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语按：放学前，余华（化名）拿出一叠一元钱交班会费，被老师发现钱上盖有印章，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回到家后，余华向父母说起了这事，结果反遭父亲余新一巴掌暴打，满脸委屈的余华哭着跑到派出所举报，结果引来了警察的极大震惊……

　　余新曾是李洪志的“亲传”弟子，23岁就当上了“法轮功”辅导站站长，曾经到处宣讲所谓的“大法”，一度风光无限……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他口头上表示退出“法轮功”邪教组织，但还是在家偷偷练功，结果……

　　收藏世家

　　1972年，余新出生于广东省江门市一个侨眷家庭，因父母工作繁忙，从小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爷爷是个老知识分子，也是个收藏家。在爷爷的带动下，余新从小喜欢练毛笔字、听电台讲故事、看粤剧，很小就对集邮、连环画、古钱币产生了兴趣爱好，经常跑到邮局、集邮、市场、公园交流收藏心得。

　　余新就这样无忧无虑地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少年和青年，20岁那年高中毕业后就进入江门市石油公司，成了一名令人羡慕的国企职工。参加工作后，他利用周末进修学习，还考取了会计证，被单位安排从事会计工作，前途一片光明。

　　误入歧途

　　1993年，余新在南湖公园认识了一些练气功的朋友。有一位大爷向他介绍“法轮功”，鼓吹这是“宇宙真理”。余新一步步被玄之又玄的“法轮功”邪说所迷惑，1994年底跑到广州参加了李洪志举办的“法轮功”面授班，从此自诩为李洪志的“亲传弟子”。

　　回到江门，余新的“地位”火速上升，年仅23岁就当上了江门“法轮功”辅导站站长，常常到处宣讲，组织练功，一度风光无限。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后，余新难以接受这一现实，和妻子偷偷躲在家里练功。

　　深陷泥潭

　　由于余新一直从事邪教活动，为此曾被行政处罚，还受到单位领导多次约谈。但他一直拒不认错从不悔改，认为常人不懂“法轮功”的理，经常与他人争得面红耳赤。最终，为了能够安心练功，余新辞去了工作。后来他四处打工以维持生计，但由于常常在工作时间或出差过程中偷偷向他人“讲真相”、“发正念”，每份工作都干不长。

　　有一天，他在邪教网站上看到了“法轮功”邪教组织鼓励信徒用纸币“讲真相”的文章，从此，夫妻二人利用打工省吃俭用的钱，购买了电脑、打印机等设备，并到银行兑换了一叠叠崭新的一元、五元、十元、二十元面额的钞票，制作了一万多张“反宣币”，总量达到两万多元。他们不但荒唐地认为这“反宣币”将来会升值，甚至幻想以这种方式助他们“上层次”，早日实现“圆满”。

　　夫妻俩把打工挣来的积蓄全部制作成邪教资料，家庭生活却穷困潦倒，多年来，没有为小家添置过一件家具，也没有为自己买过一件衣服，甚至日常生活开支以及儿子余华上学购书的费用，也要依靠母亲退休金支持。他们痴痴地信守着他们所谓的“信念”，误认为只要按照“法轮功”邪教要求的做好就能“圆满”。

　　多年来，余新一边偷偷制作“反宣币”，一边想方设法进行散播。有一次，余新拿着一张五元的“反宣币”去买菜，企图向他人“讲真相”，结果当场被菜贩子识破。菜贩子臭骂了他一顿，并拿起手机报警，吓得他狼狈而逃。

　　余新很清楚从事“法轮功”活动是违法行为，只好三更半夜出门，借着夜幕掩护到公园里、小区旁，散发邪教资料。

　　由于余新夫妇痴迷于所谓的“信仰”，很多亲人渐渐都与他们断绝了来往。不但如此，心理越来越扭曲的余新对儿子立下了很多禁令：禁止儿子加入少先队、共青团；禁止儿子与其他伙伴玩耍；禁止儿子看电视干扰他们学法练功；禁止儿子献爱心捐善款……

　　自投罗网

　　2017年的一天中午，余华收到学校收班费的通知后，因父母外出无法联系，只好从他们床下的大铁皮箱里抽出一叠纸币，拿到学校交班会费。收到这叠崭新的一元纸币，老师开始有些哭笑不得，但很快发现了异样，发现这是一叠印有“法轮功”标语的反宣币，于是对余华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并追问这些纸币的来源。小余自知犯错，默不作声。

　　回到家后，闷闷不乐的小余向父母说起了这事，结果反遭父亲一巴掌暴打，满脸委屈的余华哭着跑到附近派出所说明情况，警察很快找到他的家。一进入余新夫妇的房间里，办案警察立即震惊了，只见屋子里存放了大量的“法轮功”邪教资料，还有一大箱子印满邪教标语的“反宣币”,光清点就耗费了三名工作人员六个小时。

　　余新夫妇最终双双落网被判重刑。

　　如今，每当余新想起这一桩桩荒唐的往事，他都忏悔不已。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

　　编者温馨提示：“反宣币”已成为“法轮功”邪教新的宣传手段，“法轮功”境外媒体对如何制作“反宣币”不遗余力地传授方法，千方百计地教唆境内“法轮功”人员利用“反宣币”加强邪教宣传，扩大社会影响，殊不知“反宣币”无论其内容、形式和性质，都是违法的。如果有人一定要铤而走险，执意利用“反宣币”进行非法宣传，其行为就是违法犯罪，必然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