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领导人陈云同志是青浦练塘人，练塘也称章练塘，原属江苏地界，今属上海市。在陈云的幼年,即20世纪初,苏州评弹在他的家乡已经很为流行,陈云从小就与苏州评弹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苏州评弹是曲艺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的合称,它起源于苏州。评话俗称大书,只说不唱,书目有《三国》、《隋唐》、《英烈》等；弹词俗称小书,书目有《珍珠塔》、《三笑》、《描金凤》等。苏州评弹用吴语说唱,有说、噱、弹、唱多种艺术手段,刻画人物细腻生动,唱腔委婉动听。它流行于江苏、浙江、上海一带，拥有大量的听众。

　　从小喜爱听评弹

　　陈云同志出生于江南的小镇青浦练塘镇,两岁丧父,四岁丧母,他和姐姐都由舅父廖文光抚养。当时练塘镇上有畅园和长春两副书场,开始是舅父经常带着陈云去书场听书,听着听着竟上了瘾。后来陈云上了小学,就常常做完功课后,自己去书场听书,没有钱买筹(书票) ,就站在书场后面墙壁处听书,俗称听“戤壁书”。他还把从书场里听来的故事像说书先生那样说给同学们听,使同学们也听得津津有味。陈云高小毕业后,由老师张子谦的弟弟张子恭先生介绍,进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工,后转为店员。这段时间,有空也常去书场听书。但后来参加了革命,南征北战,就远离了自己所钟爱的家乡艺术。

　　1957年、1959年,陈云同志因心脏病,两次到南方养病。因为听评弹对养病有益处,于是又重新开始听久违了的评弹。他在杭州、上海、苏州等地,利用公余和疗养时间,听了大量的评弹书目。半年时间，就听了蒋月泉、朱慧珍、杨斌奎、朱介生、薛筱卿、徐丽仙、吴子安、曹汉昌等名家的30多部书目。陈云听书常常以一个普通听众的身份亲自前往书场。警卫人员担心他的安全,他说：“我不像毛主席、周总理、少奇、朱德同志那样,容易被群众注意和围观。我们进书场不宜过早,也不能太晚。”他还向他们交待“不要在书场门前停车,与我同行的有一二人就可以了”。他与听众坐在一起听书,听到演员放噱头时,就与大伙一同放声大笑。有一次散场时，他和一位听客一起走出书场，那位听客问陈云尊姓，陈云指了指身上穿的白衬衫，那位听客当他姓白，于是连声称他“老白，老白！”

　　陈云同志在听书期间广泛接触江、浙、沪三地的评弹演员和干部,与他们交朋友,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经常以个别交谈或座谈会的形式,一起切磋书艺,交换意见。1960年3月,他在杭州听老艺人杨斌奎和杨振雄、杨振言弹唱《描金凤》时,对于从苏州坐船到朱仙镇、开封有没有水路可通,有点疑虑。他专门请中国历史研究所的专家进行考查,考查结果是在隋朝就通过船,明朝仍是通的。他把历史研究所的考查材料打印几份,分送杨斌奎、朱介生、薛彼卿三位老艺人。1960年6月，他送给上海人民评弹团一册《简明中国通史》、一本《中国分省地图》、一部《辞源》，供他们对历史、地理进行查考。他还经常接见青年演员,鼓励他们努力成材。他听了上海青年演员赵开生、石文磊演唱的新书《青春之歌》后,与他们亲切交谈,肯定他们的成绩,又提出一些意见,如书中对“三·一八惨案”的解释与历史有出入等，他还请中国曲协主席陶钝同志向赵开生等介绍北京的公寓和四合院等《青春之歌》中的生活实景，陶钝同志并带他们到北京沙滩周围去实地考察。著名弹词演员徐丽仙患舌底癌，到北京治疗，1978年6月陈云同志亲自到文化部招待所探望徐丽仙，详细询问病情和治疗情况。所以江、浙、沪评弹界上上下下都亲切地称呼陈云同志为“老听客”，也有的同志称还他为“评弹艺术的伟大知音”。

　　 陈云同志与原评弹团团长吴宗锡在一起

    慧眼赏识《蝶恋花》

　　自从1957年，《诗刊》发表了毛泽东的18首诗词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毛主席诗词热，音乐界纷纷为毛泽东诗词谱曲和传唱，当时评弹界的一些演员也跃跃欲试。1958年秋天，上海红旗评弹队的演员一起商量尝试用弹词曲调谱唱毛泽东诗词，青年演员赵开生执笔谱写了一首《蝶恋花·答李淑一》，由青年演员余红仙在西藏书场作为正书前的开篇试唱。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作曲者融化了蒋调、丽调、俞调、薛调等多种弹词流派唱腔的旋律，很有新意。当然初稿还不太成熟，比如最后的落调搞得不够好，缺乏终止感。但是即使这样，听众却非常欢迎这一评弹新作，报之以热烈的掌声。《蝶恋花》初次与听众见面，就得到了好评。后来赵开生、余红仙参加上海市人民评弹团及评弹协会所属五个团队的青年演员夏季集训，继续对《蝶恋花》进行修改、加工。在著名演员周云瑞、徐丽仙、张鉴国等的帮助下，日趋完善。此曲以弹词曲调为基本骨架，又注意增强歌唱性，旋律融化了蒋调、俞调、丽调、薛调等多种流派唱腔，曲调优美，抒情，新颖，全曲运用速度、节奏变化的手法，使曲调层次分明，跌宕起伏。词中“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旋律舒展摇曳，而“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却激昂有力，响遏行云。加上余红仙嗓音清越，音色华美，演唱富于激情，生动地展现了革命家的伟大情怀，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１９６０年夏，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工作会议。经陈云同志提议，在锦江饭店北八楼开设了一个可容30位听众的临时书场，会议期间由上海人民评弹团演出评弹选回和开篇等。周恩来、陈云、薄一波、张闻天同志等成了常客。有一天，安排了余红仙演唱《蝶恋花》。陈云同志听了余红仙的演唱，非常高兴，非常赞赏，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弹词节目。那天周恩来总理因为有事来晚了。陈云同志先让评弹团团长吴宗锡到后台关照余红仙暂时不要卸妆。过了一会，周总理来了，陈云同志就向总理热情地推荐，说：“评弹有个《蝶恋花》，很好，您可以听听”。于是在其他节目演完后，让余红仙上台再唱了一遍。总理听了，也很赞赏，他与陈云同志特地到后台接见了余红仙。总理和陈云同志说，曲调谱得好，唱得好，尤其是“忽报人间曾伏虎”唱出了气势。总理说：“杨、柳二位烈士到了月宫，寂寞的嫦娥就不寂寞了”。总理还给余红仙讲解了毛主席祠的词意，说“泪飞的泪”，毛主席是说烈士英灵知道推翻了蒋家王朝高兴得流泪了，这是激动之泪，是喜泪，不能用悲伤流泪的动作来表露。毛主席是用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方法写的。你在唱“泪飞顿作倾盆雨”时，用了一个挥泪的动作，这并不符合毛主席原作的思想感情。最后对余红仙说：“评弹可以谱唱一些毛主席的诗词，以后我还要听你唱呢！”这对余红仙来说是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２日，上海交响乐团、上海合唱团联合举行音乐会，弹词《蝶恋花》被搬上了交响合唱的舞台，此曲由余红仙独唱，上海合唱团二百人的合唱队伴唱，由上海交响乐团伴奏。经过音乐家黄贻钧、司徒汉等人的精心编配，作品更加完整，它以抒情的演唱和恢宏的气势轰动了乐坛。1963年江苏省曲艺团的杨乃珍带此曲目赴日本演出。1979年上海评弹团又赴香港演唱此曲。1961年2月此曲获全国业余歌曲创作比赛一等奖。1978年《蝶恋花》作为代表作品被摄入新闻记录片《春天》。《蝶恋花》被作为歌曲推广，并摄入影片，从此一曲《蝶恋花》享誉海内外，一曲《蝶恋花》也使苏州评弹这一江南曲种走向了全国。

　　评弹学校的名誉校长

　　陈云同志在接触评弹的过程中，深切感觉到培养下一代的重要性。他早在1960年2月、4月就在与上海市人民评弹团负责人谈话中专门提出了“培养下一代”的问题，他说：“要打破团（队、组）之间的界限，把培养人才看作是党的事业。其他艺术界有专门的艺校，评弹界也应该有自己的学校”。在陈云同志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下，1962年由苏州市文化局联合上海市人民评弹团、江苏省曲艺团共同筹备，将原苏州市戏曲学校评弹部改建为苏州评弹学校，校址在苏州天官坊，这是我国第一所培养评弹演员的专业学校。从1962年至1965年，毕业了四届学生，共84人。1966年，因“文革”，评校被迫停办。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6月，陈云同志在杭州主持召开的评弹座谈会上提出，要在适当的时候恢复苏州评弹学校。1980年9月，经江苏省政府批准恢复苏州评弹学校的建制，校址在苏州葑门黄天荡。笔者曾在1982年12月到评校去采访过校长、著名评话家曹汉昌和支部书记夏玉才。这个学校设评话和弹词两个专业，兼收初、高中毕业生，学制四年，在校三年，进行基础教学和综合训练，最后一年跟师学习书艺。陈云同志是苏州评弹学校的名誉校长，曾两次为学校书写校名。他还多次亲临学校视察，1982年3月，陈云同志到苏州休息，这次他一概不接见客人，连市领导也没有会见。却提出要到评弹学校探望师生。后因当天天气寒冷，黄天荡风特别大，由到校看望改为陈云同志在住地接见师生代表。那天他听了学校教学情况的介绍和师生的汇报演出。他看到学校取得的成绩，非常高兴，他还谆谆教导说，，“学评弹，一定要打好‘说表’的基本功，口齿要清楚”，还鼓励他们“青年应该后来居上”。学校所在的黄天荡地处郊区，学校隔墙有一家乡办的白粉厂风尘严重污染，影响学生的健康。陈云同志得知后，非常重视，在他的关心下，后来评弹学校迁到环境优美的苏州新区。

　　苏州评弹学校开办后，江、浙、沪的评弹名家被纷纷请来执教，其中有徐云志、周玉泉、蒋月泉、严雪亭、张鉴庭、杨振雄、朱介生、姚荫梅、曹汉昌、唐耿良、吴子安、张鸿声、顾宏伯、金声伯、尤惠秋等。建校30余年来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评弹新人，如魏含玉、侯小莉、董梅、袁小良、盛小云、周红等。评弹艺术后继有人，评弹艺术振兴有望。

　　出人、出书、走正路

　　陈云同志重新听评弹,开始是为了有助于养病,但作为一位政治家、领导人,他对评弹并不停留在娱乐和欣赏的层面上,他进一步思考的是这门优秀的民族艺术如何保存和健康发展,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他通过听书,通过与众多评弹演员、创作人员、从事评弹工作的干部以及听众的广泛接触,对评弹的历史、现状、书目、演员、管理等诸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对评弹艺术的一些重要问题,发表了独具见地的意见，这些意见对评弹艺术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评弹作为祖国优秀的民族艺术，宝贵的非物质为何遗产，它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保存、传承和发展。任何艺术都有其艺术本体的特征，如果丢掉了这种特征，就失去了这种艺术存在的价值，也就谈不上保存、传承和发展了。1977年6月，陈云同志在《对当前评弹工作的几点意见》里和在评弹座谈会的讲话里，都强调指出：“评弹应该不断改革、发展，但评弹仍然应该是评弹。评弹艺术的特点不能丢掉”。“评弹要像评弹的样子，可以有所改进，但不要像张春桥那样的‘大改革’。各种东西都可以改进，评弹也可以改进，但不能改掉评弹的特色”。

　　评弹要传承、发展，任何保存、整理、创新书目也是一个重要环节。早在1959年11月,陈云同志同上海市文化局、上海市评弹团、上海电台戏曲组的负责同志谈话时就提出了一类书、二类书、三类书的概念,他认为一类书(传统书目)要逐步整理,去芜存菁；二类书(解放后根据古典小说、戏曲改编的书目)要提高其艺术；对三类书（新创作的现代题材书目）“要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他说：“对老书，有七分好才鼓掌；对新书，有三分好就要鼓掌”。1960年1月，他还写了《对整理传统评弹书目的意见》书面材料，谈了具体的看法。

　　评弹是一门富于认识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的艺术，说、噱、弹、唱中的“噱”就是极富喜剧效果和娱乐功能的，被内行称为“书中之宝”。1962年2月,陈云同志与中央宣传部文艺处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不能忽视评弹和曲艺的娱乐作用,他说：“要懂得听众的心理。他们来听曲艺,首先是为了文化娱乐的需要,不是来上政治课。作报告也要讲几句笑话。”同年7月,他又写了《目前关于噱头、轻松节目、传统书回处理的意见》,指出“要有噱头,但要防止错误地滥放”；“要有轻松节目,但要防止下流”。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评弹演出中出现了某些迎合低级趣味，单纯追求票房价值的倾向。针对这些情况，1981年4月，陈云同志又提出了“出人、出书、走正路”的著名论点。他在同上海评弹团负责人谈话时说：“对于你们来说,出人、出书、走正路，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这是第一位的，钱是第二位的。走正路，才能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要以正派的评弹艺术,打掉艺术上的那些歪风邪气。”他说：“我们要用走正路的艺术去打掉歪门邪道，去引导和提高听众。要保持主力，保存书艺，提高书艺。出人、出书、走正路，评弹是可以振兴的”。陈云同志还强调评弹要到农村去，评弹要争取青年听众。人才，作品，发展取向，是任何艺术能否健康向前的重要关键，陈云同志的“出人、出书、走正路”，言简意赅地概括了评弹艺术的发展规律，阐明了评弹艺术保存和发展的基本方略,而且对其他文艺事业也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

　　《真情假意》听了三十多遍

　　陈云同志一向热情支持和鼓励新创作的现代题材的评弹作品，他对中篇评弹新作《真情假意》的关爱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上个世纪初，上海评弹团的编剧徐檬丹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创作了一部描写当代青年生活的中篇评弹《真情假意》。作品写青年女工董琴琴与技术员俞刚相恋，俞刚因抓盗窃犯而眼睛受伤住院。琴琴由孪生妹妹佩佩陪同前往看望，见俞刚伤势严重，有双目失明的危险。琴琴因考虑个人得失，竟离俞刚而去。佩佩为了在精神上安慰俞刚，冒充姐姐留下细心护理。俞刚错把佩佩当作琴琴，佩佩从敬重俞刚的品格进而潜意识中萌生了爱慕之情。俞刚即将痊愈，佩佩借故离开医院。琴琴得知俞刚眼睛复明及受奖提升的消息，大耍手段，攫取佩佩的功劳来欺骗俞刚，订下婚期。佩佩为了成全姐姐，抑制自己感情。新婚前夕，医院张医生赶来贺喜，发觉新娘不是佩佩而是琴琴，十分气愤与惋惜。琴琴神态反常，漏洞百出，使俞刚顿生疑虑，复又读到佩佩的日记，方始真相大白。中篇情节曲折有致，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生动风趣，作品深刻揭示了孪生姊妹绝然不同的思想品格，热情讴歌了新时代青年高尚的道德情操。

　　此书目初名《新婚前夕》共3回。1981年5月由上海评弹团在常州市的常州书场首演，演员有石文磊、华士亭、秦建国、周介安、俞雪萍、沈世华等。1981年夏经过修改，改名为《真情假意》，在上海大华书场演出，演员同上。后由青年演员秦建国、黄嘉明、倪迎春、王松艳等排演，1982年3月参加苏州举行的全国曲艺优秀节目（南方片）观摩演出大会，荣获创作一等奖、演出一等奖。

    陈云同志一直主张评弹要吸引青年听众，他曾说：“不要让青年就评弹，而要让评弹就青年。就青年，不是停顿于迁就，要逐步提高他们”。陈云聆听了《真情假意》的录音，很高兴，对作品非常赞赏。他认为“中篇评弹《真情假意》，是成功的，有时代气息，符合适应青年、提高青年的要求，可以成为保留节目”。陈云同志光听这部书的录音，就听了三十遍以上。1986年6月11日他又写信给邓力群同志，说“上海评弹团徐檬丹同志写的《真情假意》，是评弹中的一个好的中篇，是适合青年、提高青年的作品，有切合现实的时代气息，对广大青年有教育意义。可否考虑在此基础上改编为话剧？改编时本意不变，但艺术处理应该适应各种剧种的特点。”经陈云同志的提倡，后来被改编成为话剧《真情假意》、广播剧《真与假》、《真情假意》、歌剧《芳草心》等。陈云同志对这些改编的作品，也仔细加以研究，对其中不确当的地方，提出了修改的意见。这些举措使中篇评弹《真情假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广大观众、听众，特别是青年观众、听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在青年教育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陈云同志对其他评弹新作也是热情支持的，如对苏州评弹团创作、演出的反映缉私斗争的新长篇《九龙口》，对上海东方评弹团创作、演出的新长篇《筱丹桂之死》等，都给予了热情的肯定和支持。

　　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信件和谈话稿40篇，1983年12月由中国曲艺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为《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1997年6月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增补了11篇文稿，再版了增订本。这部著作不仅忠实地记录了陈云同志与评弹的一段不寻常的情缘，而且是一部关于文艺、评弹艺术的评论集，内涵非常丰富,处处闪耀出思想和理论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