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电影《梅兰芳》的热映，引起了公众对艺术大师梅兰芳的关注和对梅兰芳传奇人生的浓厚兴趣。梅兰芳出生在北京，他的艺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北京度过的。但是梅兰芳与上海特别有缘。他虽在北京学戏登台，崭露头角，然而他唱红剧坛却是在上海。后来，1932年春梅兰芳还从北京迁居上海，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7月，全家才由上海迁回北京。这段时间里，梅兰芳曾出访苏联，一度闲居香港。除掉这些，梅兰芳居住在上海的时间也有十四、五年之多。因此，把梅兰芳称作半个上海人，也不为过。这篇文章就想说说梅先生在上海的故事。
1933年梅兰芳在上海
（一）、首次露演申城，一炮而红。
1913年秋天,上海丹桂第一台老板许少卿专程到北京,邀请名角王凤卿和梅兰芳到上海演出。王凤卿是王瑶卿之弟,初习武生,后改老生。14岁入四喜班,后搭三庆班,汪桂芬对其十分赏识,收为弟子,向他亲授了《朱砂痣》、《取成都》等拿手杰作,并指点他《文昭关》、《鱼藏剑》等戏目。王凤卿噪音宽亮,气势充沛武功底子深厚。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被选入清内廷升平署。至民国初年,他已经是南北驰名的须生了。而梅兰芳只是个不足20岁、初出茅庐的青年。讲定王凤卿挂头牌,包银每月3200元，梅兰芳挂二牌,包银每月1800
元。其实，起初许少卿对梅兰芳的艺术估价并不太高,只肯出1400元,但王凤卿是一位热心提携后进的名家，他坚持要加到1800元,并且说：“你如果舍不得这个价,那就在我的包银里匀给他400元”。许少卿听他这么说,才勉强答应。
他们到达上海后,王凤卿先领梅兰芳一起去拜访了新闻界、文艺界的朋友,如《时报》的狄平子、《申报》的史量才、《新闻报》的汪汉溪,以及文艺界的吴昌硕、朱古微、俞粟庐、徐凌云等。在演打炮戏之前,金融界的杨荫荪托人找到王凤卿,要他们在结婚堂会上唱一出《武家坡》。许少卿怕鲜头被别处抢了去,起初不肯答应。后经人周旋,才算同意。堂会地点在张家花园,即张园。它地处南京西路闹市区,是一座私人建造的花园,园中亦有供人游憩的场所。堂会设在园中安垲第的一个大厅。这是梅兰芳首次在沪亮相,难免紧张。但是,这个戏他与王凤卿合作多次,甚是轻车熟路,所以他并不慌张。那天,台帘一掀开,台下就是一个满堂彩。那段[西皮慢板]和对口的[快板]彩声不绝。观众对做功看得也很仔细,出窑、进窑的身段都有叫好声。观众对这位陌生的角儿非常友善和热情。王凤卿的唱腔则更是受到台下的欢迎。这次演出非常成功,可说是初战告捷。
11月4日开始正式在丹桂第一台登台演出，这个戏院地处闹市的四马路（今福州路）大新街口。第一天打炮戏,梅兰芳的戏码是《彩楼记》,排在倒数第二。他很早就到化妆间扮戏,心里有点紧张，但很快就镇静下来。临到上场,台上打着小锣,检场的掀开台帘,梅兰芳顿觉眼前一亮,因为台前的一排电灯一下子全部开亮了。他初次踏上这陌生舞台的地毯,看到半圆形的新式舞台,和那种有两根柱子挡住观众视线的旧式戏台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一时间,梅兰芳心里充满了愉快和兴奋。他打完引子,坐下来念定场诗、道白,接着是8句[慢板],就得了个满堂彩。上了彩楼,唱[西皮慢板]转[二六]“手扶着栏杆看端详……”,当唱到垛句“也有那士农工商站立在两旁”,梅兰芳用了比较新颖的唱腔,观众热情地叫了好。上海观众对这位青年演员俊雅的扮相、新颖的唱腔、切合人物的表演非常赞赏,梅兰芳在上海首次露演,一炮打响。下戏后，少卿喜形于色地对梅兰芳说：“梅先生,今天观众的舆论,对你都很好”。第二天贴演《玉堂春》、《取成都》，第三天是《武家坡》。三天的打炮戏演得红红火火，卖座极好，观众普遍称赞这次新来的角色,能唱能做,有扮相,有嗓子,没得挑剔的了。
唱完三天打炮戏之后,许少卿特地准备了丰盛的酒肴为王、梅二位道贺。许少卿讲了许多恭维的话。王凤卿见许少卿对梅兰芳增加了信任感,就进一步竭力推荐,说：“许老板，上海滩上的角儿都讲究压台,我们都是初到上海的,你何妨让我这位老弟也压一次台”！许少卿忙接着说：“只要您王老板肯让戏码,我一定遵命”!梅兰芳对王凤卿的提携十分感激。
为了演好压台戏,梅兰芳与从北京赶来的朋友冯耿光、李释戡、舒石父、许伯明等商量,他们一致主张排演几出刀马旦的戏,因为这种戏扮相和身段生动好看。梅兰芳觉得这个意见很好,决定先排《穆柯寨》,于是请茹莱卿先生给他赶排。于11月16日正式贴演,这是梅兰芳第一次在上海演大轴,也是他第一次扎了靠登台演出,虽然有些不习惯,但是效果非常好。后来又贴演头本《虹霓关》。王、梅两人在沪的演出,原来约期为一个月,但因观众踊跃,欲罢不能,许少卿要求续演半个月。最后一天临别演出,梅兰芳献演了《汾河湾》。这次到上海演出,梅兰芳大获成功,沪上报刊纷纷发表报道、评论,有的报纸甚至称誉梅兰芳为“敦请初次到申独一无二天下第一青衣”、“环球第一青衣”。
梅兰芳到上海演出的时候,也正是京剧改良运动兴盛的时期。他踏上丹桂第一台的舞台,已经得到了一种新的感觉。演出期间他还抽出时间到各个戏馆去观摩,他到著名的新式剧场“新舞台”去观看了时事新戏《新茶花》、《黑籍冤魂》等。《新茶花》是冯子和根据王钟声同名文明戏,并参考法国小仲马原作《茶花女》改编。写少女辛瑶华母亡，与弟失散,被掠卖入妓院，易名新茶花。她与青年军官陈少美相识并相恋。陈父反对儿子与之结合,他逼迫瑶华与儿子断绝。瑶华只得假意伴俄国元帅出游,少美闻知大怒,当众羞辱瑶华并和她绝交。中俄交战,新茶花智盗俄帅的作战地图,送于少美,少美大败俄军。后少美到瑶华处请罪,两人重新团圆,瑶华与弟亦相逢。冯子和饰演辛瑶华,王惠芳、潘月樵、夏氏兄弟等参演。《黑籍冤魂》由夏月珊兄弟和潘月樵编演,写某一富豪，家财万贯，为保持家财，任其儿子吸食鸦片，欲以烟枪将他拴住，免得在外胡作非为。结果儿子从一个翩翩少年变成了鸠形鹄面的烟鬼。这大少爷一路堕落,最后到新北门去拉黄包车,接到一个少女,竟是沦落为妓女的亲生女儿。夏月珊饰演大少爷,他在台上现身说法,当众宣讲鸦片的罪恶。潘月樵饰演老太爷,夏月润、毛韵珂、冯子和、孙菊仙等参演。这些新戏内容讽世警俗,表演也有许多新的玩意儿,因为表现近现代人的生活,原来京剧的不少程式动作不好用,表演上比较靠拢话剧，写实性较强，连真的黄包车也上了台。这些在旧京剧中都是没有过的。梅兰芳看了感到很新鲜,很新奇。梅兰芳还观看了春柳社演出的话剧,这些都给梅兰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只觉得上海舞台上的一切,都在进化,都在向新的方向朝前迈进,一股海上新空气向他徐徐吹来。受新的思潮的影响,梅兰芳回到北京后,也编演了许多时事新戏,如《孽海波澜》、《邓霞姑》、《一缕麻》等,在北京着实轰动了一段时间。
梅兰芳首次在沪演出成功后,频频到沪。1914年12月,第二次到上海,还是与王凤卿合作。这次梅兰芳携夫人王明华和儿子永儿同行,在上海新结识了著名旦角赵君玉。这次梅、王在丹挂第一台共演出34天,剧目有《朱砂痣》、《贵妃醉酒》等,观众反映之热烈超过了上次。1916年冬,第三次到上海,仍与王凤卿合作。这次是在天瞻舞台献演,它是当时上海最大的京剧场子,楼上、楼下可容3000多观众,他们在这样大的场子里居然连演了45天,而且十分叫座,仅《嫦娥奔月》就奔了7次,《黛玉葬花》就葬了5次。
梅兰芳创演的第一出古装新戏《嫦娥奔月》（1916年）
梅兰芳在上海露演,一下子就唱红了,成名了,奠定了他艺术上独树一帜的地位。当时上海的报刊对梅的演艺评论、赞誉很多。后来,《游戏世界》曾刊登一篇趣文,文章说到,梅兰芳跟随王凤卿第一次到上海时,戏馆老板供给王凤卿以燕窝汤来解渴,而给梅兰芳喝的是绿茶；第二次他们到上海演出时,戏馆老板给王凤卿、梅兰芳喝的都是燕窝汤；第三次王、梅再次到上海演出,可这一次,给梅兰芳的是燕窝汤,给王凤卿的却是绿茶了。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出戏馆老板的一副势利相,同时也可见梅先生的演艺一次比一次精进,声望一次比一次高。1920年,梅兰芳又在上海第一次走上银幕，由商务印书馆影戏部为梅兰芳拍摄了《春香闹学》和《天女散花》的戏曲影片。梅兰芳学戏在北京，唱红在上海，这是毫不夸张的说法。
（二）、从演《抗金兵》到蓄须明志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驻扎在东北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我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炮轰沈阳城，制造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对中国的新的战争威胁。9月19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沈阳全城。几十万关东军奉命退到山海关以南。日军随即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并开始向热河进攻……“九·一八”事变,虽然发生在东北,但这一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对全国人民都是一种极其强烈的震荡,在京剧舞台上唱戏,但有着一颗爱国心的梅兰芳非常敏锐地接受了这一震荡波。
“九·一八”之后,曰军逼近山海关,北京危若累卵,人心惶惶,剧院停演。梅兰芳在好友冯耿光的催促下,决定暂时离京南迁。1932年春,梅兰芳带着夫人福芝芳等登上了从北平开往上海的火车。
《抗金兵》梅兰芳饰梁红玉（1933年）
梅兰芳来到上海后,暂时住在沧州饭店。这时许伯明和他的三个堂弟许伯道、许姬传、许源来也迁到了上海,成了梅兰芳住处的常客。一天梅兰芳的好友叶恭绰(国民政府的铁道部长)来访,他们商议编演一出含有抗敌意义的新戏,不约而同想到了梁红玉的故事,并定戏名为《抗金兵》。随即组成了梅兰芳、叶恭绰、许姬传等五人的编剧小组,共同起草。经过三、四个月时间的编、排,《抗金兵》在上海天蟾舞台推出。以前舞台上一般只演梁红玉擂鼓战金山一段,这次则加以扩充,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故事,突出了梁红玉不畏强敌、奋勇御敌的精神。梅兰芳饰梁红玉,林树森饰韩世忠,姜妙香饰周邦彦,金少山饰牛皋,萧长华饰朱贵,刘连荣饰金兀术,王少亭饰岳飞。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演出此剧,反响十分强烈,对当时民众的抗战情绪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1932年的下半年,梅兰芳迁入马斯南路121号（今思南路87号）居住,并把原来的书斋名“缀玉轩”改名为“梅花诗屋”。这是一座建于民国初年的英国式洋房,原是义品洋行的产业,后辗转卖给了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这次冯耿光给梅兰芳租下了这幢房子,冯也就住在前面第一条弄堂里。梅兰芳入住后,底楼作客厅、饭厅,梅氏夫妇住二楼,三楼是梅兰芳岳母及子女所住。1933年梅兰芳又编演了新戏《生死恨》,由许姬传执笔。这个戏写北宋女子韩玉娘被金人掳去后配给男俘程鹏举,玉娘不惜牺牲自己,帮助鹏举逃回故国投军抗敌。后鹏举跟随宗泽立了战功,但夫妻相见时,玉娘已病入膏肓。梅兰芳曾说：“编演这个戏的目的,意在描写俘虏的惨痛遭遇,激发斗志,要摆脱大团圆旧套,改为悲剧。”这个戏到1936年2月26日才在上海天蟾舞台首演,由梅兰芳饰韩玉娘,姜妙香饰演程鹏举,刘连荣饰张万户。先是连演五天,天天爆满,尽管上海社会局日本顾问秀木等从中捣乱,或唆使日本浪人向台上扔燃烧弹,或是以社会局名义禁演,但梅兰芳不为所动,坚持演出,还移师南京大华戏院续演三天,在观众中激起了一股爱国抗敌的热浪。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京芦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诡称一名士兵失踪,硬要进入宛平县城搜寻,并要求中国驻军撤出宛平等地。遭到拒绝后,日军即炮轰芦沟桥和宛平城,向中国驻军发动猛烈进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从此,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了更大规模的侵略行动,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接着日军侵占北平、天津,8月13日,又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军民奋起反抗,“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三个月后,上海失守,政府仓皇撤退到内地,伪政权在南京成立,黑暗弥漫着神州大地。
日本人和汉奸当然也不会放过梅兰芳，先是上海的特殊人物向梅兰芳间接地提出“某方”的要求,希望他能在电台上播一次音,紧接着又有人劝他演几场营业戏。梅兰芳都以不久要去香港和内地演出为由而加以回绝。为了避去这些骚扰,梅兰芳在老朋友马耿光、许源来的精心安排下,于1938年春携家眷,率剧团乘上海邮轮到达香港,剧团在香港演出了20天,此次同去的演员有郭仲衡、宗潭、宗正等,演出了《举鼎观画》、《碰碑》、《喜封侯》等戏目。春末演出结束,剧团返回大陆,梅兰芳决定全家人留居香港,租了干德道8号的一所公寓作为住所。在香港,梅兰芳深居简出,只与少数几位好友往还。他每天看报、作画、学习英语、集邮,有时关起门窗练功吊噪,或让许源来吹笛子唱几段昆曲。
梅兰芳从1938年春天到1942年夏天,在香港总共耽了四年多时间。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很快香港也陷落了。就在日军侵占香港那一天,梅兰芳决定蓄起胡须,没几天,他白皙的脸上挂起了浓黑的小胡子。他的孩子不解地问：“爸爸,您怎么不刮胡子了?”梅兰芳幽默地答道：“我留了小胡子,日本鬼子还能强迫我演戏吗?”一天,一个叫黑木的日本人来到梅家,他说九龙日军司令酒井要梅先生去一趟,梅兰芳想敌人己找上门来,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他拿起帽子说：“现在就去吧!”到了司令部,酒井装出一副很客气的样子,他说他在北京的日本使馆当过武官,在天津做过驻防军司令,看过您的戏,和您见过面。他看梅先生留了胡须,用惊讶的口气说：“怎么留胡须了?像您这样的大艺术家,怎好退出舞台?”梅先生说：“我是个唱旦角的,年纪老了,扮相、嗓子都不行了,该退休了。”酒井听了沉吟了一下,让黑木给梅先生搞一张特别通行证,并且用汽车把梅先生送回家。
梅兰芳虽然闯过了这一关,但对他的威胁、麻烦接踵而来。梅兰芳在香港,日子也一天比一天难过,他先设法把两个孩子葆琛、葆珍设法送回大陆,
1942年夏天,自己也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取道广州飞回了上海,重又住进了马斯南路的旧居。回到上海后,梅兰芳还是蓄着胡须,闭门杜客。可是,来自日伪的压迫还是没有间断过。这一年的秋天,汪伪政府的大头目褚民谊突然来访,他邀梅兰芳作为团长率剧团赴南京、长春和东京轮回演出,以庆祝“大东亚战争胜利”一周年。梅先生指着自己的胡须说：“我早已退出舞台了!”褚民谊阴险地笑道：“小胡子可以剃掉么,退出了可以回舞台么!”梅兰芳针锋相对地说：“我听说褚先生喜欢玩票,大花脸唱得挺好,我看您作为团长率领剧团去慰问,不是比我强得多吗?”褚民谊自讨了没趣,只得悻悻地离去。
但是敌伪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没多久,又由华北驻屯军报导部部长山家少佐出面进行胁迫,他委派北平《三六九》画报社社长朱复昌去办理,朱复昌想出诡计,如果梅不肯登台,就请他出来讲一段话,这样就难以回绝了。梅兰芳的表弟秦叔忍和姚玉芙想出办法,给梅兰芳注射三次伤寒预防针,因为梅先生有过敏,打预防针立刻会发高烧,果然烧到42度,这一苦肉计终于又一次抵御了日伪的胁迫。
梅兰芳几年不演戏,经济没了来源,而沪港两地开销又大，历年来的一些积蓄已经用得荡然无存了。他只得靠卖画,靠典质、变卖古董古物度日。一年除夕,梅兰芳的岳母寻找过年时用的古瓷碗,怎么也找不到，梅先生悄悄地对她说：“老太太,别找了,早就拿它换米啦！”上海几家戏院老板见他生活窘迫,争先邀他出来演戏,但他一一婉言谢绝。有一名汉奸也出来用金钱利诱,说：“只要梅先生肯出来，一百根金条马上送到府上”。梅先生听了嗤之以鼻。后来几位朋友提议梅兰芳画一批画,开一个画展,这样可以有一整笔的收入。梅先生接受了这个建议,每天深夜作画,有时竟通宵达旦。那时日本鬼子怕轰炸,常常停电,实行灯火管制,为此梅先生买了一盏汽油灯,有一次在点灯时,火冒出来把手都烧伤了,后来手上一直留了一个疤。梅兰芳的花卉、翎毛、人物特别是佛像画得颇有功力,独具神韵,画展果然开得很成功,定画、买画的人非常踊跃,人们一半是赞赏他的画作,一半是敬仰他的人品,同情他的窘境。就这样,经济上得到了一定的维持。
梅兰芳在抗战八年中,息影舞台，蓄须明志,得到了社会上各界人士的普遍赞许,戏剧家田汉曾赋诗吟咏,云：“八载留须罢歌舞,坚贞儿辈出伶宫。轻裘典去休相虑,傲骨从来耐岁寒”。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梅兰芳高兴得热泪流淌,当下他就把胡须剃得个干干净净,并开始练功、吊嗓、看剧本。两个月后,梅兰芳参加了抗战胜利的庆祝会,在上海的兰心大戏院演出了《刺虎》。在重上舞台之际,梅兰芳在《文汇报》发表《登台杂感》一文,抒写自己的感想。他说：“沉默了八年之后,如今又要登台了。诸君也许想象得到,对于一个演戏的人,尤其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八年的空白在生命史上是一宗怎样大的损失,这损失是永远无法补偿的。在过去这一段漫长的岁月中,我心如止水,留上胡子,咬紧牙关,平静而沉闷地生活着。一想到这个问题,我总觉得这战争使我衰老了许多。当胜利消息传来的时候,我觉得浑身充满着活力,我相信我永远不会老,正如我们长春不老的祖国一样。前两天承几位外籍记者先生光临,在谈话中问起我还想唱几年戏,我不禁脱口而出道:‘很多年,我还希望能演许多许多年呢’。”他还说：“我这一次登台,有一个更大的意义,这就是为了抗战的胜利。在抗战期间,我自己有一个决定：胜利以前我决不唱戏。胜利以后,我又有一个新的决定,必须把第一次登台的义务献给祖国。现在我把这点热诚献给上海了。为了庆祝这都市的新生,我同样以无限的愉快去完成我的心愿。”阔别舞台八年之久的梅兰芳重登舞台,也使观众们欣喜若狂。虽然梅兰芳演技未免有点生疏,但观众却报之以最热烈的彩声和掌声。接着梅兰芳又与姜妙香、俞振飞和“传字辈”几位演员在美琪电影院演出昆曲《断桥》、《思凡》、《奇双会》、《游园惊梦》等,平常不大卖座的昆曲,这次却也场场爆满,一票难求。上海的街头巷尾、茶坊酒肆,到处都能听到人们在谈论梅兰芳,人们说他八年来情愿吃苦不肯唱戏,今天重登舞台,还是那么精神抖擞，不减当年,真不容易啊!
《奇双会》中梅兰芳饰李桂枝
《生死恨》剧照
（三）、重新组班并拍摄《生死恨》
梅兰芳在上海重新登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他根据“新的决定”,准备继续演戏,摆在面前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要重新组建一个戏班。为此,他派管事李春林特地到北京邀请老生王琴生来沪加盟。王琴生生于1916年,北京人,初学铜锤,后改老生,曾从师德少如、刘砚亭、张连福、宋继亭等。1936年拜谭小培为师,钻研谭派,又拜丁永利,攻习武功,其扮相潇洒,噪音圆润,后常与梅兰芳、荀慧生、尚小云、筱翠花、金少山、李多奎等合作,深得各界好评。其代表剧目有《八大锤》、《四郎探母》、《桑园寄子》、《空城计》、《战太平》等。梅兰芳于1946年4月重新组建了戏班,在上海南京大戏院首次亮相,梅与王琴生合作演出了《宝莲灯》、《汾河湾》、《打渔杀家》、《御碑亭》、《四郎探母》、《抗金兵》等戏目。演出前,徐兰沅曾给王琴生说了梅兰芳演这些戏的特点,梅兰芳在台上也处处加以关照,所以梅、王合作非常默契,非常成功。由于梅兰芳息影多年而复出,而梅与王合作又很好,所以票房愈趋火爆,戏院门口常常挤得水泄不通,一票难求成了常事。在皇后大戏院演出时还出现过歹徒从二楼向台上扔下一颗小炸弹那样的事故,幸得炸弹没有爆炸。当时梅兰芳正在台上,但是他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镇定,临危而不惧,及时指挥处理好事故,使演出很快得以继续进行。
不久,梅兰芳又陆续把梅剧团原来的成员从北京邀请到沪,其中有姜妙香、刘连荣、王少亭、萧长华、姚玉芙以及琴师徐兰沅、王少卿等。梅剧团再次以坚强的阵容在上海的南京大戏院贴演《宇宙锋》,使上海观众重睹了梅兰芳和梅剧团昔日的风采。更有意思的是梅兰芳的两位高足程砚秋和李世芳也先后来沪,并且师生同台献艺,把上海的京剧舞台更搞得热火朝天。
1947年春天,著名画家丰子恺正在上海,他慕名到马斯南路梅宅拜访了梅兰芳。丰子恺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早年从弘一法师(即李叔同)学绘画、音乐,后留学日本,回国后从事美术与音乐教学。1933年,他在浙江嘉兴石门湾建成“缘缘堂”后,新购置了一架留声机和不少西洋音乐的唱片,也买了几张梅兰芳的唱片,开始是作为点缀,谁知一经聆听,牵动人心的京剧音乐竟使他逐渐入迷。他觉得京剧音乐充分发挥了“旋律的音乐”的特色,它没有和声,没有伴奏,只用长音阶的七个音,却能够单靠旋律变化分别表现青衣、老生、花脸等种种个性,这是很了不起的。于是他不买西洋唱片,而专买京剧唱片,尤其是梅兰芳的唱片。缘缘堂收藏唱片百余张,多数是梅兰芳的。这一时期丰子恺主要把京剧当音乐听,因此不大上戏馆,梅兰芳的演出只看过一回。1938年1月,缘缘堂毁于炮火,这些唱片也同归于尽了。
抗战时期,丰子恺流亡四川,从事漫画创作及美术教育工作。一度他旅居涪陵,当地有一剧场演京剧,他几乎每夜去看。他渐渐发现京剧夸张、象征的表演与音乐的作曲法如出一辙,于是兴趣更浓,进而成了京戏的戏迷,连他的几个女儿也都迷上了京戏。丰子恺在内地还听说过梅兰芳蓄须明志的故事,一位友人还寄了一张梅蓄须的照片给他,他本来仰慕梅的艺术,现在更赞佩梅的人格,因此特地把梅的照片挂在书房里。抗战胜利后,丰子恺从四川回到了上海,正好梅兰芳在天蟾舞台演出,他闻讯后立即去购票观看。那天看的是《龙凤呈祥》,梅演的是孙尚香。接着梅移到中国大戏院续演,丰子恺又连着去看,一连看了几个晚上,真是如痴如醉,欲罢不能。这几场戏看下来,丰子恺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访问梅兰芳。他认为梅兰芳美妙的歌声、优雅的姿态,都是由他本身表现出来。造物主创造了这一代伶王,他就是要去亲眼看一看卸妆后梅兰芳的本来面目。
1947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丰子恺托友人介绍,亲自前往拜访了梅兰芳。梅兰芳对丰子恺也早已闻名,两人稍稍寒喧,就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丰子恺把自己如何迷上京戏的过程告诉了梅兰芳,还谈了最近连续几天观看梅兰芳演出的感想,梅兰芳听了非常高兴。梅兰芳也谈了很多,他把自己学戏的经历以及在沦陷时期如何苦心逃避,如何从香港脱险等一一作了介绍,丰子恺听得津津有昧。丰子恺作为一个画家,特别善于观察。梅兰芳恰到好处的身材，宏亮而带磁性的音色,使丰子恺看到了这位美的创造者本身具有的美的素质。这次引导丰子恺去拜访的是摄影家郎静山先生,同去的还有摄影师陈惊躜、盛学明,他们两人为梅兰芳与丰子恺拍了不少照片。第二天《申报》“自由谈”上就有人撰文记述了这件事,并登出了梅兰芳、丰子恺二人的合影。
1947年冬天的一天下午,电影导演费穆来找梅兰芳,说是想和他商量拍摄一部京戏的彩色影片。当时中国的电影技术还比较落后,进行彩色片的摄制还是一件艰巨的工作,费穆与研究冲洗彩色技术的颜鹤鸣想进行一次大胆的尝试，希望梅兰芳与他们合作。梅兰芳复出后经常收到各地来信,希望他到那里去演出,但中国那么大,不可能都走遍,梅兰芳很想拍一部电影,使许多边远地方的观众也能从银幕上看到他的戏。所以他对费穆说：“拍部电影我是很感兴趣的。”费穆从梅兰芳处得到这一意向后，一方面找颜鹤鸣商谈技术问题,另一方面是找投资方,当时吴性栽创办了一个公司,他表示愿意投资合作。于是费穆约了吴性裁、颜鹤鸣和梅兰芳一起，经过几次协商,决定了拍摄这部影片的计划,资金由吴性栽筹措,由梅兰芳主演,费穆导演,颜鹤鸣负责彩色片冲洗及录音方面的技术问题,黄绍芬任摄影指导。
接着是研究拍摄的戏目,梅兰芳与费穆主张拍《生死恨》。梅兰芳在《我的电影生活》一书中曾说：“我和费穆都主张拍《生死恨》,因为这出戏是‘九一八’以后我自己编演的,曾受到观众欢迎，戏剧性也比较强,若根据电影的性能加以发挥,影片可能成功。”这个意见得到大家的同意。戏目决定后,就是要根据电影的要求,对剧本进行增删裁剪。经过他们几次多次研究,对舞台剧本进行了修改增删,有分有并,从原来的21场改成19场。其中如第5场“洞房”是根据原剧本情节重写的，番奴偷头也是增写的,作为后面他向张万户告密的暗场伏笔。第10场尼庵中原来胡公子的数板和独白是萧长华老先生自己编的,舞台效果很好,但因影片里不适用“自报家门”，这段数板、独白只能割爱,而改成哑剧。第19场尾声,舞台上演到韩玉娘病死为止,电影里加了宋兵合唱，用《浣纱记》传奇中有关曲牌修改填词：“长刀大弓,痛饮黄龙,金瓯无缺喜融融；看江山,在望中,一团萧管香风送,千君旌旆祥云捧；东皇酣酿笔颜红,管今宵,宿上宫。”经过修订后的19场为：序幕、被掳、磨房、逼配、洞房、拷打、诀别、潜逃、鬻婚、尼庵、夜遁、拜母、遣寻、夜诉、梦幻、遇寻、宋师、重圆、尾声。
拍摄《生死恨》的演员阵容也随之确定,由梅兰芳饰韩玉娘,姜妙香饰程鹏举,萧德寅饰张万户,李庆山饰番奴,新丽琴饰媒婆,李春林饰瞿士锡,王福庆饰老尼,朱斌仙饰胡公子,王少亭饰旗牌赵寻,何润初饰李氏。乐队由王少卿、王燮元、倪秋萍等七、八人组成。
1948年6月27日晚上《生死恨》正式开拍,地点为徐家汇原联华三厂的二号摄影棚。戏剧界、文艺界、新闻界的许多朋友前来参观。那天棚内搭了“洞房”、“夜遁”、“磨房”三堂景,先拍“洞房”的镜头,梅兰芳扮的韩玉娘、姜妙香扮的程鹏举扮相都很朴素,一声“开麦拉”，梅兰芳与姜妙香跟着镜头动作起来,从晚上9时到摄影棚,一直到天亮,由黄绍芬亲自摄影。卸装时,费穆对梅兰芳说：“电影界的同人在参观拍片时说,梅先生并不是专业的电影演员,摄影机一动,他就进到戏里去了,这在电影演员里,也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组镜头拍韩玉娘从尼庵逃出来的一场,舞台上是唱[流水板],走圆场,连摔带跌下场,导演认为圆场不合适，于是在画的山水背景前面,布了几株立体的树,划出路线,作为是在树林里行走。梅兰芳试走了两遍就开拍了。谁知他已经走完了这条路,声带所放的唱词还没有完,他只能临时绕一个小弯,恰好走完路,唱词也完,接着跌下去和锣鼓经也合上了。费穆说：“你刚才这一手真机变。我看你绕弯的时候,怕你走出画面去,吓了我一身冷汗,居然恰到好处,顺利拍成,不遵照导演指定的地位,而能完成这个镜头,可以说是神来之笔。”
“夜诉”是这部戏里最重要的场子,舞台演出时只有两件道具：桌上油灯及小纱车,韩玉娘边纺纱边唱[二黄倒板]、[摇板]、[慢板]、[原板]唱腔。导演认为象征性的纺车在电影里会感觉虚假,因此从织布厂借来一架老式的织布木机。布景摆好后,费穆对梅说：“身段方面,需要您来创造,以您的舞台经验,可以突破成规加以发挥。”拍戏的隔夜，梅兰芳打腹稿,设计这段围绕着布机又唱又舞的身段动作,后来又在花园草地上不停地练习。第二天晚上10点，正式拍摄这段戏,梅兰芳在《我的电影生活》中写道：“大段唱工我都围绕着织布机做身段。当然,现场根据实物又有许多变动,机上的梭子成为我得心应手的舞蹈工具,有时我还扶着机身做身段,昨夜预先设计好的身段,大部分都用上了。我觉得舞台上的基本动作,在这里起了新的变化,这架庞大的织布机,给了我发挥传统艺术的机会。”
《生死恨》作为中国人自己拍摄的第一部彩色舞台片,应该说还是难能可贵的。但是,隔了一段时间,从美国寄回来的拷贝试播时,却使梅兰芳大失所望,因为颜色走了样,红的不够红,蓝的不够蓝,录音方面,金属打击乐器如小锣等的声音不稳定。梅兰芳越看越生气,当时真想把这部片子扔到黄浦江里去。所以他对费穆表示我主张不发行。对此费穆十分焦急，怕弄成僵局,他通过许姬传向梅兰芳解释,并说明许多苦衷，因为当时中国拍摄彩色片的技术还相当落后,而放大、拷贝必须送到美国去印，而且是由一家公司垄断专利的。而如果这第一部彩色片不能问世,资金停滞,以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他对影片出现的质量问题承担责任,但希望梅先生能原谅,能顾全大局,否则华艺公司将就此垮台。梅兰芳经过一番全盘的考虑,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终于同意了华艺公司发行《生死恨》。
（四）、在上海迎接解放
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一方面发动内战,妄图“剿灭”共产党和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加紧政治控制,迫害进步人士。上海文化界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内战、争自由的民主运动。
反动政府不仅使广大艺人陷入饥饿的境地,而且还把极大的侮辱强加在他们头上。1946年5月,上海警察局训令实行“特种职业登记”,即“艺员登记”。他们把戏剧编导、演员列在歌女、舞女一道,发卡登记管理。通过媒体扬言“艺员登记势在必行,话剧演员亦不例外”，“连梅（兰芳）博士也不能例外”。此举立即引起上海广大戏剧工作者的极大愤慨。周信芳与众艺友去请教田汉,田汉说：“愿打这个抱不平”。伶界联合会与游艺协会等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拒绝登记。为了壮大声势,由周信芳、田汉、董天民联合邀请电影界、话剧界人士起参加。5月11日上海剧艺界成立了拒绝“艺员登记”委员会。5月20日又在新利查西菜社举行招待新闻界的茶话会。主持人梁一呜宣告：“剧艺同人为了维护艺人应有的人格,将积极进行反抗‘艺员登记证’运动,不达目的不停止。”田汉说：“艺员登记是一种不能忍受的侮辱,中国的传统观念一向不把搞戏剧的当作艺术家,而是‘王八戏子吹鼓手’，这观念现在决不应该存在。”他说：“只有文艺与戏剧才是代表国家的。郭沫若先生到苏联回来说,苏联人士只知鲁迅与梅兰芳,而根本不知道谁是警察局长。在这一点上,我希望剧艺同人不要妄自菲薄,剧艺运动甚有其地位的,是有人会认识它的价值。”剧艺界的反抗行动得到了新闻界和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梅兰芳对这次反对艺员登记的活动也积极支持,还参加部分的活动。反动当局起先非常嚣张,警察局长宣铁吾亲自坐镇,但在广大艺人的斗争和舆论压力下,当局不得不收回成命,改称剧团必须先向社会局申请、登记,不再有艺员单独登记和侮辱艺员人格的条文。
1946年,周恩来正在上海，以他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就设在梅兰芳居住的思南路上。周恩来非常关心梅兰芳,经常让堂弟周翕园去看望梅先生,同他谈论国家大事。稍晚一些时间,梅兰芳有幸会见了周恩来。这一次是由他的朋友余贺安排的,余贺是中法大药房的药剂师,也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他早年与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同班同学,他因认识梅兰芳的好友李桂芬而又认识了梅兰芳。这次梅兰芳与周恩来的会见就在余贺家进行的。周恩来非常热情而诚恳,他对梅兰芳说：“希望你不要随国民党撤退而离开上海，希望你留在上海,我们欢迎你。”梅兰芳深表同意。其实,梅兰芳与周恩来早在1919年就见过面，那时南开校庆,学生排演了一个话剧《一元钱》,周恩来在戏中扮演一个女子,北京文艺界邀请他们到北京演出,梅兰芳也去观看了演出,并参加了他们召开的座谈会。
1947年2月14日,第四届戏剧节在天蟾舞台举行观摩公演,节目有改良越剧、沪剧、粤剧、滑稽、魔术等,压台戏是梅兰芳、周信芳合演的京剧《打渔杀家》。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的董必武和上海戏剧界知名人士出席观看。在这一时刻梅周合演《打渔杀家》,出于田汉的精心策划,不仅显示了平剧界的团结,而且表达广大民大众誓与一切恶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次日,上海戏剧界人士在黄金大戏院举行第四届戏剧节纪念大会,顾一樵、田汉、洪深、梅兰芳、周信芳等数百人出席,熊佛西任主席，洪深为司仪,顾一樵、田汉、梅兰芳等在会上讲话，就如何对待传统文化艺遗产、戏剧改革的途径等问题发表意见。最后,会议通过了戏剧界呼吁停止内战的宣言。
1947年3月13日,梅兰芳和周信芳参加了上海文艺界人祝贺田汉五十寿辰的活动。这次活动由上海左翼戏剧家于伶、陈白尘等发起,在上海西藏路宁波同乡会举行,参加者500余人,除梅、周外，还有沈钧儒、柳亚子、罗隆基、郭沫若、叶圣陶、洪深、熊佛西、曹禺、自杨、张瑞芳、舒绣文、秦怡等。梅兰芳、周信芳、熊佛西等在会上发言，郭沫若、洪深等在《文汇报》、《大公报》发表文章，一致赞颂了田汉在戏剧战线上作出的卓越贡献。这看似一次普通的祝寿活动,但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左翼文化界常常借为某名人举行祝寿活动达到团结和壮大进步文化力量的目的,其实是对反对当局进行斗争的一种方法和策略。
1948年，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进入了第三个年头,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国民党政权已岌岌可危。在北平的国民党要员纷纷逃走,一派人心惶惶的局面。齐如山有个儿子齐熙在台湾造船公司当总工程师,所以齐如山也想去台湾。他先乘飞机到了上海,住在侄儿家,即与梅兰芳打了电话,不一会儿,梅兰芳就来看他,晚上又请齐如山到梅宅吃饭。当谈到齐如山要去台湾的事,梅兰芳劝他留在上海,他说：“你向来不管政治，只是从事戏剧的工作,这些年我们一直在一起,往苏联演戏,一切都是你筹备的,所有宣传品,都有你的名姓,我想到那时候,我们还在一起工作,一定也不会有什么问题。”银行界的友人也劝齐如山留在上海,但齐如山去意已决了。齐如山知道梅兰芳的环境,不能离开上海,所以倒没有十分地劝梅兰芳。过了几天,正好有一艘轮船开往台湾,无需买票,于是齐如山决定启程,梅兰芳与齐如山洒泪而别。1948年12月27日齐如山到达台湾。后来齐如山在《齐如山回忆录》里有所记述，《齐如山回忆录》收在《齐如山全集》第十集里。
1949年春天，正是解放军渡江战役前后,上海处于黎明前的黑暗。国民党反动派知道大势已去,阴谋裹胁一批知名人士同他们一起逃亡台湾。这一时期曾有不少人来向梅兰芳游说,但是这一些都没有能使梅兰芳动心。当然,革命力量也在争取梅兰芳。有一天,有人从墙外向梅宅的院子里扔进一本《白毛女》的剧本,这是一本油印的剧本,虽然印刷并不考究,但剧本里所写的生活和人物却是全新的,这个陌生的朋友送这样一个剧本给梅兰芳,梅兰芳也悟出了其中寄寓的深意。不久,上海地下党委派夏衍、熊佛西前去联系梅兰芳和周信芳,希望他们拒绝反对派的胁迫,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当他们来到周信芳家拜访时,周信芳亲自把他们接到楼上的书斋。夏衍、熊佛西开始以“谈戏”为名,但周信芳一下子就猜出了他们的来意。他郑重地说：“请放心,我决不跟国民党走,坚决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夏衍、熊佛西说还要去拜访梅兰芳。周信芳主动打电话联系,并陪同他们乘上他的小轿车,一起拜会了梅兰芳。梅兰芳明确表示：“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失尽民心，我是哪儿也不会去的。”在中国光明与黑暗决战的关键时刻，梅兰芳作出了明确而正确的抉择。
5月27日,上海解放。梅兰芳兴高彩烈地走上街头,与人民群众一起热情地欢迎解放军进城。他走到建国东路时,亲眼看见不少解放军战士露宿街头,深为感动,回到家里逢人便说：“共产党的军队确实解放了上海,纪律十分严明”。几天后,梅兰芳即率剧团在上海南京大戏院连演三天,热情地慰问解放军指战员。
（五）、在春风化雨的日子里
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作为京剧艺术家的梅兰芳也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上海刚解放,夏衍、于伶同志就来看望梅兰芳。1949年6月5日,梅兰芳接到上海市市长陈毅将军的邀请,到八仙桥青年会出席了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座谈会。从此,他和有儒将之称的陈毅同志相识。6月下旬,梅兰芳接到正式邀请,赴北京出席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出发前几天,陈毅对梅兰芳说,周恩来副主席打电话来说,毛泽东主席想请您在文代会期间唱几场戏,不知是否可以?梅兰芳说,当然可以。6月24日,梅兰芳、周信芳一行登上火车北上,梅兰芳还带了行头和几个配角演员一起赴京。6月26日晚,火车到达北京,梅兰芳、周信芳等受到尚小云、荀慧生、谭富英、萧长华、姜妙香等北平京剧名家们的热烈欢迎。
7月2日至28日,第一届文代会在北平的怀仁堂隆重举行,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代表们交流情况,畅谈感想,共商繁荣文艺事业的大计。会议期间,梅兰芳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在文代会上,梅兰芳和周信芳都发了言,梅兰芳说：“这次参加文代会,我的心情非常愉快而兴奋。在会场中所看到的是光明、团结,一片祥和之气,笼罩着整个会场,产生了一种活生生新鲜的力量。受到了鼓励,我自己感觉到,这短短一个月的学习,把我逝去的青春找了回来,我不觉又年轻了许多。”会议期间,梅兰芳演出了《霸王别姬》,毛主席等领导人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演出,演出结束,谢幕时,毛主席同大家一起站立鼓掌。梅兰芳也观摩了其他剧团演出的戏目,如李少春、叶盛章的《三岔口》等,特别是解放区剧团演的戏,使梅兰芳感到一股新鲜的空气扑面而来。如华北平剧研究院演出的现代平剧《四劝》,反映了解放区农村的新气象、新生活和新人物,给了梅兰芳很多新的启迪。文代会将闭幕肘,周恩来希望梅兰芳到北京工作,并嘱咐有关方面作适当的安排。
1949年9月,梅兰芳又与周信芳、程砚秋、盖叫天、袁雪芬等一起应邀赴京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从9月28日至30日,梅兰芳作了大会发言,梅兰芳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0月1日,梅兰芳参加了盛大的开国大典,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广场上红旗的海洋,真是浮想联翩,感慨万千。梅兰芳早在1945年10月就写过一篇《我理想中的新中国》的文章,他说：“我想象,在未来的新中国,无论新旧戏剧,都将是文化事业的一环,社会教育的一个有力的部门,而不止是单纯的娱乐。从事戏剧工作者,都成为服役于民众的艺术家,建设新中国的战士。”如今他的理想即将实现,那是怎样的激动和兴奋啊!
建国以后,百废待兴,戏曲界的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戏曲的改进和繁荣。梅兰芳一开始就积极地加入了“戏改”战线,并成为这条战线上的领军人物和中坚力量。1949年10月2日,中华全国戏曲改革委员会就宣告成立,田汉任主任,杨绍董、马彦祥任副主任,马少波任秘书长。梅兰芳被任命为京剧研究院院长。梅兰芳从一位著名的演员,如今成了政府的官员,正如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所说：“我在旧社会是没有地位的,今天能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讨论国家大事,又做了中央机构的领导人,这是我们戏曲界空前未有的事业,也是我祖先们和我自己梦想不到的事情”。
1950年,梅兰芳参与领导了上海的戏曲改进活动。2月17日至3月4日,举行上海市戏曲改造运动春节演唱竞赛,梅兰芳担任春节竞赛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和周信芳等一起亲自策划组织,观摩评判。这次竞赛在67个剧场、书场、游艺场展开,参赛节目100余个,东山越剧团《万户更新》、中艺沪剧团《幸福门》、上艺施家沪剧团《赤叶河》、中南京剧团《三打祝家庄》、评话《李闯王》等获团体荣誉奖,邵滨孙、范瑞娟、李瑞来、王宝云、刘天韵获个人荣誉奖。另有60个剧目分获团体一、二、三等奖。在颁奖大会上,梅兰芳致辞勉励剧界同人负起剧改的责任,作长期的奋斗。
1950年11月,中央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戏曲工作会议,梅兰芳和周信芳等代表上海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戏改”工作的方针政策,并就戏曲剧本的创作、修改、审查、交流问题,以及对旧的戏班、行会、师徒制度进行改革和加强戏曲艺人的团结教育等进行了研究。田汉在会上作了报告。1951年5月5日政务院发布的“五五指示”就是以这次会议的建议为基础的,“五五指示”的中心内容是“改戏、改人、改制”。梅兰芳通过这次会议对党的戏改政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说：“自我演戏以来,这是第一次看到戏曲工作受到如此的重视,这不止我一个人,在座的都十分感动。”他根据自己以往的艺术实践,认为在戏改中剧本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一方面要创作新剧本,但“改编旧剧本在当前还是重要课题之一”。
这次戏曲会议之前,梅兰芳正率团在天津演出,到了北京后,他白天参加戏曲工作会议,晚上还在大众剧场作观摩演出,演出了《奇双会》中的“写状”一折,盖叫天演了《武松打虎》。后来又在大众剧场公演3天,首次以《穆柯寨》连演《枪挑穆天王》。
1950年12月31日晚,梅兰芳率剧团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首长演出《金山寺·断桥》，梅兰芳饰白娘子,梅葆玖饰小青。第二天元旦,梅葆玖继续到怀仁堂演出。周恩来总理对梅兰芳说：“除夕看老一辈艺术家,元旦看青年一代,你来看戏,一定很高兴吧!”在休息室里,梅兰芳见了毛主席,毛主席含笑对他说：“昨天看了《金山寺·断桥》,你的白娘子扮相与众不同,想得很妙,浑身穿白,头顶一个红绣球”。梅兰芳听了很有感慨,他想，毛主席看戏可真仔细！这么多年了,从没有人谈起过白娘子的扮相。的确我是费了很多时间来研究,才改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1951年3月中旬,梅兰芳从上海到北京,在中央领导下筹建中国戏曲研究院。梅兰芳特地去琉璃厂荣宝斋订裱空白的宣纸册页,分送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题词。周总理送来的亲笔题词是：“重视与改进,团结与教育,二者不可缺一”。3月下旬,毛主席派钟灵同志送来亲笔题词,一件是“中国戏曲研究院”的门匾；一件是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梅兰芳展纸一看,毛主席的墨迹如龙腾虎跃,气势磅礴。他琢磨着毛主席的题词,对福芝芳说：“毛主席曾对延安平剧院提出‘推陈出新'的指示,这针对的是京戏改革。现在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主席题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个口号提得好。过去有些人认为京剧是老大哥,我就觉得不合适。中国有那么多地方戏,都有它的特色,应该按照百花齐放的方针,交流经验,互相学习”。
梅兰芳周信芳等参加上海市第一届文代会
1951年4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正式成立,梅兰芳被任命为院长,程砚秋、罗合如、马少波为副院长。当天,在北京的大众剧场举行了隆重而热烈的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典礼。从此梅兰芳正式离开上海,调北京工作,随后他的全家从上海迁回北京,定居于护国寺街1号。梅兰芳上任后,切实负起了领导戏曲改革的工作,他先从自己演过无数次的名剧《贵妃醉酒》开始,从剧本的主题、人物、思想、内容、文字到表演、唱腔、音乐各个方面进行精心的修改与推敲。此后又对《奇双会》进行了修改和整理,这些工作都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推动了全国范围内戏曲改革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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