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口活动影戏院（虹口大戏院）　占地800平方米，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为英式简陋拱型剧场，观众席710座。其前身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西班牙人雷玛斯用铅皮搭建的虹口活动影戏园，人称“铁房子”。后经改建，民国8年（1919年）改称虹口大戏院，兼营电影。抗战胜利后由金阿三经营戏剧演出。1956年公私合营，1965年1月1日起改为虹口区文化馆剧场，1985年5月改建为虹口文化娱乐厅。该院以滑稽戏演出为主，姚慕双、周柏春，杨华生等滑稽演员在此献艺。戏院并兼演粤剧、越剧、沪剧等地方剧种。

　　把电影放进电影院

　　20世纪最初的那些年头里，尽管电影的放映在大城市内已经相当常见，但中国人自己拍摄电影的观念尚未生根，除了任庆泰的摄影活动，同期内地并未见有其他中国人摄制电影的记载。推动这个局面产生变化的，是专门的电影放映场所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片源的需求。

　　电影大历史：从茶楼到影院，从看客到观众

　　根据现在所能看到的史料记载，中国人第一次看到电影，是在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內一大号叫“又一村”的茶楼里。那时，电影这种“西洋法术”是穿插在唱戏、“杂耍”、“戏法”这样的节目间放映的。看客们一边喝茶，一边嗑瓜子，在他们的身边，小贩们不停叫卖着吃食。然而这“西洋京剧”有时竟然要比谭老板的绝艺更为惊人，当他们看到外国的皇帝驾车出游、印度人执棍跳舞，甚至金发的少女洗浴嬉水时，不由得会大声叫一句：“好！”

　　然而电影毕竟不同于唱戏，它的光影必须置身于黑暗之中方能得以显现，于是茶楼为它开辟了单间，单独售票。然后电影的生意越做越好，茶壶里的水渐渐养不下这条大龙，“活动影戏院”这个专门的名词出现了。从戏园、茶馆里脱身而出赢得自己独立的地位，也许是这百年来在市场营销的角度上中国电影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如果说八九十年以后，中国电影院多厅化的改造，使得电影这个商品可以像超市里的饮料一样任人挑选，那么当年的那一步则是把电影从“康师傅”的包装盒上拆下，单独地摆上了货架。

　　那个西班牙商人雷玛斯就是货架前的一个成功的推销员。1908年的时候，他已在上海定居多载，并积累了相当多的放映电影的经验，作为一个深谙上海市民趣味的“中国通”，他修建的“虹口活动影戏院”有着成功的包装，尽管只是一个铁皮屋子，它的经营项目却非常明确———一家只放映电影的“专业影戏院”。对时髦事物好之若鹜的上海市民很快就填满了这个铁皮屋子。

　　接下来是个水涨船高的故事。商业上的成功先例使得后继者汹涌而至，影院也修得越来越高档，与此相应的，票价也越来越往上爬。据说二三十年代上海最高级的大光明影院一场电影的门票从6角到2元5角，而当时一担米的价格是8元，对于一般市民而言，一个月的饭钱也就在6元到8元之间。这个时候进电影院的人已经与当初茶楼里的看客有了很大的不同。

　　旧上海的一则报纸简讯报道过那时最常上影院的五类人，他们是谈恋爱的年轻男女、厌倦舞台剧的有闲妇女、无聊的富商、逃避生活的青年以及影评人，抛开当时文字形容的文艺腔不论，这个人群和今天的影院观众已相差无几了。

　　电影对当年文化青年的吸引力可以从著名导演汤晓丹的回忆录中窥见一斑，“除了看排练话剧，沈西苓又约我同进电影院……提篮桥的虹口大戏院，建立于本世纪初，是西班牙商人用剥削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建造起来的，偷工减料，设备简陋，票价比别的电影院低。我和沈西苓总是带着干粮进去，从第一场看到最后一场。长达十几小时反复看一部影片，对于我们极有帮助。”还是这个雷玛斯，他的低价路线和“一票到底”策略在为自己赚钱的同时，也培养了中国电影的第一批铁杆观众。

　　口述影像：中国最早的影评

　　1897年9月5日上海出版的《游戏报》上载有《观美国影戏记》一文，可看做中国最早的影评。这是一篇有着桐城派古文风格和士大夫文人气质的文章，对电影画面产生了中国文人独有的联想：“座客既集，停灯开演，旋见现一影，两西女作跳舞状，黄发蓬蓬，憨态可掬；又一影，两西人作角抵戏；又一影，为俄国两公主双双对舞，旁有一人奏乐应之；又一影，一女子在盆中洗浴……种种诡异，不可名状……人生真梦幻泡影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