践和精心创造，形成了独具的艺术特点：全息性的生活图景与引人入胜的情节结构；以一整套富有表现力的说、噱、弹、唱、演的艺术手段，构成独特的精细灵巧的审美形态；喜剧色彩及幽默的美学境界；优美的音乐唱腔和多采的流派给人听觉上丰富的美感享受等。评弹以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中国曲坛上展现出眩目的风采，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重要曲种。
三
上海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它拥有强大而多元的传播媒体，评弹很好地利用了这些媒体，从而有效地提高了评弹演员的知名度，扩大了评弹的影响。
广播对评弹的传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无线电广播诞生于1920年，传人中国，最早是在上海，1923年美国人奥斯邦和旅日华侨开办了中国境内第一座广播电台――奥斯邦电台；1924年美商开办的开洛电台就开始播送弹词名家蒋宾初的《三笑》，他是第一个上电台播唱的弹词艺人。30、40年代上海民间电台如雨后春笋，达五十多家之多。由于评弹主要是听觉艺术，而广播乃是诉诸听觉的传播媒体，两者一拍即合，评弹有了广播，如虎添翼；而电台因为评弹有广大的听众群体，所以也乐于播放评弹节目，评弹很快成为电台播送的主要文艺节目。许多电台开设空中书场，上海街头巷尾收音机里评弹弦索叮咚，昼夜不辍。徐云志、邢瑞庭、蒋如庭、朱介生、朱耀祥、赵稼秋、蒋月泉等都在电台演播。1935年11月全市有上海、友联、安定别墅、李树德、利利公司等21家电台播放评弹节目，有的电台一天播放10多小时。另据1938年11月29日《申报》的文章统计，每天评弹节目各电台加起来有103档，每档40分钟，总计4120分钟。40年代，电台为了给大百万金香烟做广告，以“空中书场”名义集中播送评弹节目，省势更大。广播影响大，其覆盖面广及江浙沪相当大的区域，它对扩大评弹影响、培养名家、吸引听众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与此相关的是唱片，上海出现唱片厂后，弹词唱片也是主要的品种之一，前面提到的蒋宾初还是最早灌制唱片的弹词艺人。其他不少弹词名家也灌制了唱片，既保留了珍贵的音响资料，同时扩大了评弹传播的范围。
解放后，上海的评弹活动一直与广播紧密结合，空中书场、广播书场成为评弹传播的一个重要手段。在新时期这种结合不仅保持，而且有所发展；由于电视走进千家万户，深刻地改变着都市人民欣赏艺术的方式，评弹顺应潮流，开始与电视结缘。上海的电台、电视台开设栏目，播放评弹节目，如上海电台的“空中书场”、“星期书会”、“说说唱唱”栏目，有的每天，有的经常播放评弹节目，上海东方电视戏剧频道的“电视书苑”每天播放评弹节目。另外，还编播了反映评弹艺人生活的电视连续剧《江南明珠》和探索把评弹与电视嫁接起来的评弹电视剧《秋思》等。
上海的报刊十分繁荣。它们对宣传评弹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象《申报》、《新闻报》等大报经常发表有关曲艺的报道和文章，有的还辟有评弹或曲艺的副刊、专栏。30、40年代，还涌现出许多专门的评弹刊物，如《说书杂志》、《上海书坛》、《弹词画报》、《艺言月刊》、《凤鸣月刊》、《大方》、《南北书坛》等。还出版了许多评弹作品集，如《倪高风开篇集》、《大百万金开篇集》等等。1949年初，以演唱《秋海棠》、《董小宛》、《雷雨》等蜚声书坛的范雪君被选为“弹词皇后”，就是由《上海书坛》周刊发起的听客投票选举活动中选出的。
解放后，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上海戏剧》等报纸、刊物经常刊登有关评弹的创演消息和有关评弹的评论文章。出版社出版了《怎样欣赏评弹》、《弹词考证》等著作，编辑出版了《评弹丛刊》（1—8集）、《说新书》、《小舞台》等丛刊、刊物。还有评弹作品的单行本，如《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罗汉钱》、《三上轿》、《神弹子》、《空中书场开篇集》、《王贵与李香香开篇集》、《最新弹词开篇集》、《弹词开篇集》等。新时期出版了赵景深的《曲艺丛谈》、陈汝衡的《陈汝衡曲艺文选》、谭正璧、谭寻的《弹词叙录》、《评弹通考》，左弦的《评弹散论》、《听书论艺集》、陈灵犀的《弦边双楫》、沈鸿鑫的《上海艺术史·曲艺史》等专著，以及《评弹文化辞典》、《评弹艺术家评传录》等。
显而易见，广播、电视、报刊、出版物等传媒，通过对评弹的宣传、推介、评论，对评弹的繁荣发展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此外，上海文化市场和艺术团体的管理机制、竞争机制、组合机制等对评弹的发展也发生过深刻的影响。上海庞大的文化市场，众多的从业人员，竞争机制起了不小的作用，谁能在上海立足，谁要能红出来，就要靠艺术竞争，一是要有真才实学，要有扎实的书艺；二是要有新的玩意儿，所谓“一招鲜，吃遍天”。有的同说一部书，就有个竞争的问题。弹词名家严雪亭，原来说《三笑》，在当时已有李文彬、李伯康父子的《杨乃武》的情况下，毅然选定《杨乃武》，请人润色脚本，自己研究清代官场礼仪、民间习俗，加工情节，增强冲突，别创了一格。朱耀祥、赵稼秋弹唱《啼笑因缘》，姚荫梅也弹唱《啼笑因缘》，但是他们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树立自己的风格，在竞争中都成了响档。还有一年一度的年终会书，实际上也是一种互相交流、切磋的竞艺活动。艺术竞争推动了艺术创新。评弹的演出一般以“档”（单档或双档）为演出的单位，解放后，政府把评弹艺人组织起来，成立了国营的和集体所有制的评弹演出团体，其中优化组合机制比较突出，对演出力量的配置，创演中篇评弹、专场等比较有利，另外又吸收了文学创作的力量，对书目建设、提高书目的艺术质量都有好处；但是又产生了诸如吃大锅饭等弊病。
进入新世纪，评弹和其他戏曲、曲艺等民族艺术一样，面临着新的挑战。我们必须深入研究评弹的发展历史和生存现状，总结经验，谋划对策，使评弹这颗“江南明珠”继续焕发出熠熠光彩。
（此文原载《上海戏剧》2007年第8、第9期，这次本网发表时，作者又作了修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