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们在看待邪教问题时可能产生一种“非我”——即“别人会被欺骗，我可不会”的认知错觉，因而掉以轻心，让邪教有机可乘。事实上，遇到一定的时机或场合，任何人都可能成为邪教的牺牲品。“非我”错觉主要源于自我提升偏差、后见之明偏见和自利归因偏差等心理因素，这些心理因素在人们身上普遍存在，却又难以察觉。

　　生活中有一种常见现象，不少人在生病后才后悔平时不注意保养身体，不少人在发生意外后，才想起多少次把保险推销员拒之门外。我们常常有一种错觉，“不好”的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这种错觉在人们看待邪教问题的时候表现得十分普遍。

　　加入邪教是“傻子遇上骗子”的事情吗？

　　前段时间，全国多地掀起了“对邪教说不”的网上签名活动热潮，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和参与。但是，有的人对此并不认同，他们说：我们家没有邪教，参加这样的活动没意义。

　　这让我想起几年前，我们计划在某地开展反邪教警示宣传活动，就曾听过这样的反对意见：不要不要，我们这里没有邪教，没啥好宣传的。后来，当地有位长者来找我，说他念高中的儿子一直很认真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不知什么时候起迷上了“法轮功”，天天把自己关在房里学“法练功”，上网与功友“交流”，家人怎么劝都不听，逼急了干脆门都不出，吃饭就叫个外卖，问我，这可怎么办。交流一番后，我们转入闲聊。他说：“现在反邪教宣传不够，我们接触反邪教知识的渠道太少了。”我点头应是，然后平静地说：“您的心情我很理解，但是平心而论，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的亲人遭此毒害，您以前会不会觉得反邪教宣传是可有可无的呢？”

　　上述举例丝毫没有指责的意思，而是想指出一个事实，反邪教知识普及有时不那么受待见，多数人只有在自身（或亲朋好友）受其害后，才发觉这个问题多么严重，却已经积重难返了。这其中，除了人们由于不了解而对邪教宣传“敬而远之”，还因为不少人觉得像被邪教欺骗那样“离谱”的事情，不可能跟自己扯上什么关系，没必要去留意、关注它们。

　　林少春同志在广东省“七·五”普法读物《36名邪教亲历者实录》的《序一》中说：“很多人在看到媒体报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山东招远恶性杀人事件等惨剧时，会表露出不理解、不屑，认为邪教的荒诞说辞怎么会有人相信，觉得加入邪教只不过是‘傻子遇上骗子’的事情”。[1]

（德）埃穆特著作《反邪教手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出版

　　德国学者库尔特—赫尔穆特·埃穆特梳理了大量邪教现象后，在其著作《反邪教手册》中写道：“在议论邪教成员时，总会有人说：‘这肯定都是些意志不坚定的人。我是不会这样的！’但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我们原则上都会被巧舌如簧的人所打动，也可以说，被花言巧语的骗子所打动。比如说，您买下了从未想过要买的东西，事后才发觉这些东西是没用的，至少可以说是多余的……不仅在广告中，谎言说了一千次会变成真理，邪教也是靠花言巧语运作的。”[2]

　　美国前心理学会主席玛格丽特·泰勒·辛格一生从事邪教问题研究，被公认为“全世界最重要的邪教问题研究权威”，她在其著作《邪教在我们身边》中有类似描述：“即使我们都知道人类是善变的——不管这种想法是不是令人愉快——大多数人傲慢地声明：‘只有那些疯狂、愚蠢和非常贫穷的人才加入邪教。没有人能驱使我自杀，打自己的孩子或把自己的妻子送给邪教教主。没有人能说服我干那种事情。’”

　　随后，辛格补充道：“当我听见有人这么说，我平静地说：‘要打个赌吗？’”[3]

美国心理学会（APA）前主席、邪教问题专家玛格丽特·辛格

　　正视邪教问题的“非我”神话

　　E·阿伦森说：“我们可能都曾经认为，‘这件事只会发生在他人的身上——不可能在我身上发生’。[4]作为一名反邪教工作者，类似“只有傻子才会加入邪教”的说法我听过太多，而且，这种观点十分根深蒂固，不轻易被改变。辛格把这种情形称为“非我”的神话：“人们总认为其观点、价值观和思想是不受侵犯而且完全能自我驾驭的……他们持有一种神话，即别人总是头脑简单，易受影响，而自己是很有思想的……当我们一听到邪教、阴谋或某个受制于他人、被他人影响的人，我们便试图本能地把自己同他们划分开来。我们坚持认为‘没有人能让我做这种事’，这似乎是一个勇气和自尊的问题。就如同士兵相信子弹只会打中别人一样，大多数人相信自己的头脑和思想不会受他人左右。他们声称：‘别人会被操纵控制，而我不会。’”[5]

　　邪教成员的行为往往十分“荒唐”，然而一桩又一桩荒诞的邪教事件此起彼伏，总是不停地有人落入邪教的陷阱。事实表明，“非我”只是一个麻痹人的神话。

　　为了编写《36名邪教亲历者实录》一书，我们调查了上万个邪教痴迷者受害案例，对痴迷者的年龄、性别、学历、职业等要素进行了简要梳理，发现，无论是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身处象牙塔的天之骄子，还是蒙昧初启的中、小学生，是事业有成、见多识广的企业老板、社会精英，还是家境贫寒、目不识丁的贫苦农民、打工仔，均有可能成为邪教的牺牲品，在痴迷邪教的歧路上执迷不悟。正如该书《序一》所言：“他们原本都是正常社会中的普通一员，跟多数人一样，他们也从不认为自己会落入邪教的桎梏。事实和研究都表明，遇到一定的时机或场合，任何人都可能成为邪教的牺牲品，即使头脑再灵光的人或教育背景良好者，也难免被邪教欺骗或俘获。”[6]

　　是的，“任何人都可能”，说来有点夸张，甚至有点“危言耸听”，但这确实是心理学和邪教问题研究得出的结论。陕西师范大学陈青萍教授说：“有的人心理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很容易接受别人的暗示，也有的人坚定而有主见，很难被别人的暗示所支配，但是不被精神控制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很少的，这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事实。”[7]对此，辛格同样不无遗憾地说：“正常人不会卷入邪教的谬论尽管存在，但事实却清楚地表明了每个人都易受邪教教主的诱惑。事实上，许多青少年和成年人属于中产阶级，受过良好教育，也没有被严重干扰，但他们还是成了邪教教徒。”[8]

　　“非我”神话的心理成因

　　如前所述，邪教问题的“非我”神话只是一种认知错觉，它源于人们对“自我”的不了解，而且，“不了解”的这部分“自我”，正好被邪教有意或无意地“利用”了，自己却浑然不觉。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详细探究邪教的欺骗手法前，让我们一起审视那源于我们自身的、根深蒂固的“非我”神话是如何产生的。

　　1、自我提升偏差

　　大多数人都有认为自己是最特别的幻觉，本质上，“非我”神话正是这样一种“自我提升偏差”。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认为，过去的25年中，很少有研究如自我提升偏差那般受到关注。[9]美国心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说：“我们对自己认为熟知的事物确信不疑，我们显然无法了解自己的无知程度，无法确切了解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10]心理学研究发现，很多情况下我们并不知道，事实上我们并不如想象的那样了解自己。我们常常会把自己想象得比别人好，比别人更强。70%的人认为他们的能力比平均水平要高；80%的人认为他们的情感控制要比平均水平要强；90%的人认为他们的道德水平比平均水平要高，但我们恰恰忘记了平均水平就是50%，只有50%的人比另外50%的人在某一方面略强一些。我们还经常觉得我们和别人不太一样，比如，大部分人认为自己比起同龄人更可能生养天赋过人的孩子，或者活过80岁，与同龄人相比不太可能发生车祸，受到刑事伤害，或者生重病等。布朗总结道：“简而言之，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比真实中的样子更好。”[11]所以，尽管身边不乏认识的人被邪教毒害的情形，我们还是会感觉邪教跟我们不是处在同一个世界。

　　2、后见之明偏见

　　日常生活中，我们会遇到不同的人和事，接触不同的说辞或“思想”，我们会尽可能地让别人“理解”自己，同样，别人也总会“影响”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观点每天都在更新，但很少有人觉得自己被别人“改变”。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后见之明”的思维偏见在作祟。

　　后见之明指后见判断（可得益于事件结果反馈的判断）与先见判断（不知晓事件结果时的判断）的系统差异。[12]对于一件事情的理解，已经知道结果和还没知道结果时，我们往往产生不同的判断，而且可能差别很大，而且，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差别即使很大，我们却很难察觉。

　　科学史上有许多例子印证了“后见之明”的威力，其中众所周知的一个例子是伽利略关于“两个铁球同时着地”的著名实验。还记得中学的情景吗？当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述这个实验时，同学们纷纷议论说：“这么简单的实验，为什么他们就不会做呢？”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阿里士多德关于“落体速度与重量成正比”的教导在之前1800多年里一直被认为是正确无误的，在这之前，竟然没有人会做一个这么“简单”的实验，甚至没有人提出过怀疑。“后见之明”的思维惯性如此巨大又如此隐蔽，其威力可见一斑。

　　丹尼尔·卡尼曼认为，人类大脑的常规局限使它没有足够的能力重构过去的知识结构或信念，当我们回顾以往时，由于后见之明，对有些事会产生虚幻的确定感，因此我们变得过于自信。[13]一旦接受了一种新的世界观，或对世界某一方面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你就会立即丧失很大一部分回忆能力，无法回想起自己观点改变前的那些想法，而是误认为：我早就知道了。

　　而且，丹尼尔·卡尼曼说，“结果越糟糕，后见之明的偏见就越严重”。因为导致糟糕结果的事实往往显得更加“夸张”，更容易进行识别，这时，人们更容易认为：傻子都能想到。回想一下，那些发生在别人身上的、被邪教欺骗的糟糕事情，比如“法轮功”痴迷人员听信李洪志关于“虹化”的谎言而点火自焚、“华藏宗门”邪教成员竟然把自己的妻子、女儿都“奉献”给“教主”吴泽衡，这些事实如此荒谬，看起来多么容易避免，对此，产生“只有傻子才会加入邪教”的看法显得不足为奇。人们总是说，“邪教的说辞那么荒诞不经，怎么会有人相信”，这正是“后见之明”的一种典型表现。

　　3、自利归因偏差

　　社会认知研究领域有一个基本共识：处在模棱两可的不确定情境下令人感到不愉快，于是人们便积极为事件和经历寻找合理的解释，进而探索影响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委，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对事件发生作用。在观察者眼里，行为是不可能脱离个体而单独存在的，当描述和解释社会行为的原因时，与情境和环境性因素的影响相比，人们会过高估计人格和气质因素的重要性，这种现象叫“基本归因错误”。[14]

　　海德对因果归因理论作了深入研究，他注意到，人们在判断某行为的动机时，经常会忽视或者低估情境的决定性作用，而过分强调个体的内在动因。而且，当解释他人行为时，这种趋势更强烈。特别是出现消极行为或结果时，我们更倾向于将我们自己的行为归因于情境，即外在因素，而当出现积极行为或结果时，我们便倾向于将期归因为自己的内在因素，这种归因偏差叫“自利归因偏差”。[15]譬如，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自己的球队赢了觉得是发挥出了实力，输了则可能是场地不适应或天气不好，同理，我们看待那些被邪教欺骗的人们时，很容易认为是他们“傻”、“贪心”，却忽视了那些令他们“身不由己”的、起更大作用的情境因素。

美国心理学会(APA)前主席菲利普·津巴多

　　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主持者菲利普·津巴多通过他卓越的研究，并考察了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美国连锁餐馆发生的“裸检的骗局”、以及“人民圣殿”教制造的900名信徒集体自杀等恶性事件后得出结论：不论是细微或明显的情境因素，皆可支配个体的抵抗意志，在特定情境下，情境力量远远胜于个体力量。[16]埃穆特指出，那些加入奥姆真理教的人肯定会认为，耶和华见证会的那套刻板观念很没有意思，另一方面，那些潜在的克里希纳教信徒也会觉得统一圣灵协会没有意思。[17]与邪教受害者打交道20多年的美国心理学博士凯萨琳·曼恩说，“邪教招募之所以隐秘，是因为加入邪教团体的大多数人都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18]邪教在发展、控制信徒的过程中，正是依靠大量利用情境因素，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深陷泥潭，无法自拔。人们往往不是一开始就“相信”，而是不知道怎么就“深信不疑”了。

　　是的，邪教并非处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时空，而是真真实实地存在于我们身边，觊觎着每一个可能滋长的机会，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黄帝内经》说：“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反邪教警示教育的理念也应如此，在还没有遇到邪教的时候，先在内心对邪教说“不”，其原理正如同中医思想之“未病先防、既病防变”也。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旨在考察人们看待邪教问题时可能存在的“非我”错觉，以期让人们对邪教问题有更清醒的认识。至于邪教怎么利用这些错觉，特别是情境因素如何在邪教招募中发生重要作用，则是一个值得更加深入、详尽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2][17]（德）库尔特—赫尔穆特·埃穆特：《反邪教手册》，鲁路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9

　　[3][5][8]（美）玛格丽特·辛格：《邪教在我们身边》，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

　　[4][14]（美）E·阿伦森：《社会性动物》，邢占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0

　　[7]陈青萍著：《精神控制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0

　　[9][11]（美）布朗：《自我》，王伟平，陈浩莺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1

　　[10][13]（美）丹尼尔、卡尼曼：《思考，快与慢》，胡晓姣，李爱民，何梦莹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7

　　[12]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250864922.html

　　[15]（美）布鲁尔：《我们，你们，他们：群际关系心理学揭秘》，李卫华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6

　　[16]（美）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孙佩妏，陈雅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10

　　[18]凯萨琳·曼恩，载自罗斯著作《邪教：洗脑背后的真相》序，香港：和平图书有限公司，2015.1