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剧坛领袖、上海文化名人田汉先生诞生110周年、逝世40周年的纪念。

　　中国的话剧诞生已经100年了。1907年2月，留日学生在东京组建的话剧团体春柳社假东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礼堂演出了话剧《茶花女》第三幕；6月春柳社又在东京本乡座演出五幕话剧《黑奴吁天录》，它由曾孝谷根据美国作家斯陀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这是中国话剧第一个创作的剧本。1907年，王钟声在上海创办了话剧团体春阳社，并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上演了《黑奴吁天录》，后来欧阳予倩称这次演出为“话剧在中国的开场”。

　　中国话剧诞生之后，十分活跃，发展很快，涌现出许多著名的话剧团体和杰出的话剧艺术家。田汉先生领导的南国社就是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活跃在上海的一个重要的话剧团体。通过南国社丰富而曲折的戏剧活动，我们可以看到田汉从一名戏剧青年到戏剧家的成长过程；也让人谛听到中国话剧从起步向成熟的行进中的脚步声。

    田汉，字寿昌，湖南长沙人，生于1898年3月12日，卒于1968年，今年也是田汉诞生110周年。田汉出生于贫农家庭，幼年就爱好戏剧，在长沙师范学校时接触了京剧和早期话剧（文明戏），曾试作《新教子》、《新桃花扇》等京剧。1916年，他随舅父易象（梅园）去日本留学，进东京高等师范英文系，开始文学、戏剧活动，常与宗白华、郭沫若等讨论文艺问题，后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和创造社。1920年田汉在《少年中国》上发表了第一部五幕话剧《梵峨璘与蔷薇》，梵峨璘是小提琴的音译，象征艺术，蔷薇象征爱情。此剧通过鼓书艺人柳翠和琴师的罗曼史，表现了作者对真艺术和真爱情的追求，以及对扼杀艺术和爱情的社会的强烈不满。1922年，田汉回国到了上海，于是开始了他的南国戏剧活动。

　　一、创办《南国半月刊》

　　1922年,田汉与夫人易漱瑜从日本返国,来到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北里40号。田汉已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与创造社的社员，那时他帮着编辑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刊物《少年中国》，而与创造社的关系逐渐疏远。他又效学日本思想家山川均与菊荣夫人的先例,与其妻易漱瑜合作创办一种文艺半月刊,取名“南国”,于1923年1月创刊。他在刊物的宣言里说：“欲在沉闷的中国新文坛鼓动一种清新芳烈的艺术空气”。当时田汉对于社会运动与艺术运动持着二元的见解,在政治方面，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新思潮的影响；但在艺术运动方面仍保持着较为严重的艺术至上主义。他钦慕英国大诗人威廉-勃莱克的做法,不愿把杂志托给书商,而是由自己出钱印刷,自己校对,自己折叠,自己发行。刊物除了刊登他与易漱瑜的作品外，还刊载了郭沫若、宗白华、郁达夫诸友的通信。第二期起附刊《南国新闻》，注重戏剧、电影及出版物的批评。这一时期田汉在该刊发表的剧本有《获虎之夜》、《乡愁》等，并在《创造》上发表了《咖啡店之一夜》、《午饭之前》等剧本。《获虎之夜》写一个富农的女儿莲姑爱上了流浪儿黄大傻,莲姑父母却要把女儿嫁给地主,贫富悬殊造成了这对青年人的悲剧。《咖啡店之一夜》以他的朋友李初梨为人物原型，描写感伤青年林泽奇与白秋英的爱情故事，揭露和鞭笞了带着旧封建的资产阶级市侩对青年爱情自由的戕害。

　　这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有一位身材魁梧的青年敲门来找回汉。田汉一看来者递过的名片，原来是大名鼎鼎的京戏角儿麒麟童（周信芳）。周信芳是根据《南国半月刊》封底所载的地址慕名而来的。其实田汉也早就知道周信芳, 1916年去日本留学途经上海时,就曾在丹桂第一台看过周信芳演的《追韩信》，对他的艺术极其神往。因此两人都有相见恨晚的心情,三言两语便一见如故。从此他们兄弟相称,过从甚密。周信芳常到田汉家中来玩；田汉也经常与欧阳予倩、洪深、唐槐秋等一起去看周信芳的演出,演出前总是跑后台,坐在衣箱上与正在化妆的周信芳谈天。

　　办刊物,工作极其繁重,何况仅由田汉与妻子两人艰苦支撑呢,用田汉的话来说：“这时期南国的社员就是我与漱瑜夫妻两人”。因此被工作和一家的生活负担弄得心力交瘁,易女士终于累得病倒了。后来病势愈重,田汉只得送她回家乡长沙养病,谁知不到三月,易女士竟玉殒香销。这样《南国半月刊》出到第四期就告停刊,田汉也陷入了深深的痛苦。

　　1924年,田汉从长沙回到上海,他一面在大夏大学教课，一面又重新办起《南国特刊》，附于《醒狮周报》。当时中国政治日趋腐败，外国帝国主义的铁蹄到处横行，1925年又在上海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五卅惨案”，激起了民众的革命情绪。在这种情势下，田汉计划写作“三黄史剧”,即写广州起义的《黄花岗》，写武昌起义的《黄鹤楼》,和写五卅惨案的《黄浦潮》。其中《黄花岗》的第一幕就发表在《南国特刊》上。但是剧本还未登完,由于《醒狮周报》呈现出极右倾向，《南国特刊》不得不嘎然中止了。

　　二、拍摄电影和“鱼龙会”

　　1925年,上海新少年影电公司要把田汉的剧本《梵峨璘与蔷薇》拍成电影,顿时引发起田汉对电影的兴趣,他还为影片公司写了一个叫《翠艳亲王》的电影剧本。不久,他与唐琳,唐越石等几位朋友干脆自己创办了南国电影剧社,影剧社设在斜桥徐家汇路新少年旧址。他化了一年多的时间,拍成了电影《到民间去》。当时田汉受到19世纪70年代俄国青年“到民间去”的运动的影响，想运用电影的形式抒写中国的一些到民间去的运动。影片描写了一个热情的、幻想的、动摇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没路。

　　南国电影剧社因拍摄电影，经济十分拮据，社内的唐槐秋夫妇也因之弄的东西当光，饭米无着，为此田汉非常内疚。这时有人来约唐槐秋的夫人到南京总政治部宣传处艺术科去做电影部接片子的工作；而南京总政治部宣传处主任何公敢正好也来邀田汉去负责艺术科，并答应田汉帮助他完成《到民间去》的影片。这样，田汉与欧阳予倩、唐槐秋夫妇就去了南京。田汉把戏剧方面的事托给欧阳和唐槐秋，自己负责电影方面的工作。他准备拍摄反映国民革命三个时期的“南京”、“广州”、“武汉”三部曲。但是不久，政局发生变化，田汉他们随着总司令的下野也下野了。田汉由此悟到乌合之众是不可能成事的，要想搞真正的艺术还得训练一些人才。另外艺术运动应该坚持走民间的道路，而不能随便依附于某个方面。

　　田汉从南京政府碰壁回来,一时沉入幻灭之中。1927年暑期,黎锦晖来邀请田汉去主持上海艺术大学文科。原来上海艺大的校长叫周勤豪,因负债累累,逃之夭夭。基于前述的认识，田汉毅然接受了艺大的邀聘。不久,田汉又受学生会选举,出任艺大校长。他在艺大创办了戏剧科,并改组南国电影剧社,成立了南国社,扩大范围,包括文学、绘画、音乐、戏剧、电影等部门。南国社的宗旨是：“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的革命运动”。

　　那一年,田汉写了一个电影剧本《断笛余音》。它以美术学校学生生活为背景,描写严与今君为了恋爱投秦淮河情死的故事。参加拍摄的全是艺大学生,有王素、唐叔明等。田汉率领部分同学到苏州拍外景。女同学唐叔明扮演一个自杀的女人,田汉告诉她情节与表演方法后,就开拍了。她要从高处跳下深渊去，“卡通”一声,一个与演员一样打扮的稻草人“跳”了下去。这唐叔明生在苏州,并在苏州度过童年。田汉开玩笑地对她说：“你是苏州人,该你当导游”。第二天,田汉一行人骑上小驴子,叮叮当当去虎丘山游玩。虎丘山的名胜风景及吴越春秋的传说故事,使田汉感叹唏嘘。

　　这一时期，艺大经常在学校礼堂举行文艺座谈会。有田汉、徐悲鸿、徐志摩、郁达夫、欧阳予倩、洪深、余上沅、朱穰丞、王泊生以及京剧界的周信芳、高百岁等参加，他们主要讨论艺术理论、艺术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尤其是戏剧多所争辩，戏剧方面以讨论新剧、旧剧之得失最为激烈。他们还在舞台上即兴演出一些短剧。

　　1927年12月,田汉在艺大举办了“鱼龙会”演出。当时艺大校址在善钟路87号。田汉把一个大客厅改造成可容百把观众的小剧场,15平方米的平台算是舞台，人们戏称为“窗洞”舞台。在汉代的百戏中，有一种由人装扮成巨鱼和巨龙进行表演的假形舞蹈，叫做“鱼龙曼延”，鱼龙会便是取其意而名之,田汉说：“我们这些人是鱼,就请两条龙来,周信芳、欧阳予倩,他们是京剧名角”。鱼龙会演出共七天,演出剧目中有《父归》、《未完成的杰作》两个外国戏,有田汉创作的五个短剧：《:生之意志》、《江村小景》、《画家与其妹妹》、《苏州夜话》和《名优之死》。《苏州夜话》通过老画家刘叔康父女的奇遇,反映了军阀战争致使老百姓流离失所,揭露了军阀战争的罪恶。《名优之死》以晚清京剧名角刘鸿声为原型,描写一代名优刘振声呕尽心血培养女弟子刘凤仙,可凤仙成名后被流氓化绅士杨大爷所引诱,日益堕落,刘振声与流氓斗争,终于被逼死,倒在舞台上。剧本抨击了流氓化绅士玩弄坤角的丑恶行径，揭示了鬼狐横行的社会风气和艺人的悲惨命运。

　　在鱼龙会上演出反响最为强烈的是欧阳予倩编写的六幕京剧《潘金莲》。这个戏大胆地把潘金莲作为叛逆女性来描写。在戏中，周信芳饰武松,欧阳予倩饰潘金莲,高百岁饰西门庆，周五宝饰王婆，唐槐秋饰何九叔，唐叔明饰郓哥，顾梦鹤饰张大官人的家人。这是话剧演员与京剧演员同台演出的一次盛举。周信芳扮演的武松演到追问何九叔时，用真刀往桌子上一戳，两眼一瞪，手提何九叔，逼真的形象使同台的演员都惊住了。台下报以热烈的掌声。当武松举刀，欲割潘金莲的心时，潘金莲挺胸跪近武松，说：“二郎，这雪白的胸膛里，有一颗赤诚的心。这颗心已经给你多时了，你不要，我只好权且藏在这里。可怜我等着你多时了，你要割去吗？请你慢慢地割吧，让我多多地亲近你。”田汉看了演出,对周信芳、欧阳予倩说：“我听到那段最后的台词，我完全陶醉了”。并称赞周信芳真把武松演活了。徐悲鸿看后，欣然命笔写道：“翻数百年之陈案，揭美人之隐衷；入情入理，壮快淋漓，不愧杰作”。整个鱼龙会的演出表现了当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动摇与苦闷”的心声,以及对于革命朦胧的向往,加之表演真率,自然感人,在上海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三、西湖荡舟写剧本

　　1928年，艺大经济越来越困难,田汉被迫退掉原来的校址,在西爱威斯路找了一所比较便宜的房子。在告别善钟路旧校址的最后一晚，临时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跳舞会，上海艺术界人士四、五十人出席。学校申言无力购买点心饷客，舞客多自备各种食品互相请客，如欧阳予倩夫妇之蜜桔，徐志摩夫妇之饼干，周信芳、高百岁之蛋糕等。大家尽兴而散。

　　谁知迁校不久,财物就被周勤豪一伙洗劫一空,于是同学一致要求田汉重新创立一所理想的艺术学校。1928年2月,经田汉奔波努力,南国艺术学院宣告成立。学院分文科、剧科、画科，田汉任院长兼文科主任,欧阳于倩主持剧科，徐悲鸿主持画科，洪深等均在校执教,办事人全由艺大跟来的学生充任，如陈凝秋、陈明中、陈白尘、唐叔明等。在校学生有六十多名,除以上几位之外，还有郑君里、吴作人、张曙等。院内设立了人体画室、实验小剧场等，并出版《南国月刊》，以及组织旅行演出等。

　　1928年4月,田汉率50余人的旅行团到杭州演出,男同学一律穿西服,打蓝色绸领结；女同学都戴米色绸围巾。到杭州之后,各界纷纷邀请演出,但受到当局阻难,几经周折才得演出。演出余暇,旅行团泛舟西湖,田汉仿《伏尔加船夫曲》，谱写了一首《棹歌》，歌词写道：“划……划，划……划！绿波春水走龙蛇，问西湖毕竟属谁家，问西湖毕竟属谁家？南国风光,新兴机运,等闲莫使夕阳斜！划……划，划……划，绿波春水走龙蛇。划……划！”。他们住在西湖畔的李公祠。一天夜晚,在住所排戏,忽然有人高喊：“鬼!鬼！”这可吓坏了女演员王素,田汉只得与唐叔明一起在楼上陪她。然而这“鬼”启发了田汉写一个反封建压迫的戏。他们租了一只大的湖船在西湖上荡漾，田汉与王素、唐叔明、孙师毅、顾梦鹤等,一瓶酒,一把提琴,在春雨如帘的西湖里赶着一面写、一面排,终于写成了《湖上的悲剧》。戏中女主人公白薇因为逼婚投湖自杀,被救后不愿露面，藏在屋里。男主人公杨梦梅后虽结婚,但终日思念“亡友”,时常到女屋里悼念。最后白薇发现杨梦梅已经结婚,再度自杀了。这个戏是田汉从生活中得到触发,即兴创作而成的。他说：这个戏是“反映我当时世界观底的一首抒情诗,什么都涂了浓厚的我自己的色彩”。

　　杭州旅行演出回到上海,王素因病住院,田汉经常去医院看望。王素住在第五病室,她的姐姐也住在医院里。病房里壁炉生了火,王素姐妹就给田汉讲述医院里的情况及她们的故事。这个医院对病人的待遇很不公平,成百上千的穷人有病不能治,有的因拖延而耽误了；而另一些人根本没有什么大病,只为喜欢护士们的殷勤招待而长期赖在医院里无病呻吟,甚至带着护士出去看电影、跳舞……讲者无意,听者留意,就在王素出院的时候,田汉巳经构思好了一个剧本,剧名就叫《第五号病室》。后来公演时，由王素饰演妹妹，杨泽蘅饰演患肺病的姐姐，演得十分真切。最后妹妹说：“我这一趟进医院也不是完全倒霉，我知道了许多不合理的事情。……我想出院之后离开这种环境”。而姐姐在遗书里更教她“重新建一所合理的病院”。作品通过对医院中黑暗状况的揭露，抨击了旧社会对人民的压迫,指出了不合理的制度必然崩溃的命运。

　　四、九亩地和两期公演

　　南国艺术学院的经济极其困难,田汉经常四处告贷来维持大家的伙食。有一次因欠了电费,被剪断了电灯线,田汉只能在烛光下写作。1928年暑假以后更加拮据，难以为继。到了冬天,南国艺术学院终因经济和其他原因而停顿，但学生们仍依依不舍，不肯离去。于是田汉便成立了南国社，分为文学、绘画、音乐、戏剧、电影五部。剧社的宗旨是：“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

　　南国社成立之初，困难重重，没有剧本，没有演员，没有金钱，没有剧场，没有观众。剧社想公演,但剧场难借,好的剧场索价昂贵，租不起。于是田汉去找周信芳想办法。周信芳当时是上海伶界联合会负责人,经过他的周旋,终于免费借到九亩地梨园公所楼上的场子。周信芳陪田汉一起去看，原来是一个摆神像的破楼,连台也没有。可是第二天就要演戏,连票也已部分卖出。这可把周信芳急坏了。田汉却说“不要紧,有办法！”田汉马上设法借了一笔钱,由他弟弟寿康田洪去买了一批木料,连夜开工，通宵达旦。周信芳不放心,第二天一清早又来看,只见戏台已经搭好,而且灯光、布幕都装好了,他真对田汉叹服了。于是开始了南国社的第一期公演。那次演出了《古潭里的声音》、《苏州夜话》、《生之意志》、《湖上的悲剧》等。虽然剧场地处偏僻的南市,舞台也很简陋然而却赢得了众多观众的欢迎。那是1928年12月的事情。

　　第一期公演还包括1929年1月田汉率团去南京的演出。剧目除在九亩地演的那几个外,还推出了《孙中山之死》一剧。这是田汉写的七幕史剧《孙中山》中的最后一幕,观众可以看到孙中山这位近代伟人庄严而勇壮的死。然而国民党中央党部却禁演这个戏。戴季陶一口咬定孙中山先生不能编进戏来演。田汉、洪深等与他们大开舌战。田汉言辞尖锐地说：“当同志反对他与孙夫人结婚的时候,总理(指孙中山)说过一句话：‘我是人,不是神’。现在我们几乎把中山先生当作至高无上的神。但我终觉得倒不如当中山先生是一个普通的人好。”他还引证了中山先生生前也并不反对把他自己作为戏剧中的人物,以前顾无为就编过《孙中山伦敦蒙难记》，当时上海租界也禁演,逼着顾无为去找中山先生亲自写了一个“同意上演”的名片给租界当局才了事。田汉的话把戴季陶驳斥得哑口无言。

　　在南京演出时,南国社还应陶行知先生邀请,到晓庄师范演出了《苏州夜话》与《兄弟》。陶行知致欢迎词说:今天是田汉欢迎田汉,我们晓庄师范都是庄稼汉。田汉致答辞说：“非但我名字叫田汉,并且我从小生长在长沙田间,祖父也是农夫”。真是田汉见了田汉,分外的亲切。

　　南国社的第二期公演于1929年7月至8月在南京和上海举行。这次的演出剧目有《古潭里的声音》、《南归》、《第五号病室》、《火之跳舞》、《孙中山之死》和翻译剧《莎乐美》、《强盗》等。南国社离开南京，还到无锡演出，节目中还加入了田汉的新作《一致》。在《火之跳舞》里，作者的目光注视到下层民众的境遇，描写了工人的痛苦生活和反抗斗争；《一致》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剧本，写金钱的王马蒙压迫民众，最后被民众打倒的故事。

　　通过演出，不少好演员脱颖而出，如唐槐秋、孙师毅、陈凝秋、顾梦鹤、万籁天等。女演员俞珊因演《莎乐美》而成了名。在《莎乐美》里演叙利亚少年一角的金焰当时还是一个无名小卒,生活十分清苦，可是田汉慧眼识人,看出这是一个很有前途的演员,常常周济他，悉心培养他。南国社这两期公演,使京沪道上充满了戏剧的空气，而南国社也因这两期公演而声名大震，受到许多爱好话剧的青年的欢迎，在社会上的影响日益扩大了。

　　五、自我批判和演出《卡门》

　　1930年是田汉思想上突进的开端，是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过渡的一个转折点。1930年3月2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田汉作为发起人之一出席了成立大会，在会上田汉与鲁迅、冯乃超、钱杏邨、沈端先、郑伯奇、洪灵菲等七人被选为“左联“执行委员。田汉还参加了中国自由大同盟等革命团体。

　　1930年4月，田汉写了洋洋十余万言的《我们的自己批判》一文，《南国月刊》二卷一期整本刊物就单单刊登他这一篇文章。文章总结和检讨了几年来南国戏剧运动的得失，特别是思想局限和教训。他谈到开始编辑《南国月刊》时，“我对于社会运动和艺术运动持着两元的见解。即在社会运动方面很愿意为第四阶级而战，在艺术方面却仍保持着多量的艺术至上主义”。他开始认为艺术与社会政治关系不是很大，但是《醒狮周刊》的右倾和左右两派斗争的激化，使他认识到超然的态度难以维持下去。谈到电影《到民间去》时，他检讨了自己感伤的情调和右倾的思想，因为“思想不能很彻底，态度自然会流于暧昧，所以不主张宣传被压迫阶级底火山似的暴动底同志们，在《到民间去》中不知不觉地宣传了小资产阶级的枝枝节节自相矛盾的改良主义”。而他到南京总政治部的一段经历，使他认识到“艺术运动应该由民间硬干起来，万不能依草附木”，而“要想做真正的运动非切实训练些人不可”。田汉在这篇长文的“结论”部分指出：“过去的南国热情多于卓识，浪漫的倾向强于理性，想从地底下放出新兴阶级的光明而被小资产阶级底感伤的颓废的雾笼罩得太深了”。他认为必须“丢弃其朦胧的态度，斩截地认识自己是代表那一阶级的利益了”。他明确表示：“先把过去的得失清算一过，考察现在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中国革命运动底阶段，研究在这样的潮流，这一个阶段上，我们中国青年应做何种艺术运动，然后才不背民众底要求，才有贡献于新时代之实现”。田汉的检讨、批判是有一定深度的，他这种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对革命真理的执着追求都是极其可贵的。

　　1930年6月，钱杏邨发表了题为《关于南国的戏剧》的专论，作者在论述了南国社戏剧活动的三个时期的状况后，说：“从以上的简明的说明里，十年来的南国戏剧的发展的过程，它是怎样的出发于艺术至上主义，而转变到人生主义的社会问题的戏剧，又是怎样再通过不彻底的革命的信仰期，转变到走向无产阶级戏剧运动的努力，是大体的加以究明了”。这是一位评论者对田汉的南国社十年经历作出的评论。

　　1930年6月，南国社举行第三期公演。田汉毅然抛弃了《莎乐美》，而公演由他自己根据法国作家梅里美小说改编的六幕话剧《卡门》。6月11日,《卡门》在上海中央大戏院首演,由俞珊、洪深、金焰、孙师毅、郑君里等主演。《卡门》是一部描写工人罢工和反抗封建国王故事的作品，田汉说这是“借外国故事来抒发革命感情，影响中国现实”。钱杏邨认为，剧本关于革命精神的发挥，虽然受到历史事实的限制，但剧本表现了流氓无产阶级的反抗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剧本对吉卜赛的精神和性格也有出色的表现，剧本所表现的卡门那种非常自由的毫不勉强的爱的主张，和两性问题的解决，都很突出。他认为“《卡门》代表了转变中的南国的发展最高的戏剧”（《关于南国的戏剧》）。

　　当时，上海正笼罩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由于《卡门》这个戏以充沛的革命热情和英勇气概,歌颂了西班牙的人民革命,对人民革命发出了热烈的呼唤,只演了三场,第四天就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禁演,理由是“鼓吹阶级斗争,宣传赤化”。9月,南国社又被查封,国民党还到处搜捕田汉。由于鲁迅先生的警告,田汉从日晖里暂移平原坊一个前楼上。那天田汉的母亲本来要他回去吃鸡,但田汉读书读得太晚,睡过了头,因此没有回去。不一会,金焰等人来给他报信。田汉在电灯匠与木匠工友保护下到天瞻舞台后台找周信芳。那时,周信芳、王芸芳等正在扮戏,田汉把情况告诉了他们,大家都很焦急,剧场后台又无法藏,只有走。田汉穿的是西服,王芸芳就把自己一件哗吱长袍换给田汉穿,周信芳又拿出二十元钱给田汉,让他乘上自己的汽车，驶向日租界。田汉躲进日租界的一位朋友家里，才安全脱险。至此,南国戏剧活动暂时偃旗息鼓了。

　　南国社被迫解散,但南国戏剧运动已经在全国产生了重大的、积极的的影响，它是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我国最活跃的话剧团体，它把年轻的中国话剧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南国社同仁以及南国社培养出来的一大批戏剧工作者,日后活跃在文艺、戏剧战线上，成为中坚的力量。而田汉本人更是开始了新的征程，稍后的1932年，田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和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参与领导了左翼戏剧活动和上海文化界的革命活动、进步活动。经过长期革命实践的考验，后来田汉成为我国的一位杰出的革命戏剧家和社会活动家。

　　南国社虽然距今已经七、八十年的时间，然而，田汉和南国社坚持进步和革命倾向，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精神，开拓创新、执着探索的精神，尊重传统、广采博纳、兼收包容的精神，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构建和谐文化，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