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间的反邪教运动，起源于美国，美国社会文化文化思潮一直标新立异，作为标榜新思潮之一的新兴宗教（包括邪教）在美国也表现得尤为突出，美国民众自然饱受邪教之苦。同时，美国民众素有自主结社、捍卫自身权益的传统，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行动起来结成社团组织共同抵御邪教的侵害，发动席卷全国的反邪教运动。民间团体反邪教的方式经过长时间的演进，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采取强制性的程序接触转变为采取诱导性的离教咨询和战略影响法。

　　“程序解除”。20世纪70年代，美国反邪教组织最先采用的救助手段是“程序解除”，特德帕特里克认为所有被吸收的邪教成员都被邪教团体采用“洗脑”程序，给他们强制灌输了邪教思想，丧失了自主判断能力，其精神和行为都被教主控制了，为了挽救这些受害人，必须采取一种强制性的反“洗脑”方法来解除他们被输入的程序。这种解除程序的方法就是父母和程序解除人向受害者提供一些揭露邪教组织真相的资料，促使教徒人情邪教和教主的真面目，帮助其脱离邪教。在教徒痴迷邪教不能自拔的时候，也不得不采取一些非法手段，例如受害者亲属组织一些人员和“程序解除员”到街头截住其子女，把他拖进早已准备好的汽车里，带到一个隐蔽的地方，单独关押，实施24小时的监视，上厕所也得有人陪伴。然后父母及“程序解除员”对其进行教育感化，直到他幡然醒悟。这一过程要持续数天甚至数周。这种方法在那个时代几乎是唯一的救助方法，但是也出现很多问题：一方面“程序解除”的绑架和监禁手段是暴力侵犯公众的非法手段；另一方面受害者在进行“程序解除”后，仍然要继续心里治疗才能适应社会。因为信徒一旦意识到自己在心理、身体和经济上受到邪教伤害，就产生挫败感，有的忍受不了决裂的痛苦，不如回到那个心灵受到安慰的邪教组织，有的甚至自杀。

　　“离教咨询”。由于“程序解除”的方法让反邪教人士面临着受到法律制裁的危险，又恶化了信徒与亲人的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专业人士逐步开拓出一条新的反邪教途径——“离教咨询”。从事“离教咨询”的多是前邪教信徒，他们对邪教组织比较了解。其咨询过程一般是由2-3人组成一个咨询小组，在开始行动前，咨询人员通常先与有关的家庭和朋友开个预备会议，让其亲友分别与邪教信徒改善关系，争取他答应与家人朋友一起呆上几天。如果一起进展顺利，信徒会抽出二三天时间同家人、朋友、咨询人员、前邪教信徒、及其他专家进行交谈，他们向邪教信徒提供一些该邪教组织及教主的内幕，或让他观看有关思想控制及邪教问题的书籍和录像带。在此期间，信徒可以单人独处，也可以随意休息，讨论什么问题，和谁讨论，都由他决定，信徒可以提问，大家平等的交谈，他还可以随时改变主意，随时离去。虽然“离教咨询”比“程序解除”有了很大改进，听起来也非常完美，但在执行中存在较大的难度，信徒进入邪教后就已经被邪教塑造出和以前性格迥异，具有邪教共性的信徒，因此亲人很难说服信徒对邪教组织的看法，而“离教咨询”的顾问都是前教徒，没有受过专门的咨询训练，不能触及到邪教信徒和其家人的心里症结，不能解决信徒入教前的问题。所以“离教咨询”效果也一般。

　　“战略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网络的普及，使得“离教咨询”得到进一步发展。以前，“离教咨询”的前提是顾问掌握了别人难以知道的有关邪教的内部信息，因此，依靠外界的权威人士解决邪教信徒的问题，咨询是被动的，仅限于单纯的提供信息和内容。但现在情况不同，互联网到处都有关于邪教和思想控制的信息，任何人只要上网都可以轻易的找到任何必要的信息，向其他家庭、专家、前信徒救助。因此“战略影响法”不再侧重于提供邪教组织的有关信息，而是更加关注邪教信徒个人及其家庭所存在的问题，通过消除这些问题来彻底根除教徒对邪教组织的依赖性。

　　我们从美国的民间反邪教运动的过程可以看到，进入了邪教组织的人员必须要经过一段心灵的反洗礼才能彻底脱离邪教组织，其实这一过程不关只是一个心理疏导过程，而且还是深刻的剖析邪教的过程，专业性很强，所以在对邪教信徒的心理咨询和帮教的过程中，需要引入专家的疏导。同时在进行反邪教过程中，对邪教信徒的家庭关注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只有了解其进入邪教组织的原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其问题的存在，因此对于我国的反邪教的工作提供了较好的借鉴意义，反邪教的活动要积极发动民间组织的力量，而且要重视家庭的反邪教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