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据英国《卫报》2016年4月13日报道，位于美国爱达荷州的摩门教及五旬节派“基督的信徒”等信仰治疗的邪教教派中的父母，正打着上帝的名义，在子女生病时候拒医拒药，仅靠祈祷治病或“精神治疗”，听任孩子们死去。对此，一些专家学者正推进爱达荷州立法，以保护儿童的健康权。凯风网全文翻译如下：

　　“基督的信徒”是一个在爱达荷州等地宣扬信仰治疗的教派。尽管群体中儿童死亡率高得惊人，但信仰治疗为他们的重罪提供了基于信仰的保护伞。

　　玛丽亚·沃尔顿（Mariah Walton）坐在家中，她患有肺动脉高压。她说：“我希望看到我的父母被起诉。”摄影：Jason Wilson/《卫报》

　　玛丽亚·沃尔顿的声音很轻——她的肺功能因疾病受到严重损伤，连呼吸机也失去了作用，但她的语气却很坚决。

　　“是的，我希望看到我的父母被起诉。”

　　为什么？

　　“他们应该受到这种惩罚。”她暂停了一下，“这样或许可以让其他孩子免受其苦。”

　　玛丽亚20岁了，但她身体虚弱，落下了永久残疾。她患有肺动脉高压，如果不卧床休息，就得背着氧气瓶来维持呼吸。她时不时需要在骨头里装上螺丝以便固定她的呼吸装置。在短时间内，她没有其他治疗的选择，除了进行心肺移植手术，而这个手术风险极高。

　　而如果她幼年时通过手术关闭了心脏上一个很小的先天性小眼，这些原本可以避免，甚至有可能在几年内，在不可逆的损失造成前，完全康复。但是玛丽亚的父母是摩门教徒原教旨主义者，这些教徒于上世纪九十年代隐居在爱达荷州，拒绝带孩子去看医生，认为疾病可以靠信仰和祈祷的力量治疗。

　　随着玛丽亚的病情不断加重，她的父母依然用祈祷和其它替代医学来治疗。直到2年前离开家，她都没有一个社会安全号码或者出生证明。

　　如果他们住在临近的俄勒冈州，她的父母英国因疏于医学照顾被立案起诉。玛丽亚的案件，连同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爱达荷州就有几十例可预防的儿童死亡事件发生，但是法律却让这些固执的信仰治疗者免受控诉。立法议员最近在国会就此问题举行了小组讨论，玛丽亚和姐姐也参加了。有六个州为诸如过失杀人这种重罪提供了信仰庇护，爱达荷州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当中有些人得到法律保护，比如像玛丽亚家的边缘摩门教家庭，他们大多数住在美国的北部。但是绝大多数儿童死亡事件发生在临近博伊西的南爱达荷州，这些家庭属于一个隐遁的五旬节信仰治疗教派，称为“基督的信徒”。

　　“基督的信徒”的墓地里到处都是婴儿的坟墓，他们有人只存活了一个月，一个星期，甚至一天。照片：《卫报》记者：杰森·威尔逊

　　“基督的信徒”的和平谷墓地位于爱达荷州府西部坎宁县，到处都是婴儿的坟墓，他们有人只存活了一个月，一个星期，甚至一天。去年，据爱达荷州州长布茨·欧特（Butch Otter）组建的特别小组估算，2002年至2011年间，单是“基督的信徒”的儿童死亡率就是整个爱达荷州的十倍！

　　爱达荷州防起诉法是尼克松政府的一块心病。上世纪六十年代，备受瞩目的虐童案件促使儿科医生和社会积极人士努力推进立法的形成。为了帮助国家筹集这些项目基金，国会通过了《儿童虐待预防与处理法》（Congress passed the Child Abu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ct，CAPTA），由理查德·尼克松于1974年签署施行。

　　但是尼克松的顾问约翰·埃利克曼（John Erlichman）和J·R·哈德曼（J R Haldeman）的身份引发了灾难性的影响，因为他们是基督科学教派终身信徒。

　　波士顿大学历史教授艾伦·罗杰斯（Alan Rogers）解释了他俩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一个自我精神疗法教派的成员，后因水门事件被判入狱，并且积极采取行动阻止和他们有同样宗教信仰的罪犯遭到法律的制裁。

　　他说：“因为埃利克曼和哈德曼是基督科学教派成员，所以他们插手法律规定，称相信祷告是治愈疾病唯一方式的人们应该从律条中享有豁免权。”

　　他们还确保,州政府只有通过类似的豁免才能够使用《儿童虐待预防与处理法》资金。后来联邦政府的要求有所放松，但是，由此产生的这些州法律还需要长时间煞费苦心地一一废除。

　　在像俄勒冈州的一些州里，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俄勒冈市“基督的信徒”的高死亡事件引起了当地媒体的注意，随着时间的推移，事件发生了逆转。

　　最终，几位“基督的信徒”成员在俄勒冈被起诉成功。2010年，还在螨跚学步的尼尔死于先天性膀胱堵塞，他们的父母杰弗里和玛西·毕格里因此被判过失杀人罪。2011年，提摩西和瑞贝卡被判虐待罪，并下令让其女儿雅丽娜接受医学治疗，因为她女儿失明的风险越来越高。那年随后，戴尔和香农·希克曼（Shannon Hickman）被控二级过失杀人罪，两年前他们的新生儿死于一次普通的感染。

　　比邻的爱达荷州则极力反对俄勒冈州。多数长期待在州议会的共和党人出乎意料地不愿考虑改革。去年，爱达荷州长领导下的儿童危险特别小组（Task Force on Children at Risk）呼吁改变：“我们必须保护宗教自由，但弱势儿童也需要被适当保护，以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和死亡。”民主党立法委员约翰·加农提出了一份连他自己也“绝对没有想到会引起那么大争议”的废除法案。

　　参议院健康与福利委员会主席李·海德（Lee Heid）甚至不同意举行聆听会，该提议最终无疾而终。

　　布莱恩·霍伊特在博伊西的家中。图片：《卫报》杰森·威尔逊

　　住在博伊西的布莱恩·霍伊特，从小生长在“基督的信徒”教会。霍伊特43岁，身体健康，住在一个特别干净的远郊社区。他成功经营着一家窗户清洁的业务，这项业务起源于他青少年时期离家出走，身无分文且缺乏教育机会，开始时只有一个橡胶拖把和一只桶。当我去拜访他时，他的房子正在装修，曾经“简陋的单身公寓”现在住着他的伴侣和继子女。教派生活使他长期“无法与家人取得联系”，慢慢地，他有了适应家庭生活的能力。“我不理解这种观念，”他说。

　　大约在他五岁时，一名婴儿因信仰治疗失败后死在他的臂弯里，霍伊特从此不再信仰这个教派。大人祷告的时候，他负责用抽吸装置清除粘液。人们告诉他这个孩子之所以死亡是因为他自己缺乏信仰。这瞬间触怒了他，他回忆说：“这怎么可能是上帝的工作呢？”他的叛教思想随之成立，并开始了长期与父母和教会长者的斗争。

　　12岁时，霍伊特在一次摔跤选拔赛中意外弄伤了脚踝。“我脚上的两根骨头摔碎了，”他说。他的父母的处理方式就和普通的教徒一样，在伤口擦“令人作呕的橄榄油”，并让他痛饮蔻修酒。

　　他们时不时让他尝试行走。每走一步，“我都疼得都快休克了，最终昏迷”。

　　“醒来时，我发现继父、叔叔们和其他教会的长者一边不停地踢打我，一边咒骂我，说是因为我信念不够，上帝才无法降临来治愈我，而我的母亲和阿姨们却坐在一旁看着。这就是所谓的信仰治疗。”

　　由于骨折未经治疗，他长期缺课，学校要求提供一份医疗诊断书来销假。他的母亲被迫带他去看医生，却用了大量咨询的时间来指责医生是一个恋童癖者。

　　他被打了石膏和药物，但是一回到家，药就统统被扔进马桶冲掉了，致使疼痛丝毫没有减轻。腿上的石膏也被家里男性亲戚用圆形的锯子锯掉了。

　　其他离开这个团体的人如琳达·马丁也讲述了类似被压迫的故事，诸如使用令人作呕的橄榄油失败疗法，高婴儿死亡率，隔离以及保密。她说，暴力“是我离开家的原因，我的童年和布莱恩非常像。”所有死于未经治疗的疾病都归咎于“上帝的意志。他们的生活由上帝的意志主宰”。

　　马丁和霍伊特都极力游说以改变法律，马丁更是多年专门投身于有据可查的死亡案例和其他教会活动的耐心研究中。霍伊特迄今仍面临来自网上和上门的骚扰，教会成员甚至试图破坏他的生意。

　　到目前为止，他们关于虐待的证据并没有使爱达荷州的共和党立法委员信服。比如，参议员海德就将“基督的信徒”描述为“非常好的人”。

　　“基督的信徒”前成员琳达·马丁。图片：《卫报》杰森·威尔逊

　　儿童保护倡导者、作家珍妮特·海姆利希（Janet Heimlich），曾在全国各地演讲反对豁免权。她说海德在立法会议开始前曾告诉她“会带一份法案”并帮助草拟内容，但10月份会议开始后他却表明没有法案需要通过甚至听证。

　　海德对这些诉求的多次回应自相矛盾，错漏百出。

　　海德告诉《卫报》他并没有收到任何议案（据当地媒体2月报道，约翰·甘农证实他曾提出议案），他曾被司法部长和坎宁县检察官告知法律不需修改（两人均否认说过这些），海德用美国宪法来回避此事。

　　“共和党人觉得不需要修改法律。因为我们相信宪法第一修正案。我认为国家没有干涉宗教的权利。”

　　孩子们正因为这些豁免条款正无谓死去，海德坚持这个事实，并做了个奇怪的比较。

　　“我们要阻止卫理公会教徒读《新约》吗？要阻止天主教徒接受圣典吗？那就是这些人所信仰的。他们和我交谈并举出《新约》中大量耶稣治人的例子。”

　　海德谴责局外人对这些问题瞎掺和，甚至质疑《卫报》报道这些事件的权力，他问：“这对你来说有什么区别吗？”并补充问道：“美国政府会参与进来并试图改变爱达荷州的法律吗？”他承认去年曾参加“基督的信徒”的活动——这种稀有的特权是因其作为一名对局外人拒绝接受媒体采访而获得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海德说的话代入到他的反对理由中，会发现他对宪法的看法是相当错误的。

　　波士顿大学历史教授艾伦·罗杰斯（Alan Rogers）列出了一系列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以区分信仰自由和实践自由，这一点肯定了前者并限制了后者，后者会造成危害。这可以追溯到1878年雷诺兹起诉美国案以及马萨诸塞州的普林斯案。前者旨在禁止摩门教的一夫多妻制，后者则肯定了联邦政府保护儿童福利的资格，即使在与宗教信仰发生冲突的时候也不例外。

　　弗雷德里克·克拉克森（Frederick Clarkson）是政治研究协会的资深研究员，长期以来一直研究宗教与保守主义之间的联系。他指出：“当涉及到宗教时，绝大多数美国政客都是懦夫。”

　　宗教自由是西方文明史上强有力的思想和伟大的成就，但是“它也成为那些想逃避问题的权贵和政客的工具。”

　　事实上，保守党近几年在宗教自由问题上特别活跃，首要成果就是在国家层面上扼杀同性婚姻，并限制最高法院的判决不能超出美国法律的范畴。

　　爱达荷州州长布茨·欧特（Butch Otter）组建的特别小组估算，2002年至2011年间，单是“基督的信徒”的儿童死亡率就是整个爱达荷州的十倍！图片:《卫报》杰森·威尔逊

　　随着爱达荷州议员的不作为，生活在信仰治疗家庭里的儿童还在继续受苦。

　　根据验尸官的报告，坎宁县仅在过去十年间，至少有十名“基督的信徒”儿童死亡。这些儿童中包括15岁的阿利安·格兰德（Arrian Granden）。格兰德2012死于食物中毒，大量呕吐导致食管破裂，未得到医疗救治，最后流血致死。

　　其他婴幼儿死亡主要包括死于家中分娩、产后并发症及简单的感染或肺炎。

　　坎宁县一个名为亚瑟·西维的婴儿死亡报道中，我们看到了地方当局创立庇护法的困难。

　　2006年西维死后，坎宁县验尸官的副手在两名警长副手的陪同下带走了尸体并进行解剖。根据验尸官的报告，西维的家人“无论如何对这些非常反对”，并告知验尸官副手，西维“不会跟我（验尸官副手）或者其他任何人走”，最后副手不得不“强行”带走尸体。

　　在与该县副县长和检察官办公室联系后，该县官员一致决定宁可放手不管“也不能让问题变得比现在更糟糕”。结论如何？“死亡的原因未定。”

　　拥有解剖权的验尸官和副手比尔·科比，当时确实写下了“没有犯罪证据”。然而这一事件令人不安。

　　坎宁县验尸官维姬·德固斯-莫瑞斯（Vicki DeGeus-Morriss）1991年起担任该职，他拒绝与《卫报》进行直接对话。然而，县发言人乔德·戴克坚持说，验尸官和其他官员已与“基督的信徒”成功建立了良好关系。

　　“维姬刚上台的时候，‘基督的信徒’极少宣布婴儿死亡，就算有也只报一例。当他们报告死亡案例时，他们也经常不配合到现场工作的验尸官与警员，”戴克说。现在，他们“每一例死亡都会报告并且绝大多数都会进行尸体解剖”。

　　对于局外人而言，这些仍然无法令人满意，一个挥之不去的印象就是虐童起诉案中的豁免权让“基督的信徒”认为法律是可以协商的。

　　尽管如此，地方官员无法制定法律，他们只能加强法律。当地财产庇护法也许存在明显的缺陷，坎宁县检察官布莱恩·泰勒正在试图改变它。

　　活动家如玛丽娅·沃尔顿、珍妮特·海姆希希、琳达·马丁和布莱恩·霍伊特决心将此事推进到未来的立法会议阶段。

　　来自“保护爱达荷儿童”的布鲁斯·温盖特正在协调一个全新的电视活动，这个活动名为“让他们活着”，由玛丽娅主演。资源尽管有限，但是他们相信，提高公众意识就能对立法者造成压力。

　　民主党立法委员甘农说，明年他的提案还是会被驳回。但是，“我们决不放弃，”他说。“死去的孩子不关心第一修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