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新泾社区民警吕洁，最近有些困惑:不少禁毒社工告诉她，帮教对象已戒断毒瘾多年，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驾驶员的工作，表现也一直不错。但近期社会对“毒驾”关注度很高，一旦被发现有吸毒史，就会立即被辞退或转岗。社工们担心，工作生活上的失意，会让这些好不容易走上正轨的帮教对象重投毒友圈寻求慰藉。

　　他们更渴望充实而有尊严的生活

　　6月18日，吕洁照例要走访辖区里几名特殊对象。

　　何映红家大门敞开。穿制服的吕洁进门后，随即关上了大门:“邻居看到警察来，以为又出啥事了呢。”何映红和前夫是上海第一批沾毒人员。几年前孩子出生，没有收入来源的她只能搬回父母家居住。孩子年幼，父母均已年过八旬，吕洁和社工们帮助申请了低保和廉租房。孩子父亲闻讯，几次上门索要廉租房补贴，有次甚至对何映红大打出手。孩子还在读小学，每次看到父母争吵，总是冷冷地站在一旁。

　　走访完毕，下楼遇见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双眼噙泪朝楼上冲。吕洁立即挡在孩子面前，双手拂去孩子的泪水:“出什么事情了？跟阿姨说。”说罢朝记者抱歉地笑笑，拥着孩子朝何映红家走去，片刻，才又走下楼来:“孩子今天考试，何映红忘记去接了。”

　　跟许多戒毒康复人员打过交道的吕洁知道:“他们脆弱敏感的内心，比一般人更渴望充实而有尊严的生活。”

　　撕掉身上的标签，谈何容易

　　身瘾易戒，心瘾难断。在上海的强制戒毒所里，有不少“二进宫”乃至“三进宫”、“四进宫”人员。

　　“其实我也恨自己，不但倾家荡产，还被别人看不起。有好几次，都是我自己凑了钱把自己送进戒毒所的。但一回来，受不了别人的眼神，接触的人越来越少，还是被逼着走回头路。”吕洁曾经帮教过的吸毒人员老陈，2009年底被解除劳教后，一直寄居在浴室，没有固定工作，仅靠低保生活。平时在社区内游荡，无所事事。

　　这种生活状态一晃就是一年:“那种体会你是无法想象的，我很想改，前前后后找过15次工作，但没人要有什么办法？”为了老陈，吕洁和物业软磨硬泡了好久，最终物业同意试用3个月，合格留用。留用3年多来，老陈用勤奋的工作赢得了居民尊重:小区的车没有被偷过一辆，邻居们也习惯了有空到车棚里和他聊聊天。

　　调查显示，为数庞大的被访者认为吸毒人员“萎靡颓废”，最好敬而远之；有人认为吸毒者“很恐怖”，还有人则害怕吸毒人员会传染疾病或诱惑自己吸毒。即使对已经戒毒的吸毒者，多数人也存在着害怕、戒备、轻视甚至敌意的心理。吕洁一直觉得:不能给戒毒康复人员贴上标签，但要撕掉这张标签，谈何容易？

　　何利戒毒康复后，找到一份在商务酒店的工作。她办事风风火火，深得老板倚重。尽管收入不高，但能重新回归正常生活，这让她很珍惜。

　　工作满一年，公司例行政审。那一天，经理面色凝重，拉着她悄声问:“过去，你是……”

　　何利打断他的话:“你看我现在像吗？”

　　经理没再问下去。辗转反侧一整夜，何利带着记录自己如何脱离毒海的媒体报道走进经理办公室，同时递上了辞职信。如今，何利是上海自强社会服务总社“心荷同伴教育沙龙”中的一员，沙龙组织有吸毒经历的康复人员彼此交流鼓励，以正能量的“圈子”抵御另一种“圈子”。

　　过上常人生活，才可能远离毒品

　　在吕洁看来，只有让这些戒毒康复人员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才有可能让他们彻底远离毒品。

　　今年的一天，已经搬去闵行的张强特别赶回来看吕洁。2007年，张强居住的楼栋附近发现了带血的针头，居民们议论纷纷。吕洁和社区民警展开排查，很快锁定了张强。张强有点慌，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份前途看好的工作。把张强送去强制戒毒，应该能“快刀斩乱麻”；社区美沙酮替代治疗，也许会“剪不断理还乱”。在征求张强本人意见后，吕洁做出决定:“送去强制戒毒更省事，但对他本人来说，可能就毁了前程。”如今的张强，已成了企业骨干，跟吕洁聊起工作上的事头头是道。问起当年能够戒断毒瘾的原因，张强想了一下:“天天工作，生活充实，就不会想些乱七八糟的事。”

　　然而，不少禁毒工作者坦言，随着社会对毒品危害认识的加深，有一种对戒毒康复人员的偏见却在扩大。比如，“毒驾”越来越受关注，目前上海警方已注销了3684名吸毒人员的驾驶证。在一些企业，老板开始寻找员工的档案记录，一旦发现有吸毒史，立即辞退或转岗。其中不少人，已经工作多年，表现一直很好。有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为了最大限度杜绝隐患，保障安全。的确，如果将这些特殊人员继续留在岗位上，意味着企业无法“省心”:必须花费更多的精力关心这些员工的心理和健康。

　　而吕洁和禁毒工作者们致力做的，都是“不省心”的事。他们在努力寻找帮教与社会平安的平衡点，希望社会能对戒毒康复人员适宜的工作、生活有更科学的论断，从而更有针对性地提供帮助。(文中除吕洁外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