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据英国《卫报》网站（the guardian.com）2016年11月27日报道，劳伦·霍夫（Lauren Hough）自幼在邪教“家庭”（The family) 中长大，该教之前被称为“上帝之子” (Children of God)，由大卫·伯格（David Berg）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加州创立；霍夫回忆了其在邪教所遭受的折磨，并以问答形式，谈论了这些经历对后续生活的影响。现凯风网将该文编译如下：

（劳伦·霍夫在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

　　“你还记得我吗？”她问。同时脸上还洋溢着希望的微笑，好像想从我这得到正面的回应。我们已经不是孩童。我们已经离开邪教。我们中的一些人与家人一起离开，一些人与朋友一同离去，还有一些人独自走出了邪教。现在，我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我们不停地想弄清楚--为什么我们在那么多国家生活过，为什么当我们与陌生人交谈时口音会变，为什么我们不能去上学，为什么我们不能睡觉。但对我们在邪教“家庭”中长大的孩子而言，这一切都是正常的，不需要解释什么。

　　在留言板上、在脸谱上，现在在德克萨斯州奥斯丁南国会街上的一家咖啡店里，一个问题不停的重复着：你还记得我吗？接着还会有一连串的问题我们想弄明白，我们那时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你的父母是谁？你去过大阪？瑞士？”

　　在一个与世隔绝的邪教中成长带来诸多问题，其一就是我们过去的经历真是难以令人置信，还需要证人来证明我们自己的过去。所以，我们就去找那些还记得这些事的人们。

　　当我碰到露西（Ruthie）的时候，我正驾驶一辆温尼贝格汽车旅行。当你无法入睡时，旅行也是一个很好的法子。

　　我旅行至奥斯丁时，车的离合器坏了。所以只好在邪教小伙伴的留言板上留言：“有人在这吗？”

　　露西回复消息，然后我请她去喝咖啡。当时，我并没有必要弄清楚这个女人是谁。她是一个略显疲惫的德国人，有着美国口音；她紧紧握着她的咖啡杯，手指非常粗糙。这些老茧和伤痕都是我们的父母所称之为“在家上学”（home-schooling）的杰作；所谓的上学，“课程”重心都在换尿布、做饭和学习我们“预言家”的大话上。由于缺少的东西是真正的教育，我们中的一些人找到能不让双手受苦受累的工作非常困难。

　　上次我与露西碰面的时候，我们才13岁。她当时叫费斯（Faithy），我并不能和她交谈，因为当时我们碰面的时候，我还在邪教“家庭”中，事实上，我也不允许与其他任何人交谈。我们当时遭遇了严重的麻烦。

　　我们当时在瑞士，住在一个巨大的、摆有10张床的小木屋里，那里还真是古色古香的食宿场所。如果不是“家庭”邪教疏于基本的维护保养，它看起来肯定像您在明信片上看到的美景。窗户窗台上的花盆箱里都是康乃馨的残肢，屋顶漏雨，地板在重压下也凹下去了。这个特殊的家里差不多要挤进70个孩子。其实，这里最棒的一点是它离美国在德国的军事基地很近，我们能收到军队的无线电广播。更重要的是，我有一部收音机。

（劳伦·霍夫1991年在瑞士的埃尔格；当时还在邪教“家庭”）

　　一天夜里，和我们住在一起、看管我们的默西（Mercy）“阿姨”，摇着我的肩膀把我弄醒了。我第一个反应是，罗马人来了。罗马人当时多是警察。我们经常演练，以防备他们的突袭。当默西“阿姨”把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不让我出声时，我四周看了看，发现其他孩子还在睡觉。这不是个好兆头。我跟着她，边走边穿背心和裤子；因为当看管人叫你时，你不能停下来穿衣服。她没有说一个字，只是转过身，我跟着她下了楼。

　　“惩罚的样式就像外面世界的时尚那样易变：保持沉默和戴标志服饰是新的惩罚措施”

　　一群与我同龄孩子的看管人叫斯蒂芬“叔叔”，当时他正和其他的看管人在餐厅。他朝我挥了挥没有汗毛的手臂，说：“找个地方坐，小甜心。”当甜心这种如此纯洁、多情的词从他的嘴里吐出时，总感觉有点不大对劲。我坐在了他们对面的椅子上，揉了揉眼睛，假装困意来袭，好争取点反应时间。

　　“我们应该先祷告吧？” 默西“阿姨”说。我们手拉着手；我的手有点湿冷。当我们祈祷的时候，我用脚趾头在摆弄一个硬黄粒米。想到接下来的事无法逃避，我开始觉得浑身不舒服起来。

　　他问：“你就没收事要给我们说的吗？”

　　我开始只是从小事坦白。这个游戏我之前玩过。“我干家务不太用心，”我说。如果第一次猜对了，他们会再问下去。所有东西都可以给他们，我也别无选择；但收音机不行。

　　大多数邪教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加入邪教就必须放弃所有。在那个家，还有之前我待过的地方，都会有一些为入教而留下的物品。有一次，我被叫到收拾这些杂物，然后就发现了一部收音机。

　　第一个晚上我听收音机时就被费斯发现了。她睡在我的下面（中铺）。床是用狭小的胶合板做成的，床垫是破旧的泡沫材料。床垫里能藏东西，比如煮熟的鸡蛋、书、巧克力，还有收音机。我和费斯不能说上几句话，因为我当时正在受到“保持沉默”的处罚，除了看管人，我和谁都不能说话。

　　保持沉默和戴标志服饰是邪教中惩罚的新伎俩。保持沉默很好理解。接受这种惩罚，就得在我们的脖子上挂上用纸板或胶合板做成的牌子，比如“保持沉默”或“我需要感恩”或“请提醒我微笑”。上次，有个八岁的孩子被连续要求保持微笑，竟然把“请提醒我微笑”的牌子挂旧了。惩罚措施来来去去就像外面的流行风，但他们钟爱的方法有：写散文、背《圣经》、强制微笑、跑圈、无谓的体力劳动、隔离、当众挨揍、粗茶淡饭。这些惩罚措施有时会混合使用，还能持续好几天或数个月，谁也不知道他们会采取哪种组合方式。

　　费斯是新来到我们这的。她的袜子不止一双；这表明她之前在较小的邪教社区待过。那天晚上，我把耳机线从收音机中拔出来时，她听到了收音机内置扬声器发出的静电干扰的声音。从那晚开始，当我们确定没有人来检查时，她就爬进我的床铺，我们每人戴上一个耳塞，一起蜷缩在毯子下面听收音机。

（劳伦·霍夫在智利；五岁左右）

　　由于这是我的收音机，我可以决定从两个仅有的英语音乐台中选台。在每晚几个小时中，我们感受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家庭”教也会创作自己的音乐，但他们的音乐无关乎爱、痛、惆怅。他们的音乐都是赞美耶稣、主教或者“家庭”。收音机带来的音乐和言语让我们感受到了希望。我有时想，我要是生活在收音机音乐里的那种生活中多好啊，在那里，我不害怕任何人。有时我们想听“治愈”（The Cure）或“史密斯”（The Smiths）乐队的歌。我喜欢歌手们焦虑、痛苦的声音，虽然我还不太理解，但那种扑面而来的感觉很好。费斯喜欢听辛迪·劳帕（Cyndi Lauper）和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的歌。我们多么想跟着音乐用脚趾头敲击床板，那时我们知道屋子里还有其他人，害怕惊醒了睡在下铺的孩子。

　　我们的秘密把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开始在白天交流、聊天。

　　我们谈论我们去过的地方，之前的故事；我们坐在大篷车里旅行，住在露营地，我们记得那时还是比较快乐的。除此之外我们也没有多少可以交流的，因为她看到的、所做的事都和我一样。她记电影的情节记得非常好，好像她之前待的地方比我们要宽松自由一点，看的东西比我多似的。她给我讲电影，一幕一幕的，有时一句一句的，就像讲故事一样。

　　“在最初的一个小时里，我供述了一堆事。我很累，很迷茫。我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

　　我没有多少朋友，也没怎么保持联系。我当时麻烦很多，几乎没有人敢在看管人的眼皮子底下与我交朋友；除非他傻的够呛，或足够勇敢。“家庭”邪教中能交的朋友还是可信的；现在我也有了一位朋友，或者说近似是朋友吧。我希望找个人说说话。

　　我们夜晚收听音乐的聚会持续了数周。一天，默西“阿姨”在我的床上逮住了费斯。我们恰巧都睡着了。默西“阿姨”没有发现收音机，但她告诉我们她不希望下次我俩再被逮着。第二天，她也没说什么，我们想这事就算过去了。如果这样，这就是她第一次和最后一次的仁慈了。我非常怕她，并不怎么了解她。

　　斯蒂芬“叔叔”问：“没别的了？”他的眼睛很冷酷、蓝蓝的，还有着德国口音，听起来很好，真的。

　　我尝试图避开他，但这是不可能的。我那时没看过纳粹题材的电影，否则我就会觉得他很像纳粹，样子有点滑稽。他的眼神令我害怕。

　　尽管只穿着很薄的背心，我也不觉得冷。但我还是抱紧身体，浑身发抖。

　　“我很傻。我说了一些我知道的笑话，”我说。

　　“没别的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我讲了能讲的东西，很累，很困惑。我不再说话了。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想知道什么。我闭上双眼，安静的待着，听他的靴子在地板砖上走动的声音。

　　斯蒂芬“叔叔”总是在屋子里穿着靴子。其他人没有这么做过。

　　“爷爷”不喜欢在屋子里穿鞋子，因为鞋子里会隐藏秽物，邪恶的灵魂能随着鞋子和衣物钻进来。

　　“爷爷”就是大卫·伯格(David Berg) ，“家庭”教的发起人。这里成年人都叫他“爸爸”，这听起来有点令人困惑。要是换个世界、换个时间，他肯定被关起来了。但在我的现实世界里，他创立了邪教。

　　我感受到斯蒂芬“叔叔”在我脸庞边的呼吸。突然，他重重地掌掴了我的脸。我听到其他的看管人都为我祈祷，或许他们不是在祈祷我好，而是祈祷我倒霉。我感到我的嘴里都是血。我不知道我的父母在哪里，或者他们知不知道现在发生的事。我没敢问。

　　我睁开眼睛；当他的目光扫过我，与他对视了一下。我恨他。

　　斯蒂芬“叔叔”已经把我“禁言”一个月了。我只是最近才允许说话。他喜欢当众惩罚我们。他随身带着竹藤。用巴掌揍人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但用藤条揍人能伤人皮肤，所以只有关门后在家里用。绝大部分时间他们只用腰带或木板。

　　我盯住他的眼睛，我想让他看见我没有哭。我知道他想打垮我。他们还没有打垮我，不过这不可避免。那时那刻我最想让斯蒂芬“叔叔”知道的是，打垮我并没有那么容易。我朝斯蒂芬“叔叔”的头上看过去，看到了耶稣的挂像。那不是金发碧眼、友善的耶稣。

　　那副画中的耶稣骑着马从天堂降下，被燃烧地球的大火包围。

　　如果这些看管人在追随耶稣之前，看过警察题材的电影，就会有审讯的合适方式。我坐在餐厅，努力想弄明白这些看管人想从我这得到什么。这时费斯正在楼上一看管人的办公室，估计在想同样的事情。他们不知道他们应该告诉我费斯在楼上接受审问，我应该在费斯供述之前交代所有事情。坦白，虽然说有益于灵魂，但不太适合眼下的我。

　　我想不起来我犯过什么罪行。所以，我只好开始把嘴闭上。

　　“我从食品储藏室拿过一些杏仁。”

　　“为什么”

　　“我饿了。那里有很多，我想这应该没事。”

　　“没别的了？”

　　“我嘟囔着，我上周六去照看了那些孩子，没能去贴海报。”我撒了谎，但这个谎或许对我有利。我喜欢照看那些小孩子。再说，我妈妈当时负责照顾他们，白天外出去卖海报或敲门寻求赞助来筹钱。

　　“还有什么？”

　　“罗马人那晚来了。但是他们来的太晚了。有人向一个记者举报了；而记者举报了邪教看管人。”

　　六个小时后，太阳升起，我能听到大家起床后下楼的声音。这些孩子在围着看管人和我做早餐。当他们从旁边走过时，目不斜视。那时，我感到受到了巨大羞辱。但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当众受罚，对他们那样看我已经不再在意。我们都会有可能坐在这个椅子上受罚。那些人不知道这只是时间问题。

　　这些看管人或者已经从我这得到了他们想得到的东西，或者他们选择了放弃。默西“阿姨”想再次祈祷。这次我必须握住他们的手，但她祈祷的言辞告诉我，这仅是我严峻考验的开始。

　　几周后，还是在这个阁楼，这个他们关押像我这样闹事孩子的地方，这个让我们背那些醉的不省人事的主教毫无意义胡扯的话的地方，这个他们让我们报告脑海中闪过全部想法的地方，这个毒打天天发生的地方，我崩溃了。其实更像一声叹息，而不是你灵魂破裂的感觉。我记得当我心理防线崩溃的那刻，没有受到伤害；以后更加容易崩溃。

　　那些罗马人那晚来了，但太晚了。有人向当地媒体记者透露了消息；记者又举报了这些邪教看管人。在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静静地挤进了厢式货车，把我们的脑袋藏在窗户下面，看管人把我们带到了另一个家里。

　　费斯并没有来新家，我知道最好不要问她去哪了。但现在，这个叫露西（Ruthie）的女人，看起来、听起来非常像费斯，问我关于收音机的事。“他们发现它了吗？”

　　“你没有出卖我，”我说。不，他们从没有发现收音机。

　　“但那时你的麻烦为什么比我多那么多？”她问。

　　“我想了数年。但你知道怎么回事，就不再想了。接着有一天，我告诉我的女性朋友关于收音机的事，我最终弄明白了。他们认为我是同性恋。”

　　“要命，”她说，拍打着咖啡桌，一下次打破了咖啡厅的安静，那些奥斯丁人都看过来了。我俩笑着说，刚才她犯了几个“家庭”罪项：吸引注意力，声响太大不像女生，最可原谅与最不可原谅，随便亵渎上帝之名等。

　　但那年我才13岁，不是同性恋，甚至我还不知道啥是同性恋。那时我只是个难对付的假小子。

　　她给我看了她丈夫、孩子的照片。我也给她看了我的小狗的照片。我们聊了一整个下午。

　　我们不要解释太多。我们都记得。

　　劳伦·霍夫所著《看管人》首次由格兰塔出版社出版法发行。下面是与劳伦·霍夫采访对话

　　霍夫，今年39岁，出生于西柏林，在“家庭”邪教中长大。该教由大卫·伯格于1968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创建，之前被称为“上帝之子”（The Children of God）。

　　你现在哪儿？

　　住在德克萨斯州的奥斯丁。我刚来这几个月。去年我卖掉了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房子，之后就开着我的房车到处旅行。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柏林待了几个月，现在我来到了这儿。我非常喜欢这里，不过我在圣达菲（Santa Fe）租了房子，安了家，刚到那几个星期。

　　你跟“家庭”邪教去的地方多吧？

　　我们乘坐在露营车、厢式货车到处走，住在帐篷里。在我四岁时，我们搬到了智利，住了几年。在日本待了几年，接着在瑞士和德国也待过。

　　你能离开教会肯定是个奇迹。

　　哦，天哪，是的。我做到了。我不知道如何独自逃离教会。我一直想……我是不是跑去大使馆呢？我如何才能获得护照？接着有一天，妈妈告诉我们要打包收拾东西。在慕尼黑待的几个星期，忐忑不安。后来我的祖母把我们带了德克萨斯州西部的家里。

　　什么让你妈妈下决心离开？

　　妈妈担心我们将变成彻底的文盲，她还不能保护我。我的继父也沮丧，他们也不准备让他担任领导职务。

　　你的父母为什么加入“家庭”？

　　我母亲当时特别担心越南战争。她是个嬉皮士，到处抗议啥的；当时有些人脱离社会，追随耶稣。当时她认为这种乌托邦式的生活很好。然后她遇到了我的父亲；我父亲也在那，他也喜欢到处游走。我母亲不谈论“家庭”的事，我也从来不问。我只是最近才与我的父亲谈论此事（霍夫的父母在她七岁时分开了）。

　　你不埋怨他们？

　　哎，当我19岁时我才知道我多么傻；我父母加入该教时也才19岁。这也不能怨谁。

　　你出来后感觉怎样？采取过很多治疗措施吗？

　　没采取多少治疗措施，而且绝大部分措施没什么作用。我接触的治疗专家有的哭，有的给我拥抱，确实很奇怪。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治疗我。我的意思是，我心里还藏着事，我还做噩梦，不能与普通人交往。我总是有被孤立的感觉。很长时间以来，我没有真正的朋友。在高中，我不知怎样与大家交流。我不会选择语言。90%的对话是：“嗨，你还记得《宋飞正传》（Seinfeld）的情节吗？”等一些废话。我很怪异、很尴尬。我把我手头的书都读完了。这就是我能做的，我宁愿藏在书的故事里，也不愿面对现实。

　　哪些书你觉得不错？

　　《在路上》（On the Road）这本书让我有了创作的念头。玛丽·卡尔的《大说谎家俱乐部》（The Liars’ Club），还有珍娜·沃尔斯的《玻璃城堡》（Glass Castle），这些书值得阅读。

　　你知道那些所谓“看管人”的最近情况吗？

　　最近一次有人看见“史蒂凡“叔叔””（Uncle Stephan）在阿姆斯特丹举着写有“临近结束”字样的纸板。你知道，其中一些“看管人”是我朋友的父母。我们都在脸谱上联系。但，我会避开谁的父母对谁谁做了啥事这个话题，我只和他们见面，而不是他们的父母。这是我们之间能保持联系的明确界限。教会成员的子女VS教会成员。我们有秘密的脸谱群，在那里我们可以畅所欲言。我们提供属于我们自己的、免费的治疗措施。

　　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我想写更多的东西。我不知道写书能否帮我维持生计，但近期我已开始写书，回忆录之类的，想把那些回忆整理到一块。

　　由厄休拉·肯尼（Ursula Kenny）采访整理。

　　原文网址：

　　https://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6/nov/27/family-religious-cult-former-member-recalls-experi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